名人推薦：審訂、推薦｜萬毓澤（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共同推薦（依姓氏筆畫排列）──

吳豐維（文化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彭仁郁（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

黃涵榆（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教授）

葉啟政（臺灣大學社會學系退休教授）

葉浩（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蕭育和（科技部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

推薦語

透過這本傳記，我們可以從傅柯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平時言行風格（特別是涉及左翼政治與學院內的「權力」運作）來認識這位思想家，領略其思想發展與現實社會經歷之間在概念上綿衍而糾結的關係，尤其其所傳達的生命價值真...

初版前言（一九八九年）

死亡並未隱藏任何祕密，也沒有開啟任何一扇門。死亡是一個人的終結。存活下來的，是這個人曾經給予其他人的東西，留在他們記憶裡的東西。

──愛里亞斯（Norbert Elias）

替傅柯寫一本傳記，此事似乎有些矛盾弔詭。傅柯不是多次擯棄作者的概念，因而排除了傳記研究的可能性嗎？當我著手進行本書的寫作時，有好些人（我的朋友、傅柯身邊的親友）都提醒我這個問題。不過，儘管反對的意見看似中肯，但卻難以成立。傅柯曾對作者的概念提出質問？是的。那麼他的質問想表達什麼？他讓我們知道，在我們的社會裡，論述的傳播不得不屈從於作者、作品、評論這些形式的束縛。儘管如此，他也無法自絕於他所生活的社會──他和所有人一樣，都受到他所描述的這些「功能」的限制。所以他為自己的作品署名，他透過一篇篇序言、文章和訪談，將這些書一本本連結起來，盡力重現他每一階段的研究的連貫性和原動力；他接受評論的遊戲規則，參加為他的研究舉辦的研討會，回應反對的意見，回應批評，回應誤讀也回應正確的解讀。簡而言之，傅柯是一位作者，他完成作品，作品受到評論支配。直到今天，不論是法國或其他地方，都還在舉辦各種關於傅柯的專題研討會與座談會；我們收集他在世界各國出版的文字，為的是結集成一套完整的「言談和書寫」；我們討論是否該出版這些或那些不曾發表的文字，討論是否該將他在法蘭西公學院的課程錄音編輯成書。那麼，為何只有傳記始終是禁區？因為不時有人聲稱，傅柯一向拒絕提供生活細節？錯了。傅柯曾在多次訪談中提供大量的清楚說明，除此之外，他還同意讓《傅柯訪談錄》（Colloqui con Foucault）在義大利出版，那是一系列的訪談，裡頭有一大部分在回顧他的智識歷程。他還在一九八三年提議要我跟他一起做另一本比較完整、「文字比較講究」的訪談錄，放在幾位學者回憶自己的養成教育和研究緣起的書系裡。

反對自傳的真正原因或許並不在此，而是因為直到今天，提及同性戀依舊會引起爭議。在我進行訪查期間，總是不斷有人對我提出相同的問題：「這本書會寫到同性戀嗎？」有些人擔心這會遭到誤解；有些人則很驚訝，都一九八九年了，竟然還有人會為坦然談論此事感到猶豫。顯然，這本書注定會激起對立的反應，一方會認為同性戀的部分我講得太多，另一方則會遺憾細節太少或描述不夠生動，譬如傅柯在美國的生活。我能怎麼回應？我覺得，或許我跟第二種看法比較接近。我不想讓抱持第一種看法的人覺得不舒服。我不希望歪曲事實，我不打算憑感覺寫書。要找到平衡並不容易。我想要抵抗隨時準備出手的軟性鎮壓和審查，我想要抵抗，更因為這是一本關於傅柯的書，而他的所有作品都可以當作對於「規範化」（normalisation）權力的反抗來讀。可是，炫示和暴露不正是承認了這些權力，也承認了這些權力容許的偷窺癖所擁有的力量嗎？為了繞過這塊雙重暗礁，我的決定是，如果在理解傅柯的某些特定事件或學術生涯、作品、思想、生命（和死亡）的某些特定面向時必須陳述這些事實，那麼我會將這些事實放在現實的背景裡陳述；如果有些事實僅牽涉到每個人都會在私人生活裡為自己保留的祕密版圖，我會默默走過。然而有一點是應該說清楚的：傅柯自己曾在法國或國外接受若干同性戀期刊訪談時侃侃而談。希望那些醞釀著要為我的「揭露」而憤怒的人能明白，這些「揭露」經常只是一些翻譯和引述。

傅柯很喜歡引用夏赫（René Char）的這句話：「發展你們正當的怪異。」我們就拿它作為本書的標誌吧。這本為傅柯而寫的書，寫作緣起僅僅是因為對於一個人及其著作的崇敬──這個人和他著作的光芒不斷啟迪法國和國外的知識活動，至今近三十年。

＊

剩下的就是進行訪查時遭遇的困難了。首先是必然會在這類調查時出現的障礙：受訪者的記憶有可能因為時日久遠而衰敗，要經歷一次又一次的訪談和討論，才會緩緩爬升至回憶的表面，結果得到的經常是彼此矛盾的敘述，還得去尋找其間的交匯之處。還有就是文獻遍尋不獲，或是藏在重重管制的檔案裡，得通過重重的官方許可，或是要靠層層的關係出手相助方能得見。為了蒐集這些資料，為了和這些受訪者談話，我必須四處旅行：這個研究帶著我從突尼斯（Tunis）到普瓦提耶（Poitiers），從里爾（Lille）到舊金山，從克雷蒙費弘（Clermont-Ferrand）到烏普薩拉（Uppsala）或華沙（Varsovie）。我也必須在一個非常異質的文化空間裡移動：從科學史學者（索邦大學〔Sorbonne〕退休的名譽教授）到《解放報》（Libération）的總編輯；從瑞典外交官到前衛作家；從法國前總統府祕書長到凡森大學（université de Vincennes）創校時期的極左派人士等等。其後必須做的，是拿著書面資料和我收集到的所有家人、朋友、同事、學生、反對者的訪談紀錄進行比對。

不過，關於傅柯，還有一些特殊的困難之處。他是個多重面向的複雜人物。「他戴著面具，而且一直在換。」杜梅齊勒（Georges Dumézil）這麼說，他比任何人都瞭解傅柯。我不曾試圖揭露傅柯「唯一」的真相，因為在面具之下，總是有另一副面具，我不認為在重重的偽裝之下，可以發現人格的真相。傅柯不只一個？有上千個傅柯，一如杜梅齊勒所說？是的，或許如此。就我所見，我將這些傅柯呈現出來，他們經常和我在一九七九至一九八四年間所認識的傅柯非常不同，不過我盡量避免評判，避免建立某種好惡的排序。

然而最大的阻礙是更隱蔽、更潛藏的。光是為了確立事實，首先就得擺脫所有包圍傅柯的神話。這些神話緊緊黏附在他的身上，有時形成屏障，遮蔽了來自文件和訪談的明顯事實。傅柯自一九六六年《詞與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出版之後，就占據了公眾舞臺的前緣，但他的名望很快就跟他在七○年代的政治活動重疊在一起。從那時開始，寫到傅柯的文字，經常都帶有遲遲才被建立的「入世哲學家」（philosophe engagé）的形象印記。這樣的印記似乎反過頭來修改了傅柯此前的一切。

請不要誤解我的用意：雖然這本書致力於重建歷史事實，對抗層層沉積的傳說，但並不是要剝除傅柯作品的創新、耀眼和豐富，而是相反，要將這些光采全數還給他的作品。過去四十年，傅柯的作品有非常多的解讀，這些解讀遭到遺忘、壓抑、忽略。這些解讀消失了。讓傅柯的作品從單一、殘缺的面貌中脫離出來，並不是在傷害他的作品。讓傅柯的作品回歸其歷史脈絡，重現其多重力量，其實是讓傅柯的作品變得更強大。

＊

述說一個人的生命，確實是一件永無止境的工作。就算花上二十年去說，還是一直會出現待人發掘的東西。就算寫上十部，還是得再多寫一部補記。舉例來說，我們不可能在這裡為傅柯在一九七○至一九八四年間簽署過的請願書建立完整的目錄；我們也無法想像要如何重述他參與的每一次抗爭行動。克洛德．莫里亞克（Claude Mauriac）在他十卷的日記《靜止的歲月》（Le Temps immobile）裡花了數百頁的篇幅述說這些事，即便如此，他也只是提到其中幾場抗爭行動。我們也不可能回顧傅柯在世界各地的大學校園所做的每一場演講，或列出他接受過的所有報章雜誌訪談的清單。我也無法逐一提及傅柯見過的每一個人，這些名字非常多，經常是一些私交，沒什麼特殊的影響，或是友誼深重，不容置喙。此外，傅柯跟許多人的關係，對他們來說意義重大，但是，既然我寫的是傅柯的傳記，就應該關注對傅柯而言重要的那些關係，而不是去關注傅柯對他們而言意義重大的那些人。

書中提到的事件、文本和時期，也有所取捨。我給某些事的篇幅比其他的多，是因為我覺得這些事更有意義；我引用某些文本的篇幅長過其他文本，是因為我覺得這段文字最適於表達傅柯某個時期的思想，或是因為資料已經不易取得了，也可能只是因為某些文本並沒有法文版。

書中觸及的每個時期，我都試著重建傅柯身處其中的知識風景。顯然，沒有一種哲學是配備著全副的概念與創見，在一個醉心於思想演練的孤獨心靈裡誕生的。要理解某種知識藍圖及其發展，只能參考某種理論的、制度的、政治的空間，也就是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說的「場域」（champ）。所以，我嘗試將某些哲學家的見證集結融合在這本書裡，這些哲學家或曾在傅柯的學術生涯裡與他同行或交會，或曾看著他的作品成形，或曾跟隨他的演變。我和他們見面、提問，一連數小時，通常要訪談好幾次，這些人包括：古義耶（Henri Gouhier）、康紀言（Georges Canguilhem）、阿圖塞、勒布杭（Gérard Lebrun）、帕希雍特（Jean-Claude Pariente）、德松提（Jean-Toussaint Desanti）、德勒茲（Gilles Deleuze）、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維耶曼（Jules Vuillemin）、塞荷（Michel Serres）等等。還有一些人則是將各種見證、記述、相關資料，或是極重要的文件和文章交付給我，列居首位的是杜梅齊勒，當然也少不了維納（Paul Veyne），還有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布迪厄、拉比諾（Paul Rabinow）、卡斯特（Robert Castel）、帕瑟宏（Jean-Claude Passeron）、藍東（Mathieu Lindon）、龐格（Maurice Pinguet）等。我無法在此列出所有曾經提供我協助的人，完整的名單將置於書末。他們的人數太多了，因為本書最重要的期望是成為一部集體的歷史，不是某個時期的肖像（一如人們提到傳記時經常說的），而是以好幾個時期、好幾種文化調性為輪廓的一幅畫像：戰後巴黎梧爾木街（rue d’Ulm）的高等師範學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六○年代的法國文學、結構主義論戰、一九六八年後的極左陣營、法蘭西公學院（法國學院生活的獨特機構）等等。

＊

有幾次，我也涉入或出現在我所報導的這些事件中。我一向避免以第一人稱發言，僅有極少數例外──我想是兩次──理由是我很難不這麼做。通常，我會以其他在場者或同樣擁有這項資訊的人代替我做見證。

＊

這本書是一部傳記。所以，這本書不是傅柯作品的研究。然而，之所以要寫一部傅柯的傳記，正是因為他寫了一些書。我試著介紹傅柯的重要著作，並將這些著作嵌入它們誕生的時期。我忠實對待文本，避免加以評論。相對的，我用了很多篇幅去談每一個文本如何被接受，如何被理解，這是這些著作的歷史的一部分。作品後續的迴響有時就構成了這段歷史本身，《瘋狂與非理性》（Folie et déraison）正是這樣的例子。

為這些歷史寫歷史，這項計畫或許比我們所想的更接近傅柯的精神：傅柯提到賓斯萬格（Ludwig Binswanger）時曾寫道：「思想的原初形式就是它們自身的導讀──它們唯一認可的注解形式是它們的歷史，唯一認可的評論形式是它們的命運。」

初版前言（一九八九年）

死亡並未隱藏任何祕密，也沒有開啟任何一扇門。死亡是一個人的終結。存活下來的，是這個人曾經給予其他人的東西，留在他們記憶裡的東西。

──愛里亞斯（Norbert Elias）

替傅柯寫一本傳記，此事似乎有些矛盾弔詭。傅柯不是多次擯棄作者的概念，因而排除了傳記研究的可能性嗎？當我著手進行本書的寫作時，有好些人（我的朋友、傅柯身邊的親友）都提醒我這個問題。不過，儘管反對的意見看似中肯，但卻難以成立。傅柯曾對作者的概念提出質問？是的。那麼他的質問想表達什麼？他讓我們知道，在我們的社會裡，論述的...

第三版序（二○一一年）

本書的初版於一九八九年問世，一年半之後出了第二版，放在弗拉馬利翁出版社（Flammrion）的口袋本「領域」（Champs）書系出版，我做了若干修訂，加上此前不曾出版的幾份文獻和幾篇文章作為附錄。很快的，這本書被迻譯為多種語言，繼續在國際間延續它的生命。

好一陣子以前，他們告訴我這本再刷多次的書又快要售罄，出版社準備加印，一股慾望在我心底油然升起，但也伴隨著猶豫：我是否該藉此機會修訂這些在一九八○年代中後期寫就的文字，並且補上一些最新的資料？

讓我這麼想的第一個理由是：在我後來的其他作品裡，我為這部傳記做了一些補充，讓這部傳記變得更清楚，重新解釋了一些事情；我研究了在這部傳記出版之後才發表的一些訪談紀錄，因而得以更清楚地認識或闡明我試圖理解的某些時期──我想到的是阿圖塞（Louis Althusser）的自傳或書信集這樣的作品。我在一九九四年出版的《傅柯與他的同代人》（Michel Foucault et sescontemporains）或是一九九九年的《同性戀問題反思》（Réflexions sur la question gay）當中專為「傅柯的異托邦（hétérotopies）」而寫的第三部，都是這樣的例子。我至少可以將這些成果的一部分整合到我舊作的修訂本當中吧？噢，當然是的！我沒打算全部重來，我已經不是當年的我，傳記寫作這件事也已被我拋在腦後。而且真要重寫恐怕得耗時數年，其他工作已經在召喚我了（當時我正在撰寫即將成為《重返漢斯》〔Retour à Reims〕的這本書，同時也投入日後將由這部「自我分析論文」延伸出來的其他寫作計畫）。不，我要的只是維持這部傳記的骨架和敘事的內在連貫，然後補充一些新的元素。

另一個在我心底浮現的理由也很理所當然：傅柯在這二十年間也有了很多變化！總而言之，他的作品集快速增生、變厚：《言談書寫集》（Dits et écrits）集結了過去散落四處，有時甚至不為人知的文章；傅柯去世之後，著作也以穩定的節奏陸續出版，特別是一系列的《法蘭西公學院課程》（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我是否非得投身於某種「增訂版」的整理工作？我感到猶豫，躊躇再三，終於做出決定。我問自己：這樣的工作是否會讓我修正過去對傅柯的看法？我是否該呈現另一個傅柯？他的身影和容貌是不是應該出自一個應該帶我走得更遠，比我當初設想的進行得更久、更複雜的工程？我很驚訝，事實剛好相反，從前我為傅柯其人及其著作所繪製的這幅肖像不僅得到肯定，更因為如今可得的文獻而更具說服力。或許是因為我與傅柯為時短暫但卻相當頻繁密切的往來，讓我有一種感知、一種直覺，得以探索傅柯思維進程之所繫──也就是主宰他寫作計畫的衝動與激情，我相信，我的書成功重建了這個部分。

＊

傅柯不斷將他理論的實際建立過程根植於他的個人經驗（甚至宣稱他的每一本書都可以當成一個「自傳片段」來閱讀）。他在一九七八年的一場演講裡探討「管治術」（art de gouverner）的發展，他的解釋是，在十五至十六世紀的西方，人們參與了「何謂管治？」這個問題的普遍化。但是，他補充說，這個問題跟站在它對面的另一個質問不能分開來談，那就是：「如何不被管治？」這個短句的意思不應該理解為：完全不被管治。而是：不被如此管治，不是因為某些原則，不是因為某些目的且透過某些程序而受到管治……。傅柯說，這是我們可以用「批判態度」指明的。他接著評論：

「如果管治化（gouvernementalisation）就是在某種社會實踐的現實中，透過以真相自居的權力機制，讓個體臣服的這個過程，那麼我會說，批判，就是主體賦予自己權利，向真相質問其權力的效應，向權力質問其真相論述的這個過程；批判，是自主決定不屈服，反思之後不順從的技藝。在我們或可簡單謂之為真相政治的遊戲當中，批判的根本功能是去除臣服。」

這種「自主決定不屈服，反思之後不順從」的概念，換句話說，就是將自身視為分析對象的這種「不順從」，這樣的概念讓我們更能理解傅柯在強調他的個人經驗和他的理論研究之間的緊密關係時想說的是什麼。因為毋庸置疑的是，當他談到「思想就是批判行動」，甚而界定批判的特質並非理論或教條，而是一種「精神特質」（éthos）時，他描述的是他自己的計畫，是他全心投入的事。不順從世界的現狀，倔強地面對權力與規範（這兩者箝制著主體性的自由與可能），這是歷史與政治分析的出發點，也是歷史與政治分析存在的必要條件。所以，「反思之後不順從」，這觀念對傅柯來說，不過是以另一種方式表明他的每一本書都是一個自傳片段。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什麼他可以將哲學家的角色定義為從事「現時的診斷」（diagnostic du présent）的人，同時也是為了改變這個現在而從事歷史批判研究的人──這樣的研究可以說明，我們的樣貌是歷史的產物，而且也可以被歷史改造。同時，當他提及自己因為「我們自身的存有論」之所需而長年穿行於浩瀚的知識之中，沉浸於文獻的汪洋之中，我們可以立即感受到，他的漂亮語句也將他自己完整涵括在內：「一份耐心的苦工，讓我們對自由的迫不及待具體成形。」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於巴黎

第三版序（二○一一年）

本書的初版於一九八九年問世，一年半之後出了第二版，放在弗拉馬利翁出版社（Flammrion）的口袋本「領域」（Champs）書系出版，我做了若干修訂，加上此前不曾出版的幾份文獻和幾篇文章作為附錄。很快的，這本書被迻譯為多種語言，繼續在國際間延續它的生命。

好一陣子以前，他們告訴我這本再刷多次的書又快要售罄，出版社準備加印，一股慾望在我心底油然升起，但也伴隨著猶豫：我是否該藉此機會修訂這些在一九八○年代中後期寫就的文字，並且補上一些最新的資料？

讓我這麼想的第一個理由是：在我後來的其他作品...

第三版序（二○一一年）
初版前言（一九八九年）

第一部｜心理學在地獄
1 「我出生的城市」
2 黑格爾的聲音
3 梧爾木街
4 瘋人嘉年華
5 史達林的鞋匠
6 愛情的不協和音
7 烏普薩拉、華沙、漢堡

第二部｜事物的秩序
1 詩人的才華
2 書和它的分身
3 貴公子和改革
4 剖開軀體
5 資產階級的堡壘
6 外海

第三部｜「法蘭西公學院的抗爭者兼教授」
1 插曲：凡森大學
2 特技演員的孤獨
3 來自黑暗的教訓
4 人民正義與工人記憶
5 「我們都是被管治者」
6 赤手空拳的造反
7 爽約
8 禪宗與加州
9 「生命作為一件藝術品」

附錄一：文學博士學位主要論文付印許可申請報告書／康紀言
附錄二：為法蘭西公學院教席遴選而編寫的小冊／傅柯
附錄三：創設思想體系史教席報告／維耶曼
附錄四：關於傅柯的著述／維耶曼
附錄五：〈自由的思想〉／布迪厄

注釋
資料來源
譯名對照

第三版序（二○一一年）
初版前言（一九八九年）

第一部｜心理學在地獄
1 「我出生的城市」
2 黑格爾的聲音
3 梧爾木街
4 瘋人嘉年華
5 史達林的鞋匠
6 愛情的不協和音
7 烏普薩拉、華沙、漢堡

第二部｜事物的秩序
1 詩人的才華
2 書和它的分身
3 貴公子和改革
4 剖開軀體
5 資產階級的堡壘
6 外海

第三部｜「法蘭西公學院的抗爭者兼教授」
1 插曲：凡森大學
2 特技演員的孤獨
3 來自黑暗的教訓
4 人民正義與工人記憶
5 「我們都是被管治者」
6 赤手空拳的造反
7 爽約
8 禪宗與加州
9 「生命作為一件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