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四年夏季，美國斡旋的和平談判失敗之後幾個月，有三名以色列青年在被占領的約旦河西岸被綁架並撕票。有仇必報，三名以色列人也綁架一名巴勒斯坦少年，同樣撕票。雙方的緊張局勢因此升溫，暴力衝突增加，哈馬斯射向以色列領土的火箭也是。以色列回敬空襲，火箭紛紛射進加薩（Gaza），造成兩千巴勒斯坦人死亡、一萬多人受傷──其中大部分是平民。暴力事件發生之際，社群媒體成為第二戰場，雙方人馬包括支持和詆譭的群眾。

那年夏天，我在某一天抵達，立即接到人在美國的巴勒斯坦朋友打來一通狂吼的電話。當時被綁架的以色列男孩們還活著，我的朋友發現有一個Facebook專頁威脅要每小時殺害一名「恐怖份子」，直到救回那些男孩為止。那個頁面是希伯來文寫的，非常清楚地用「恐怖份子」代替「巴勒斯坦人」，底下還有像這樣的留言：「他們還在媽媽肚子裡就殺掉」。我的朋友向Facebook檢舉，她收到的回覆說那個專頁並沒有違反社群守則──儘管現行的守則禁止仇恨言論和可信的威脅。

我寫電子郵件給Facebook政策組的聯絡人，對方回說：「似乎違反我們的條款，我這邊會進行人工審核。」我還在等待聯絡人回覆時，那個專頁開始呼籲殺死特定人選。我將新資訊回傳給聯絡人，得到的回覆說，雖然他們還在找答案，「如果它在威脅別人的性命，也似乎是夠資格，對吧？」

但是，當天稍後聯絡人致電告訴我，那個專頁事實上並沒有犯規。它的威脅並不可信，而且最重要的是，「恐怖份子」這個詞並不算禁止仇恨言論的保護範圍。Facebook的全球政策管理部門主管莫妮卡•比克特（Monika Bickert）在一份聲明中解釋：「我們清楚條列了我們認定的仇恨言論特徵，如果某言論並不屬於其中任何一類，依我們的政策，即不會將之視為仇恨言論。」那個專頁依舊健在。

兩年後，以色列政府宣佈和Facebook的特拉維夫辦事處締結合作關係。根據經常和它聯繫的巴勒斯坦社會運動者說，那個辦事處對以色列及巴勒斯坦地區都有管轄權。於是，它們在虛擬空間複製了對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領。在一份關於這項夥伴關係的聲明中，Facebook表示「唯有政策制定者、公民社會、學術界和企業界建立強大的夥伴關係，才能打擊線上的極端主義。這一點，在以色列以及全世界，都是顛撲不破的道理。」

可是，Facebook的行動讓事實勝於雄辯。關於巴勒斯坦人的言論，只有以色列人真的享有發言權──即使以色列當事人也認為巴勒斯坦人應該有權利，同樣於事無補。阿耶萊特•沙凱德（Ayelet Shaked）是雙方簽訂協議時的以色列司法部長，也是直接參與雙方協議的人，她自己就在平台上發表過仇恨言論。她曾經在提及巴勒斯坦人的母親時寫道：「她們應該去死，然後把她們的房子剷平，這樣就不會再生出恐怖份子。」28 7amleh是總部位在海法（Haifa）的巴勒斯坦數位權利團體，它發表過一篇論文，記錄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仇恨言論有哪些差別待遇。文中提到：在以色列，「Facebook是暴力和煽動的主要來源」。29

同時，Facebook對巴勒斯坦人的群組審查頻繁，以至於他們設立了自己的主題標籤：#FBCensorsPalestine（FB審查巴勒斯坦）。這些群組變得相當不起眼，二〇一六年Facebook封鎖了約旦河西岸「聖城新聞網」（Quds News Network）和「席哈通訊社」（Shehab News Agency）編輯的帳號，但後來道歉並恢復了。30隔年，它同樣對約旦河西岸執政黨法塔赫黨（Fatah）的官方帳號重施故技。

Facebook和以色列正式結盟一年之後，《衛報》公佈一組流出的文件，揭發了Facebook公司的審查政策歧視巴勒斯坦人和其他團體的種種做法。這組文件以「Facebook檔案」（The Facebook Files）之名陸續發表，其中包括取自手冊的投影片，是用來訓練內容審核員的材料。整體來說，洩密事件描繪的景象讓我們見到一家雜亂無章的公司，社群守則在這裡被七零八落地擴張，毫不在乎會有什麼後果。安娜是接受我訪問的前Facebook營運專員，她表示同意：「各個程序從頭到尾的所有權不屬於任何人。」

有一組文件精準示範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以及雙方的支持者）之間的失衡地位。在一組標題為「可信暴力：濫用標準」的投影片中，有一張投影片條列了全球和當地的「易受攻擊」族群，在「外國人」及「遊民」之外，同時還有「猶太復國主義者」（Zionists）。32有趣的是，猶太復國主義者被當成特殊類別而受到保護；但是，如獨立媒體ProPublica所報導的，「移民」只是「準保護」，「黑人兒童」則是完全不受保護。

我試著想要了解這樣的決定是怎麼來的，我聯繫了很多人，但只有一位公開談到。瑪麗亞（Maria）在Facebook的社群營運部門任職，直到二〇一七年。她說，在提議分類時她有發言表示反對。「我們會說，『猶太復國主義者並不像印度教徒、穆斯林、白人或黑人──它比較像是革命社會主義者，是種意識型態』，」她這麼告訴我：「現在，凡是和巴勒斯坦有關的，幾乎被刪光了。」

另一位Facebook的前職員匿名告訴我，那是一場「不斷的討論」，公司承受著以色列政府的壓力。

如瑪麗亞想向她的主管表達的，猶太復國主義是個意識型態或政治信條，類似「共產主義」或「自由主義」。將它當成一個弱勢族群來看，不止是在嘲笑弱勢個人或族群真正的脆弱特質，將他們提升到這個層級──但巴勒斯坦人沒份，也是未能考慮到占領者和被占領者之間現有的權力失衡。然而，瑪麗亞跟我說：「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一直都是Facebook最難搞定的主題。一開始，我們還有點謹慎，」當時阿拉伯語的團隊是處理棘手決定的主要負責人。可是經過二〇一四年以色列與加薩之間的衝突，公司就往以色列政府那邊靠攏了。根據7amleh的報導：值得注意的是，Facebook的新外部監督委員會（External Oversight Board）前二十名成員裡面有艾咪•帕莫（Emi Palmor），在她的指導下，以色列的司法部長請求Facebook審查人權捍衛者的合法言論。

保障政府和社群媒體公司進行幕後交易的國家，以色列是第一個，但絕不是最後一個。一年後，越南的單一政黨政府也宣佈和Facebook結盟。35二〇一八年，德國制定了一部法律，要求用戶超過兩百萬的社群媒體和政府密切合作──這部法律後來被其他比較不民主的國家有樣學樣抄走了，包括俄羅斯和土耳其。當國家想要設法管理不悅耳的言論──但往往沒有違法，它們會規避傳統的立法程序，只需要打個電話給Facebook、Google或Twitter裡面的友人，要他們聽命行事就行了。

結果如何？網路世界越來越層層分化，我們在裡面能不能說什麼話，規則是由民選官員和非民選精英混合組成的一群人決定的，而非民選精英裡，有的人和政府的關係緊密到令人吃驚。凱特•克洛尼克（Kate Klonick）曾表達她的憂心：Facebook發展至今，竟然讓世界領袖與其他重要人士「以不成比例的人數，卻擁有更新規則的權力。」沒錯，弱勢社群長久以來所經歷的壓迫，在國家（和企業）的手中，再度原原本本地上演了。這一次是在數位世界。

二〇一四年夏季，美國斡旋的和平談判失敗之後幾個月，有三名以色列青年在被占領的約旦河西岸被綁架並撕票。有仇必報，三名以色列人也綁架一名巴勒斯坦少年，同樣撕票。雙方的緊張局勢因此升溫，暴力衝突增加，哈馬斯射向以色列領土的火箭也是。以色列回敬空襲，火箭紛紛射進加薩（Gaza），造成兩千巴勒斯坦人死亡、一萬多人受傷──其中大部分是平民。暴力事件發生之際，社群媒體成為第二戰場，雙方人馬包括支持和詆譭的群眾。

那年夏天，我在某一天抵達，立即接到人在美國的巴勒斯坦朋友打來一通狂吼的電話。當時被綁架的以色列男孩們還...

【導讀】

近幾年來，見識過接二連三令人矚目的內容決定，全球大眾已經能意識到內容審查的行為：例如Facebook刪除黃幼公（Nick Ut）著名的《戰爭的恐怖》（Terror of War）圖片、在敘利亞有多個平台刪除了戰爭罪的證據，以及Twitter驅逐前美國總統川普。這些實例說明了線上企業的空間日益擴大，想要進行審核是何其複雜的事。

剛接觸網路言論自由主題的人，會誤以為這些緊繃的局面是新現象。其實，內容審查一點也不新奇。本書將詳細說明，它和社交網（social web）本身一樣古老，最顯著的實例可以追溯到撥接上網時代。

我從二〇〇八年開始研究網際網路審查，當時大部分人都認為那是屬於政府層次的行為。那時候全世界有幾十個國家各顯神通，限制不同資訊的存取。有些國家，如沙烏地阿拉伯和中國，內容設限的範圍鋪天蓋地；而其他國家──如巴基斯坦或摩洛哥──則是比較有限。

那個時期，中國往往是我的圈子裡討論與比較的焦點。中國的線上平台，對於政府要求的限制，彼時和此時都一樣順從，甚至可說是合作無間──審查已融入中國商業社群網際網路的肌理之中。雖然如此，用戶仍找得到規避的方法，那就是以替代用語來表達意見。

相反地，YouTube、Facebook和Twitter這些二〇〇〇年代中、後期興起的平台，對於言論只有簡短陳述的限制，給人的印象是在這個空間裡可以暢所欲言、百無禁忌。但是，正如本書所呈現的，其實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它們從成立的初期開始，就將自己的意識型態強加在用戶身上，並且當政府開口要求審查，它們會乖乖配合，通常會順便吹噓一下崇高的目標，像是讓世界「更開放、更結為一體」。

早期令人感到棘手的言論審查事件──也就是由公司方面採取行動，決定哪些言論是可以接受的──以及本書中的實例，主要均來自中東和北美，這些地區是我多年工作的焦點。但是這個現象絕非侷限於那裡，我的工作所得知的最早實例其實有一部分是發生在香港。

二〇一〇年，香港大學生可樂在Facebook創建了一個群組，抗議豪宅開發，不到幾小時就有三百多人加入。又過了幾小時，該學生的帳號即被停用，理由是違反公司不得使用「假」名的政策。群組的另外兩名管理員也遭遇相同的命運。他們懷疑這是房地產開發商去檢舉的，說他們違反Facebook的服務條款。

同一年稍早，我參與一場電話會議，還有幾家科技公司與會。會中拋出一個問題：「帳戶停用和內容刪除：為何會有這些人權議題？」會中有我的同伴麥康瑞（Rebecca MacKinnon），是記者兼學者；有莫乃光（Charles Mok），是網際網路企業家，後來擔任了八年香港立法會議員；有薩米•本•加爾比亞（Sami Ben Gharbia），是流亡的突尼西亞社運人士，在翌年的革命期間返國。我們討論了內容審查機制，並提出對策設法降低它對人權運動者的衝擊。這一場會議成為我們和各家公司進一步討論的發軔，對我個人而言則是深入研究的催化劑。

那時候的Facebook尚未推出現今這種詳盡而且易讀的《社群守則》──僅有《服務條款》，是用法律文字寫的，只提供少數歐洲語言版本。我們不能合理預期群組管理員都讀過它的《服務條款》，而且據說他們在網站上都是使用本名。那麼，問題是：Facebook憑什麼在一開始就刪除他們的帳號？

如果有某個人的身分引發疑慮，他必須向公司提交文件，證明帳號名稱就是自己本人。在這次事件中，幾名管理員都這麼做了，也都重新取回他們的帳號。但是，並非每一名用戶都能放心照做，也不是每一名用戶想當然耳都持有可接受的身分證明形式。這些條件讓政策很容易遭到濫用：不懷好意的人只需要檢舉某人使用假名──證明的責任落在了被檢舉人身上。

我之所以描述這次事件，原因有二：它說明了依賴私人公司審查言論所造成的困境；而且，它預示了未來即將發生的事。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美國各家科技公司在世界各地都被指責未能刪除有害言論，以及審查批評的聲音。本書試圖說明，各行各業的團體和個人都受到了影響。然而，那些通常最邊緣化的社群──人權社運者、LGBTQ+個人*，以及其他少數族群──是遭遇衝擊最大的。

隨著內容審查變得越來越普遍而且複雜，加上各家科技公司已經和世界各國政府打好了關係，當用戶或言論被封鎖時，我們也越來越難以追蹤真正的理由或手段（公司的決定、政府的要求，或是系統錯誤）。如今有許多結果都是出於自動化技術，或是狀態並不穩定的員工倉促之下的判斷──很常見的情況是：為錯誤決定尋求補救的能力很有限。

在台灣最近發生的一次事例，足以說明這些情況：二〇二一年，據說有一名叫作陳延昶的網紅（網名「486先生」）在台灣制憲基金會的Facebook粉絲專頁留言說：「各位，我支持台灣獨立，台灣本來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幹林老師的中國人，去吃屎吧你們。」隨後他的Facebook帳號就被停權三十天──這是該公司對較輕的犯行所給予的「懲罰」（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粗話在上下文並沒有構成違規。）。

《台北時報》有一篇文章指出了該事件中的獨斷本質，以及執行規則時的雙標。它更進一步提到，由於Facebook的中文審核員大多數是中國籍，而且是在不同的政治環境下運作，因此使得台灣內容的審查變得更複雜。

這樣的現象並非台灣獨有──例如阿拉伯的審查也有類似報導──然而，這次事件依舊呈現了各家公司現今的處境：它們打造了一套複雜得無遠弗屆的審查系統，並且輸出到全世界。如今只要它們無法達到自己的標準，就會遭受用戶、媒體和政府的抨擊。

【導讀】

近幾年來，見識過接二連三令人矚目的內容決定，全球大眾已經能意識到內容審查的行為：例如Facebook刪除黃幼公（Nick Ut）著名的《戰爭的恐怖》（Terror of War）圖片、在敘利亞有多個平台刪除了戰爭罪的證據，以及Twitter驅逐前美國總統川普。這些實例說明了線上企業的空間日益擴大，想要進行審核是何其複雜的事。

剛接觸網路言論自由主題的人，會誤以為這些緊繃的局面是新現象。其實，內容審查一點也不新奇。本書將詳細說明，它和社交網（social web）本身一樣古老，最顯著的實例可以追溯到撥接上網時代。

我從二〇〇八年...

台灣版序言
序幕
前言
1.新守門人
2.現實世界的鎮壓在網路複製
3.社群媒體革命家
4.利益至上
5.極端主義召喚極端措施
6.二十一世紀維多利亞人
7.向「性」宣戰
8.從人工到機器
9.仇恨如病毒傳播
10.未來由我們作主
誌謝
註釋

台灣版序言
序幕
前言
1.新守門人
2.現實世界的鎮壓在網路複製
3.社群媒體革命家
4.利益至上
5.極端主義召喚極端措施
6.二十一世紀維多利亞人
7.向「性」宣戰
8.從人工到機器
9.仇恨如病毒傳播
10.未來由我們作主
誌謝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