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隻木頭書包

案：二○一六年一月六日，時隔六年再次造訪北京，原訂於首都圖書館發表演說，與讀者探討關於集體與個人的記憶，卻在前一天被通知取消，於是臨時改於金融博物館書院舉行，會場滿座年輕學子，亦有多位知名企業家及學者到場聆聽。當天演講由任志強先生開場。任先生於二○二○年被判刑十八年。

母親的木頭盒子

我有一個木頭盒子。我想跟大家說一個木頭盒子的故事。

我的母親有兩個哥哥，在一九五九年新安江建水壩把她的家鄉古城淳安淹沒了以後，大哥一家被遷到江西、安徽邊界的衢州，二哥一家人被遷到江西婺源。一九七五年我離開台灣到美國讀書，第一件事就是把爸媽失去了三十年的兒子找了回來——在那之前，我們不知道他是否還活著。九○年代去了衢州，看見表哥在荒地裡耕作，他的母親，也就是我母親口中常說到的大嫂，形容枯槁，蓬頭垢面，坐在一個透不進一絲光的廚灶旁邊。

二○○七年，我跟我台灣的兄弟們說，「多年來，我們只照顧了湖南的大哥，但是對於媽媽所牽掛的人——她的兄弟的後代，卻很少關照，我們是不是太父系中心了？」

哥哥和我在那一年就到了江西婺源。

淳安應家的整個家族都成了農民了。我們坐在屋前的長條板凳上說話，翹尾巴的雞咕咕咕咕到處走，一地的雞糞和羽毛。一大堆人談了好一陣子，把誰是誰搞清楚就已經很費了點時間。表哥突然站起來走進內屋。出來時，手裡拿著一個陳舊的木頭盒子。木頭原來可能是有顏色的，已經剝落得認不出來，小小的鎖，因為歲月長久，扣不起來。

表哥有典型的農民的木訥，說，「姑媽小時候的。」

是我的母親小時候的「書包」！

「怎麼會在你這裡？」我萬分驚訝。

「外婆帶在身上的。」

外婆？外婆就是我母親的母親，她——我對她一無所知。

表哥指著屋旁的竹林，說，「外婆的墳就在那裡面，要不要去看看？」

我差一點跳起來。母親朝思暮想的外婆在這裡過世的？她曾經住在這屋裡？她就葬在這林子裡？這麼「大」的事情，你怎麼不早說，竟然還問我，「要不要去看？」

我替母親跪在泥地裡給外婆磕頭，上了香，回到屋裡，我抱著母親的木頭「書包」，想看個仔細。外婆是淳安老街上綢布店的地主妻子，在離鄉背井的歲月裡，萬里的顛沛流離，沒有一片土屬於自己，生命裡什麼都保不住了，卻緊緊抓住女兒的一隻木頭「書包」，到死才鬆手。母親在一九四八年離開家鄉時才二十四歲，母女二人此生不曾再見。

我打開盒子，看見蓋底竟然仍有墨色清晰的藍色鋼筆字：

此箱請客忽要開

應美君自由開啟

性格明朗、十歲的美君，「勿」字還寫錯成「忽」，霸氣地告訴全世界不准動她的箱子。

我不知道外婆的名字，不知道她在哪裡生、哪裡死，不知道她走過哪些地方，不知道她來自什麼樣的家庭；她的一生，我連輪廓都不知道。但她是我最親密的母親最親密的人。我的記憶是徹底斷裂的。

集體記憶的網

「集體記憶」這個概念不是新的，但是把它當作社會學建立完整理論的學者是法國的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他在他的經典著作《論集體記憶》（On Collective Memory）的序文裡一開頭就舉了一個例子。

一七三一年，人們在法國一片森林裡發現一個九、十歲大的女孩子。她是一個健康的孩子，但是完全沒法說出自己的身世或童年任何記憶，人們只能從她零碎的陳述片段裡去拼湊她可能來自因紐特部落；當她看見因紐特人的屋子及船或海豹的圖片時，好像有較多的反應。她顯然曾經漂洋過海被送到法國來。

哈布瓦赫的論點是，女孩無法表達記憶，不是語言的問題，而是因為她突然被連根拔起丟進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使得她與原來所屬社會的集體記憶的紐帶被切斷了。

哈布瓦赫認為，一個人的記憶，必須有集體記憶大框架的承載才可能被「召喚」出來。你仔細觀察的話，會發現，我們記起了什麼，往往是因為我們身旁的人，父親母親兄弟姊妹或同學朋友，問我們什麼我們才會回答什麼，而回答要先經過記憶搜尋，因此是與社團的互動維持了我們的個人記憶。人愈是深處於集體記憶的結構中，他記憶的能力就愈強。倒過來說，愈是離群索居或是與集體記憶割裂，個人記憶的能力就愈低。

集體記憶是一張編織綿密的大網，個人的記憶密實地編進了它的紋理，與集體記憶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體。

被遺忘的三千亡靈

我為什麼對於外婆，一個在正常狀態中應該非常親密的人，一無所知呢？因為發生了戰爭，而戰爭帶來斷裂。外婆，以及外婆所附著的集體記憶——中國南方二十世紀上半葉的生活整體，對於我是失去了，如同一七三一年那個小女孩失去了她因紐特的過去。而我的母親，美君，介於兩個世界中間，她被連根拔起，非但自己成長的記憶薄弱了，同時也無法對新世界的我傳達她已無可奈何、無所附著的集體記憶。

就記憶而言，失去很容易，得回來，通常需要非常大的努力。

二○一一年七月，我做了一次中國的火車旅行。為了實地去看百年前詹天佑川漢鐵路的規劃路線，我從武漢到宜昌，從宜昌搭宜萬鐵路一路西南行。

火車經過宜昌時，人們不經意地說，去年在這裡發現了不少國軍的骸骨。

我追問，答案就是搖搖頭，「抱歉，不太清楚了。」

我只好自己去找出二○一○年骸骨被發現時的報導：

發現烈士遺骸的地方為宜昌市夷陵區黃花鄉南邊村，目前正在修建的宜巴高速公路就從該村村後經過。《長江商報》報導，烈士的遺骸就是高速公路在修建中被發現的。事實上早在今年四月，高速公路的施工方在作業過程中就發現了大量白骨，但未引起注意。「不少遺骨已隨著土方被運走而被帶到了其他地方。」南邊村一位村民說。

當地一位八旬老人透露，當地埋葬的犧牲烈士有三千名之多……

……八十七歲的易仁信老人，生活在南邊村三組，他是目前村裡年紀最大的老人之一。他說，當時的戰爭打得很慘，每天都有大量傷患不斷送往這裡的野戰醫院。

早年間，遺骸發現地南邊村，就是一個巨大的烈士陵園。易仁英老人今年八十歲，她是南邊村一組村民。她還記得，剛到這個村子時，後面的山上還有一個幾米高的烈士紀念碑。而在烈士碑後，還有三間紀念堂，「我來到這個村子時，紀念堂裡什麼都沒有了。」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當地開始大量開荒種地，這些紀念碑和紀念堂都被毀壞了。

對於這些烈士到底是誰？他們是屬於哪個部隊？宜昌抗戰烈士研究專家簡興安介紹，《宜昌抗日烽火》一書記載，一九四○年六月宜昌淪陷，日軍向西北方向進犯，當時國民黨七十五軍預備第四師於一九四一年春擔負宜昌小溪塔地區的防守，四年多時間裡經歷多次慘烈戰役，陣亡無數將士。

請問，如果有一場長達四年的慘烈戰爭就發生在你的村子裡，你每天看見屍體，村子邊還有一個埋了三千人的墳場——儘管過了三十年、五十年，你會忘記這樣的事嗎？這個村子裡的人，會忘記嗎？

同樣的問題，早期我曾經問過千島湖的親戚，因為我發現，當年到千島湖觀光的中國人竟然很多都不知道湖底有兩個古城。一九五九年建水壩，至今也不過幾十年，卻可以淹沒掉一千五百年的歷史記憶？怎麼可能？所以後來有人告訴我，現在千島湖的導遊會說到千島湖下面有古城，龍應台媽媽的家就在裡面，我還偷偷高興了一陣子。

湖北宜昌市夷陵區黃花鄉南邊村的居民，戰爭過後的七十年裡，和街坊同一群人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不可能忘記那些慘烈的情景以及村子邊三千個亡靈，但是戰爭，尤其是內戰，後遺症就是帶來種種的禁忌。政治正確的，可以紀念，政治不正確的，必須遺忘。那些「必須遺忘的」，第一、二代人或許還深藏在心裡，但是不可言說、不可傳世，到第三代以後，就是真的失去了，可能永遠失去了。

記憶被按「暫停」七十年之後，露出幾根白骨，這時的人們對記憶有了新的態度。在二○一○年宜昌高速公路的規劃裡，箭在弦上的是要打樁，一根樁子預備插進的位置，正好是合葬坑的上面，當時的地方政府就決定，調整橋基位置，避開大墓。也就是說，一條高速公路為一個集體記憶而轉彎了。

二○一五年，宜昌發現骨骸的位置，會建立一個紀念墓地，而三千骨骸，多半是當年年華正茂的浙江子弟，已經移靈回到浙江的鄉土。

這時候，村子裡的老人們就開啟了關閉已久的記憶盒子。

「我曾經在當地找到過一戶人家，他們家裡就住著一個擔架排，他告訴我，宜昌保衛戰的時候，每天都要抬回來五十多個重傷傷員，最後能救回來的只有五分之一，那些犧牲的將士，按照當時的規矩，就是就地掩埋，」簡興安說，「棗宜會戰裡，光一個宜昌保衛戰下來，就掩埋了一千多名將士。」

簡興安說，一開始，每個陣亡將士的遺體還是用白布包好，並埋上一個小石頭，刻上數位標記。到後來，白布也來不及包了，就直接下葬。再後來，就是人疊人，上面蓋一層黃土。

湖北宜昌的「記憶搶救」，是一段佳話。如果真誠又認真的話，後續還有好多事情要做，對於那段歷史的深入爬梳，對於家屬的口述記錄，圖片和文物的尋覓等等，都是把斷裂的記憶重新接回來可以做的努力。

這一代人不讓上一代人消失於黑洞裡，那麼下一代人才不會把這一代人也視為塵土。

一隻木頭書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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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道浪不是一個海洋
特別收錄：北京未開一槍，已給台灣社會帶來裂痕

文明的力量──從鄉愁到美麗島

文化是一把鑰匙

用歌聲穿透

這個時代需要傾聽

一隻木頭書包

一首歌，一個時代

香港，你往哪裡去──對香港文化政策與公民社會一點偏頗的觀察

誰的添馬艦──我看香港文化主體性

我的現代，誰來解釋？──以台北寶藏巖為例
附：寶藏巖歷史訪談

鄉村幸福了，國家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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