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就是要有像藍博洲這般一旦咬住就不鬆口的牛頭犬。在追蹤,在記錄,在釘孤枝。凡記下的就存在。──侯孝賢
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所收關於五〇年代台灣典型地下黨人的紀實報告,成為極少數台灣「戰後反省」「戰後結算」和「戰後批判」的傑出作品之一,是認真的知識分子和讀書界案頭上絕不可少的一本書。──陳映真
三十年過去,生活在美麗寶島的人們,是否揚棄了歷史的悲情糾葛,走在陽光普照的大路上?
書寫是面對過去與未來的開始
報導文學家藍博洲永不止息的「尋找鍾浩東之旅」
全面重建歷史的事實需要時間,不只是受訪者的時間、寫作者的時間,更重要的是這個社會傾聽與理解的時間
通過蔣碧玉的人生採訪,一九六○年出生的我,也因此對於近現代台灣——中國荒湮而無條理的歷史、政治,有了初步而感動的理解。在這樣的認識與交往基礎上,我與蔣碧玉女士也成爲無所不談的忘年之交,並且經常像她長子當年那樣,在私下戲稱她「蔣姑娘」。就在她人生之旅的最後幾年,即便是身染癌症,她仍然經常與我們一群年輕朋友,一起搞文化活動,一起喝酒、聊天。也因爲這樣,越來越多通過閱讀而知道她的年輕朋友,見了她以後就更喜歡上這個一生風浪的「蔣姑娘」了。
蔣碧玉七十四年的人生歷程,恰恰十足反映了愛國的,爲了民族的存亡絕續而無私地奉獻了自己青春的一代台灣人,是如何「爲了和平民主的鮮花開」與「自由幸福的日子來」,而在這混亂、無條理、沒有明確是非之分的年代,得到的歷史的報答。但我知道,「蔣姑娘」在天之靈一定會告訴年輕的朋友們,不要因爲她的逝世而悲哀。她一定會像往常一樣說,我們爲什麽不歌唱!──藍博洲
作者簡介:
藍博洲
一九六○年生於台灣苗栗。一九八三年開始小說創作。輔仁大學法文系畢業。曾任職《人間》雜誌,時報出版公司特約主編,中央大學「新銳文化工作坊」主持教授,TVBS《台灣思想起》製作人,東華大學駐校作家。現專事寫作。 出版作品:短篇小說《旅行者》,長篇小說《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藤纏樹》、《台北戀人》,報導文學《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台灣好女人》、《消失的台灣醫界良心》、《紅色客家人》、《尋找祖國三千里》、《台共黨人的悲歌》、《愛情像滿天的流星雨》等,歷史報導《沉屍、流亡、二二八》、《尋訪被湮滅的台灣史與台灣人》、《紅色客家庄》、《麥浪歌詠隊》、《共產青年李登輝》、《天未亮──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1913─1945年》、《白色恐怖》、《消逝在二二八迷霧中的王添灯》、《老紅帽》、《台灣學運報告1945-1949》、《幌馬車之歌續曲》、《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尋魂》、《尋找二二八失蹤的宋斐如》,散文《戰風車──一個作家的選戰記事》、《你是什麼派》等。
章節試閱
序曲:伴著腳鏈聲的大合唱
一九五○年十月十四日。台北青島東路軍法處看守所。
清晨六點整。剛吃過早餐,押房的門鎖便喀啦喀啦地響了。鐵門呀然地打開。
「鍾浩東、李蒼降、唐志堂,開庭。」
鐵門外兩個面孔猶嫌稚嫩的憲兵,端槍,立正,冷然地站立鐵門兩側。整個押房和門外的甬道,立時落入一種死寂的沉靜之中。原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安靜地向同房難友一一握手,然後在憲兵的扣押下,一邊唱著他最喜歡的〈幌馬車之歌〉,一邊從容地走出押房。於是,伴奏著校長行走時的腳鏈拖地聲,押房裡也響起了由輕聲而逐漸宏亮的大合唱……
蔣碧玉:我是鍾浩東的太太。這首〈幌馬車之歌〉很好聽,是我們剛認識時,浩東教我唱的。它的歌詞大概是說:黃昏時候,在樹葉散落的馬路上,目送你的馬車,在馬路上晃來晃去地消失在遙遠的彼方。在充滿回憶的小山上,遙望他國的天空,憶起在夢中消逝的一年,淚水忍不住流了下來。馬車的聲音,令人懷念,去年送走你的馬車,竟是永別。浩東是情感豐富的人,所以很喜歡唱這首歌。他曾經告訴我,說每次唱起這首歌,就會忍不住想起南部家鄉美麗的田園景色。
第一樂章:故鄉
我少時有三個好友,其中一個是我異母兄弟,我們都有良好的理想。我們四個人中,三個人順利地升學了,一個人名落孫山,這個人就是我。這事給我的刺激很大,它深深地刺傷我的心,我私下抱起決定由別種途徑趕上他們的野心。這是最初的動機,但尚未成形。
有一次,我把改作後的第一篇短文(雨夜花—描寫一個富家女淪落為妓的悲慘故事)拿給我那位兄弟看。他默默看過後忽然對我說,也許我可以寫小說。我不明白他這句話究竟出於無心抑或有感而發,但對我來說,卻是一句極可怕的話。以後他便由台北,後來到日本時便由日本源源寄來世界文學及有關文藝理論的書籍(都是日文)給我。他的話不一定打動我的心,但他這種做法使我繼續不斷和文藝發生關係則是事實。我之從事文藝工作,他的鼓勵有很大的關係。
—鍾理和:〈我學習寫作的過程〉(一九五七年參加《自由談》雜誌徵文的自述)
鍾浩東,本名鍾和鳴,日據下的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農曆九月二十五日),生於阿猴廳高樹庄大路關,也就是現在的屏東縣高樹鄉廣興村。鍾家祖籍廣東梅縣白渡鎮嵩溪村。世居屏東,代代業農。和鳴的父親鍾鎮榮娶了兩個老婆,大老婆育有和鳴與里義二子,小老婆則生有里虎、理和與里志三子。
鍾里義:父親因為不滿日本的殖民統治,在報戶口時,憤而改報為鍾蕃薯。蕃薯的意思當然是指台灣了。父親經常往來海峽兩岸做生意,後來(一九三二年)遷居現在的美濃尖山,經營農場。日據時代,屏東郡守看到父親,都要親自端椅,延請入座。六堆一帶的客家父老很少有不知道鍾蕃薯的。
蔣碧玉:浩東的母親,也就是我婆婆,曾經告訴我,說算命仙曾經勸她,要幫老公娶一個小老婆,不然他們夫婦倆有一個會先死。她相信了,就給公公娶個小老婆。
鍾里義:和鳴與理和差不多同時出世,前後只差二十多天而已。小時候聽母親說,剛出世時,理和白白胖胖的,因為屬狗,家裡人就暱稱他為「小狗鬼」或「阿成」;和鳴卻又瘦又黑,像個小老鼠,家人就暱稱他「阿謝仔」。那時候,父親喜歡抱長得白白胖胖的理和;他眼裡還看不見和鳴。後來,我們幾個兄弟在私塾,跟著從原鄉來的,愛吃狗肉的劉公義先生讀漢書。
鍾理和:他人微胖,紅潤的臉孔,眼睛奕奕有神,右頰有顆大大黑黑的痣,聲音宏亮……只是很多痰,並且隨便亂吐。還有,愛吃狗肉,尤其是乳狗。那時村裡幾乎家家都養狗,要吃狗肉是極隨便的。因此不到兩年,他的身體更胖了,臉色更紅了,但痰更多了。
他在我們村裡教了三年書,後來脖上長了一個大瘡,百方醫治無效,便捲了行李走了。但據說,後來死在船上,屍首被拋進海裡。村人都說他吃狗肉吃得太多了,才生那個瘡的。不過他教學有方,且又認真,是個好先生,因而村裡人都很以為惜。
鍾里義:兩年期間,阿謝背書,都可從頭到尾流利背誦,並且不漏一字。有一回,阿謝不小心漏背了一個字。坐在一旁監書的劉先生,立刻以手中的黃藤條,用力抽打阿謝的屁股。怎知,阿謝卻回頭,把拿在手上的書,對準劉先生甩了過去,憤憤地說:「兩年來,我背書從來沒有漏過字,為什麼現在不小心漏背一字,你就要打我。」阿謝這麼說,劉先生也沒因此再處罰他。當天晚上,劉先生還特地去面會父親,說:「鍾先生,你這個子弟十分天才。日後,你即使再困難,也一定要賣光財產,供給他讀書,好好栽培。」從此,父親才開始注意到小時候長得並不起眼的阿謝哥,非常重視他的教育。
在私塾讀了兩年的漢詩文後,和鳴與理和同進鹽埔公學校,改讀日本書。
鍾理和:到公學校五六年級,開始上地理課;日本老師時常把「支那」的事情說給我們聽。兩年之間,我們的耳朵裝滿了「支那」、「支那人」、「支那兵」各種名詞和故事。這些名詞都有它所代表的意義:支那代表衰老破敗;支那人代表鴉片鬼,卑鄙骯髒的人種;支那兵代表怯懦,不負責等等。
鍾里義:公學校畢業後,和鳴經校方推薦,不必經過考試即可保送長治公學校高等科。但日本人之所以設立二年制的高等科,其實暗含著「歧視教育」的用意。首先,它想利用「高等」的美名來籠絡台灣人民,使其不求上進;其次,高等科完全是簡易的職業教育,與上級學校缺少聯絡,對於有志升學的台灣人子弟設定了極大的限制。因此,和鳴拒絕保送,相偕與童年好友—邱連球、鍾九河及同年的異母兄弟理和,一起參加高雄中學的入學考試。結果,其他三個人都金榜題名,只有理和因體檢不通過而落第。這事很刺傷理和,但也因此使他日後成為一個作家。
蕭道應:我是鍾浩東的雄中同學。一九一六年出生於屏東佳冬,剛滿六歲便進入佳冬公學校就讀,然後循序由公學校、公學校高等科,而於一九二九年考進高雄中學校。
日本殖民體制的公學校教育充滿軍國主義色彩。它不但在教學方式上採取著眼於整齊和嚴肅的機械注入法,在訓導上採用嚴厲體罰的消極手段,而且通過學唱日本歌,培養兒童勇敢、好勝和鬥狠、蠻幹的體育教學等課程,灌輸台灣學童皇民意識。表面上似乎比以前有所進步了,實質上卻存在著民族歧視下的差別待遇,台日兒童不能共學,日本學童進的是修業年限八年的小學校,不論是課本程度、師資和學校設備都遠遠超過公學校。因此,小學校畢業生的升學率也大大勝過公學校畢業生。一九二二年,殖民當局新台灣教育令規定中等以上學校實行「內(日)台共學」制。表面上,日台學生之間在教育政策上的差別待遇大致撤除。但是,因為日台人新生錄取名額的差異,入學考題完全取自日人小學使用的教科書,以及主持所謂「錄取會議」日語口試的校長和教員大都是日本人等原因,台灣學生能夠進入中等以上學校的機會,還是遠遠不及日本學生。根據台灣總督府統計,我考進雄中那年,台灣一共有十所中學校,其中,教員二百二十三人,台灣人卻只有四名;學生四千五百九十七人,台灣人也只有一千八百七十五人。
我認為,日本帝國主義對台灣人的教育,無非是為了改變我們的心智,使得我們能夠更為有效地受它統治。我跟鍾浩東,基本上就是日本帝國主義通過麻醉教育,刻意要培養成為「皇民意識發揚」的一代人。但我出身抗日世家,民族意識強烈,就讀公學校期間即痛恨充滿軍國主義色彩的皇民教育,可年幼的我卻只能在內心咒罵來維持精神的獨立。到了中學時代,我開始自覺地抵抗日本的同化教育了。殖民當局非常注意中學校學生的生活管理與同化工作。我就故意違反學校規定,在入學一個月後,仍然一直穿著傳統的台灣衫上學。因為這樣的表現,我當然受到校方嚴厲的處罰。也因為這樣的抵抗姿態,我結識了同樣具有強烈民族意識的客籍同學鍾和鳴,日後並同赴大陸,投入祖國的抗日戰爭。
鍾理和:年事漸長,我自父親的談話中得知原鄉本叫作「中國」,原鄉人叫作「中國人」;中國有十八省,我們便是由中國廣東省嘉應州遷來的。後來,我又查出嘉應州是清制,如今已叫梅縣了。
父親和二哥自不同的方向影響我。但真正啟發我對中國發生思想和感情的人,是我二哥(和鳴)。我這位二哥,少時即有一種可說是與生俱來的強烈傾向—傾慕祖國大陸。在高雄中學時,曾為「思想不穩」—反抗日本老師,及閱讀「不良書籍」—《三民主義》,而受到兩次記過處分,並累及父親被召至學校接受警告。
鍾里義:在雄中時,和鳴依舊喜歡和日籍老師辯論,那些日本人常常被他質問得無力回答。那時候,和鳴已經在偷偷閱讀《三民主義》了。有一回,和鳴在課堂上偷閱大陸作家的作品被老師當場抓到而遭到辱罵。和鳴不甘示弱地替自己辯護道:「做一個中國人,為什麼不能讀中文書。」日籍老師惱羞成怒,舉鞭抽打和鳴,大罵道:「無禮!清國奴!」和鳴不堪其辱罵,隨手抓起桌上的書,擲向那日籍老師。事後,校方通知家長到校約談。父親不理會日本人,就由里虎大哥前去。到了學校,里虎大哥直截了當地告訴校方管理人員,說子弟既然送給學校教育了,好壞都是學校的事,與我家無關。
經過這次事件的刺激,再加上平日閱讀《三民主義》及五四時代的作品的影響,和鳴因此產生憧憬祖國的情愫。中學校二年級時,和鳴即向父親提出欲赴大陸留學的計畫。父親因為做生意的關係,每年都會到大陸一趟,對大陸的情況比較瞭解,所以不贊成。但是和鳴的祖國情愫也感染了理和,致使他在後來帶著台妹私奔東北。
鍾理和:父親正在大陸做生意,每年都要去巡視一趟。他的足跡遍及沿海各省,上自青島、膠州灣,下至海南島。他對中國的見聞很廣,這些見聞有得自閱讀,有得自親身經歷。村人們喜歡聽父親敘述中國的事情。原鄉怎樣,怎樣,是他們百聽不厭的話題。父親敘述中國時,那口吻就和一個人在敘述從前顯赫而今沒落的舅舅家,帶了兩分嘲笑,三分尊敬,五分歎息。因而這裡就有不滿,有驕傲,有傷感。他們衷心願見舅舅家強盛,但現實的舅舅家卻令他們傷心,我常常聽見他們歎息:「原鄉!原鄉!」
鍾里義:父親勸阻和鳴,說大陸的教育並不比台灣發達,要他還是在台灣念吧。和鳴不以為然,說父親所看到的是幾年前的大陸,何況現在國家正需要青年投入才會進步發達。父親勸不過和鳴,就讓他去了。他從大陸遊歷歸來後同父親說:「的確!你說的一點沒錯。目前,大陸的教育事業是不比台灣發達。」
鍾理和:中學畢業那年,二哥終於請准父親的許可,償了他「看看中國」的心願。他在南京、上海等地暢遊了一個多月,回來時帶了一部留聲機,和許多蘇州、西湖等名勝古蹟的照片。那天夜裡,我家來了一庭子人。我把唱機搬上庭心,開給他們聽,讓他們盡情享受「原鄉的」歌曲。唱片有:梅蘭芳的《霸王別姬》、《廉錦楓》、《玉堂春》,和馬連良、荀慧生的一些片子。還有粵曲:〈小桃紅〉、〈昭君怨〉;此外不多的流行歌。
粵曲使我著迷;它所有的那低迴激盪、纏綿悱惻的情調聽得我如醉如癡,不知己身之何在。這些曲子,再加上那賞心悅目的名勝風景,大大的觸發了我的想像,加深了我對海峽對岸的嚮往。
鍾里義:和鳴前往大陸並沒有向學校請假或辦休學手續。校方原本欲以「行為不正」的理由給他退學處分。然而,因為和鳴的成績一直都維持在一至五名之內,校方覺得像他成績這樣好卻讓他退學,實在可惜。於是,經過協商後,放棄退學處分,改以那個學期全班最後一名的成績處罰他。
序曲:伴著腳鏈聲的大合唱
一九五○年十月十四日。台北青島東路軍法處看守所。
清晨六點整。剛吃過早餐,押房的門鎖便喀啦喀啦地響了。鐵門呀然地打開。
「鍾浩東、李蒼降、唐志堂,開庭。」
鐵門外兩個面孔猶嫌稚嫩的憲兵,端槍,立正,冷然地站立鐵門兩側。整個押房和門外的甬道,立時落入一種死寂的沉靜之中。原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安靜地向同房難友一一握手,然後在憲兵的扣押下,一邊唱著他最喜歡的〈幌馬車之歌〉,一邊從容地走出押房。於是,伴奏著校長行走時的腳鏈拖地聲,押房裡也響起了由輕聲而逐漸宏亮的大合唱……
蔣碧玉...
作者序
凡記下的就存在
侯孝賢
十六、十七年前,我們都在看《人間雜誌》的時候,看到了藍博洲的〈美好的世紀〉和〈幌馬車之歌〉。那兩篇東西真的是先驅。
也是那個時候,我拍了《悲情城市》。就電影技術上的突破而言,是台灣第一部採取「同步錄音」的電影,但某些部分仍得事後補錄或配音。譬如押房難友們唱的《幌馬車之歌》,要有空間聲,不能在錄音室錄,所以特別開拔到金瓜石礦區廢置的福利站空屋去唱,四個人,我、謝材俊、天心,和唯一會日文的天心的母親(劉慕沙),日文歌詞用注音符號標示發音,這樣錄成的。
之後,好像辜負了很多人的期待,我岔開去拍阿公李天祿的故事《戲夢人生》(阿公年紀太大不趕快拍會來不及),要到一九九五年《好男好女》,我才以《幌馬車之歌》為題材,把壓縮在《悲情城市》後半結局的時空重新再做處理。並且從預算中撥出資金拍受難人訪談的紀錄片《我們為什麼不歌唱》,由藍博洲和關曉榮負責執行。
《好男好女》開拍時蔣碧玉還在,次年一月十日她病逝,我們大隊人馬在廣東出外景,包括藍博洲(被我拉來飾演偕同鍾浩東、蔣碧玉夫婦投身大陸參加抗日的蕭道應醫生),大家聽到消息似都茫然無甚感慨。二十五日拍完回台灣,二十六日就是蔣碧玉出殯。喪禮上多是「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的老同學們,我在分鏡筆記本上隨手寫:再過些年一切也淡忘了,一人只得一生,自然法則,生死成毀無可逃處。
這好像很無情。
對照當時我拍此片採取的結構手段,戲中戲,現實,與往事。戲中戲叫作《好男好女》,正在排練和準備開拍中,背景是一九四○抗日戰爭到五○年代白色恐怖大逮捕。現實是九○年代台灣現狀。往事是飾演蔣碧玉的女演員,與男人一段短暫的同居時光,男人遭殂擊後,她拿到和解金存活至今。三條線最後交織成一起,女演員混淆了她與蔣碧玉,而男人的死似乎替代了鍾浩東。女演員已分不清是半世紀前年輕男女為革命奮鬥的理想世界呢?是半世紀後當下的現實?
看來形式複雜,野心很大,其實可能是一種閃躲。閃躲當時我自己在面對這個題目時候,其實身心各方面皆準備不足的困境。如果今天我來拍,我會直接而樸素的拍。
所以,世人將如何記得這些事呢?有人說:「我們從古至今都一個樣,沒有變得更好,也不會變得更好。歷史上因我們的罪而犧牲的人,簡直是死得輕如鴻毛,我們回報以更多的罪惡。」
那麼「歷史與現場」這套書系有何作用?藍博洲數十年來在這個題目上做的追蹤研究,不是枉然?
當然不是,從來就不是。
歷史就是要有像藍博洲這般一旦咬住就不鬆口的牛頭犬。在追蹤,在記錄,在釘孤枝。凡記下的就存在。
凡記下的,是活口,是證人,不要以為可以篡改或抹殺,這不就是歷史之眼嗎。我無法想像,沒有這雙眼睛的世界,會是怎麼樣的一個世界!
《幌馬車之歌》出版於一九九一年,今天新版再出,我謹以此文與藍博洲共勉。 (二○○四年九月)
凡記下的就存在
侯孝賢
十六、十七年前,我們都在看《人間雜誌》的時候,看到了藍博洲的〈美好的世紀〉和〈幌馬車之歌〉。那兩篇東西真的是先驅。
也是那個時候,我拍了《悲情城市》。就電影技術上的突破而言,是台灣第一部採取「同步錄音」的電影,但某些部分仍得事後補錄或配音。譬如押房難友們唱的《幌馬車之歌》,要有空間聲,不能在錄音室錄,所以特別開拔到金瓜石礦區廢置的福利站空屋去唱,四個人,我、謝材俊、天心,和唯一會日文的天心的母親(劉慕沙),日文歌詞用注音符號標示發音,這樣錄成的。
之後,好像辜負了很多人的...
目錄
【史記】
以紀實文學結算台灣的「戰後」/陳映真
凡記下的就存在/侯孝賢
【幌馬車之歌】
序 曲:伴著腳鏈聲的大合唱
第一樂章:故鄉
第二樂章:戰雲下的戀曲
第三樂章:原鄉人的血
第四樂章:戰歌
第五樂章:歸鄉
第六樂章:二二八
第七樂章:白與紅
第八樂章:風暴
第九樂章:訣別
尾 聲:和鳴!你在那裡?
【餘音】
鍾浩東的身後處分
蔣姑娘的餘生
大事年表
【誰的《幌馬車之歌》】
讓歷史不再有禁忌,讓人民不再有悲情
誰的《幌馬車之歌》
一條前行的路
【序錄】
隱沒在戰雲中的星團/林書揚
美國帝國主義和台灣反共撲殺運動/陳映真
【後記】
二○○四年版
二○一五年版
二○二三年版
【史記】
以紀實文學結算台灣的「戰後」/陳映真
凡記下的就存在/侯孝賢
【幌馬車之歌】
序 曲:伴著腳鏈聲的大合唱
第一樂章:故鄉
第二樂章:戰雲下的戀曲
第三樂章:原鄉人的血
第四樂章:戰歌
第五樂章:歸鄉
第六樂章:二二八
第七樂章:白與紅
第八樂章:風暴
第九樂章:訣別
尾 聲:和鳴!你在那裡?
【餘音】
鍾浩東的身後處分
蔣姑娘的餘生
大事年表
【誰的《幌馬車之歌》】
讓歷史不再有禁忌,讓人民不再有悲情
誰的《幌馬車之歌》
一條前行的路
【序錄】
隱沒在戰雲中的星團/林書揚
美國...
商品資料
出版社:INK印刻出版公司出版日期:2023-06-27ISBN/ISSN:9789863876601 語言:繁體中文For input string: ""
裝訂方式:平裝頁數:400頁開數:14.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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