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黛西.皮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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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力量大,但「團結」到底是什麼?
工人的權力,只能來自老闆嗎?
這是一本來自美國工運組織者,從工會內部反省的非虛構寫作
它不是「工會指導手冊」,而是呈現勞工運動的人性面貌
野火燒不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蛾和火,是書中緊緊相纏的隱喻。蛾是盲目追逐火焰,或者迎向光明?火是象徵希望還是危險?
蛾的毛蟲吐絲自纏,在繭中分泌酶來溶解自己,使自身「變性」,在破繭而出的最終階段,牠必須蛻去那層緊繃的乾皮,不然就會死。
作者黛西──一個上過大學的白人女性,來到亞利桑那州鳳凰城危險的洗衣廠,企圖組織一個充滿移民工的工會。工人們日復一日在沒有安全裝置的生產線上工作,從醫院、飯店、餐廳輸送來的骯髒布巾,包裹著針頭、糞尿、嘔吐物……。不需向他們解釋「階級」是什麼,看看疲憊的身體、大大小小的工傷、只夠付房租和廉價食物的薪水、不斷調快生產速度的上司──階級顯而易見。問題是,如何讓「我們」團結?
墨西哥女工阿爾瑪準備好要在洗衣廠組織工會,她影印一張張的傳單、敲同事們的家門、說服周圍的人簽工會卡、帶頭停工並將請願書甩在主管桌上。她問,「每個人都害怕,所以是什麼讓某些人跨過恐懼的門檻?全憑憤怒嗎?是勇氣嗎?那些在恐懼中倒下的人,是太害怕,或只是不夠生氣?」
黛西和阿爾瑪在這場勞工運動中是並肩的戰友、親密的朋友,但仍要面對的是,專業組織者和其協助組織的工人,核心的差距是什麼?
這本書描寫組織洗衣廠工會的艱苦過程,有珍貴的歡笑、互助、友誼,同時也反省工會內部的民主、組織者由上而下的領導性、對於掌握權力的錯誤妄想、上級工會的政治鬥爭……在勞工運動中,工人要面對的不只是資方,也包含所屬的工會及自己。另一方面,書中也爬梳美國勞工運動百年來未正視的性別議題,「工會的男人總認為女人是靠不住的士兵」,然而一九○九年受不了男性工會幹部空話而上臺登高一呼總罷工的,是一位縫衣女工。
貧富差距愈來愈大、勞動條件愈來愈糟,是全球的趨勢,還有什麼條件組織工會?反過來說,這一切使我們憤怒,憤怒促使人戰鬥,工潮正於世界各地死灰復燃,我們也需要做好團結的準備,思考團結的意義。時機到來,春風又生,野火燎原。
◆專文導讀◆
孫窮理|《焦點事件》記者
◆專文推薦◆
陳素香|臺灣國際勞工協會理事長
周聖凱|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祕書長
★★★各界好評推薦★★★(依姓名筆畫排列)
成令方|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退休教授
吳靜如|臺灣國際勞工協會研究員
阿潑|媒體工作者
孫友聯|臺灣勞工陣線祕書長
梁秀眉|臺灣基層護理產業工會、無論如河書店創辦人
陳昌遠|前印刷廠作業員、詩人
陳柏謙|臺灣勞動歷史與文化學會祕書長
陳雪|作家
劉念雲|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專員
蔣闊宇|《全島總罷工》作者
盧其宏|共力研究社研究員
藍佩嘉|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特聘教授
蘇盈蓉|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常務理事
作者簡介:
黛西.皮特金(Daisy Pitkin)
超過二十年資歷的工會與社區組織者,最初從事國際性的紡織工人聲援,後來在美國紡織成衣工會(UNITE)及美國紡織成衣餐旅工會(UNITE HERE)組織洗衣廠工人。她的文章曾獲蒙大拿獎(Montana Prize)、騷動文學獎(Disquiet Literary Prize)、新千禧年獎(New Millennium Award)、莫妮克.維蒂格獎學金(Monique Wittig writer's fellowship)。她在俄亥俄州郊區長大,亞利桑那大學藝術碩士畢業。現於匹茲堡生活及寫作,並且擔任工人聯會(Workers United)工會組織指導員,以及星巴克抗爭中的全國指導員。
譯者簡介:
楊雅婷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哈佛大學教育碩士,譯有《一位年輕博物學家的日記》、《水舞者》(春山)、《你必須改變你的生命:羅丹與里爾克的友情與生命藝術》(人文社群)、《歐亞混血》、《臺灣的想像地理》(臺大出版中心),《福爾摩沙的巴克禮》(臺灣歷史博物館),《蘭閨寶錄》(左岸),《馬戲團之夜》、《啥都瞭了》、《歷史大口吃》、《記帳遊戲》(行人),《童年之死》(巨流)等書。
名人推薦:
漿液與修復──進入他人之痛苦是「飛蛾撲火」(節選)
推薦人 周聖凱(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秘書長)
我從一個文學創作者,改投身進工人運動的這幾年,時而想起,美國哲學家桑塔格曾經探問,如何「更有道德」地旁觀他人之痛苦,她將旁觀的情感分為兩種:憐憫和同情。前者是站在更高的位置俯瞰,疏離地停在,「我知道你痛苦」。後者要投入更多想像力,將自身放在和他人平等的位置,感同身受他人之痛苦。兩種情感的道德價值或有高下,但都意味「責任的局限」,觀看者對事件當下無能為力,已經和被觀者拉開時空的距離。
但,如果越過旁觀的位置,嘗試以實際行動,改變他人之痛苦時,人應該為他人之痛苦負責到什麼程度,又應該抱何情感面對他人呢?這並不只是,文學和藝術如何介入社會的抽象辯證,對工人運動而言、對組織者如我而言,是實際鬥爭存亡的路線選擇,也是黛西‧皮特金《飛蛾撲火》欲探究而未竟的核心命題。
黛西二十五歲的時候,投身為美國紡織成衣工會的組織者,第一個協助的,是跨國集團索迪斯位在鳳凰城的洗滌工廠,並在其中結識了工會頭人阿爾瑪,兩人並肩作戰、組織工會,共同經歷各種困難,建立起無比深厚的革命情感。
從外觀來看,《飛蛾撲火》分成「蛾」和「火」兩條線交互敘事,前者是黛西和阿爾瑪的故事,後者則上溯美國女工抗爭的歷史傳統。寫作手法上,黛西採用書信體,承載她對阿爾瑪的叨叨絮語,然僅能為單向的通訊,因其敘事伊始,是黛西和阿爾瑪的組織關係已然裂解、個人關係隨之崩壞的其後。通書情感充滿對主體修復的深盼,想對阿爾瑪告解,昔日在鬥爭中,組織者「不能」或「不敢」讓工人知道的內面私我。
究竟什麼是組織者呢?表面來看,工人理所當然是工人運動的抗爭主體,組織者多為知識分子,像是來自外部的「他者」,資本或社會大眾的模糊理解,組織者更像「滋事分子」,是在抗爭現場靠衝撞換取議題曝光之人。然實際上,組織者真正的工作,或說更深層、更日常的工作,其實是「培力」,協助以為自己沒有條件反抗、只能安分認命的工人,去改變自己和資本的關係,轉化為工人運動的抗爭主體。也賴於此,組織者才能在工人運動中成為主體。
要將工人轉化為抗爭主體,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情。
諸多以勞動為題材的文學作品,例如臺灣讀者熟悉的林立青《做工的人》,大多會描敘工人在勞動現場經歷過的苦難,然其以為改變工人苦難的方式,是寄望社會大眾能有更多同情的理解,進而影響國家法制,而非工人團結起來抗爭。少部分意識形態偏左的作家,例如楊逵的〈送報伕〉、陳映真的〈雲〉等,描敘工人在苦難中,體悟到社會結構或勞資關係的不平等,最終起身反抗,但這是種簡化的敘事方式,反抗的結果是成或敗,楊逵和陳映真都略過了中間的過程,也略過了抗爭主體內心的反覆和成長。《飛蛾撲火》誠是以非虛構寫作,去補足這個在文學中、在報導中都較少被再現的部分,其作為起點的提問是:為何承受同等苦難的工人,選擇會截然有別?
顯然,從痛苦到反抗,並非線性的過程。阿爾瑪問黛西,也問自己,我和其他工人為何不同,是因為有人比較憤怒、有人比較害怕嗎?黛西當下以為,戰鬥者和不戰鬥者的差別,不在憤怒或恐懼,而繫乎願景,繫乎人能否想像到戰鬥的好處。戰鬥的好處,就像懸在驢子眼前的一根蘿蔔,對大部分工人而言,指的是直接的經濟利益,吃到了,就可能停下來,一直吃不到,也很難撐下去。戰鬥的好處難道只是存乎人外部的事物嗎?黛西在多年過後反思,戰鬥的意志,「可能是一種變態,一種極度渴望改變,以致自己被改變了的狀態。」黛西用一個唯美的譬喻,來形容這種由內而生的改變:抗爭者就像毛蟲,要徹底溶解自己原有的身體,爆發成全新的存在,化作撲火的蛾。
「蛾」象徵抗爭主體,「火」象徵工人運動,兩者的對位關係,也是工人和組織者的關係。
在《飛蛾撲火》中,黛西屏棄了常被放在歷史主線男性工人為主的鐵路工會,而以國際女裝服飾工會為起點,對阿爾瑪道來美國工人的抗爭傳統。一九○九年的紡織女工克拉拉,在群眾大會公開反對男性頭人的妥協路線,發動史稱「兩萬人抗爭」的總罷工。但一場總罷工並不足以改變所有紡織工人惡劣的勞動條件,幾年後,不顧勞動現場安全的三角襯衫工廠,發生一場導致上百人死亡的大火,成為深刻的集體記憶。
克拉拉的故事,代表工人運動中的性別不平等,女工想反抗資本,要先反抗滿足現況的男性頭人。且不只是工人,克拉拉而後成為組織者,如黛西自身,也要面對和其他男性組織者間的不平等。黛西的取捨,是藉性別位置,拉起她和阿爾瑪間更多的共同點,更是以自身選定的路徑,將阿爾瑪從勞動現場的微觀鬥爭,往上走進更高維度的工人運動,這同時意味著思考座標和時間座標的新生。
然此際的新生,終究也存在著權力關係。明明阿爾瑪是在工廠內部更有影響力的頭人,何以傳道授業者,反而是年少資淺的黛西呢?工人通常是身體歷經痛苦,而後改變了思想,知識分子則反過來,是被思想感召,選擇成為組織者,組織者通常具備更好的論述能力、更高的文化資本,也更有條件占有工人運動的領導權。
工人真的都能信服組織者的領導嗎?在抗爭張力最強的時刻,阿爾瑪也會反問黛西,你和我們不同,你領著工會的薪水抗爭,你不會因為戰鬥被解僱。
我作為空服員工會的主要組織者、長榮空服員罷工小組召集人,我也時常被質疑:推空服員前進,是在推空服員去死。然而,我曾因對時機的判斷不同,幾度勸說她們不要罷工,我也曾在罷工只有部分成果,空服員想採取更激烈方式抗爭時,再度強烈反對。同一時間發生的故事是,在連日暴雨終於暫停後的罷工棚,某個空服員靠著我肩膀,用忍著淚和鼻涕的聲音說,「我不想放棄,我真的不想放棄。」我問,「為什麼?妳會這麼說,就是想放棄,那為什麼還不放棄呢?」她說,「因為我覺得不甘心,因為會員覺得不甘心。」(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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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黛西──一個上過大學的白人女性,來到亞利桑那州鳳凰城危險的洗衣廠,企圖組織一個充滿移民工的工會。工人們日復一日在沒有安全裝置的生產線上工作,從醫院、飯店、餐廳輸送來的骯髒布巾,包裹著針頭、糞尿、嘔吐物……。不需向他們解釋「階級」是什麼,看看疲憊的身體、大大小小的工傷、只夠付房租和廉價食物的薪水、不斷調快生產速度的上司──階級顯而易見。問題是,如何讓「我們」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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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哈佛大學教育碩士,譯有《一位年輕博物學家的日記》、《水舞者》(春山)、《你必須改變你的生命:羅丹與里爾克的友情與生命藝術》(人文社群)、《歐亞混血》、《臺灣的想像地理》(臺大出版中心),《福爾摩沙的巴克禮》(臺灣歷史博物館),《蘭閨寶錄》(左岸),《馬戲團之夜》、《啥都瞭了》、《歷史大口吃》、《記帳遊戲》(行人),《童年之死》(巨流)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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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越過旁觀的位置,嘗試以實際行動,改變他人之痛苦時,人應該為他人之痛苦負責到什麼程度,又應該抱何情感面對他人呢?這並不只是,文學和藝術如何介入社會的抽象辯證,對工人運動而言、對組織者如我而言,是實際鬥爭存亡的路線選擇,也是黛西‧皮特金《飛蛾撲火》欲探究而未竟的核心命題。
黛西二十五歲的時候,投身為美國紡織成衣工會的組織者,第一個協助的,是跨國集團索迪斯位在鳳凰城的洗滌工廠,並在其中結識了工會頭人阿爾瑪,兩人並肩作戰、組織工會,共同經歷各種困難,建立起無比深厚的革命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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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什麼是組織者呢?表面來看,工人理所當然是工人運動的抗爭主體,組織者多為知識分子,像是來自外部的「他者」,資本或社會大眾的模糊理解,組織者更像「滋事分子」,是在抗爭現場靠衝撞換取議題曝光之人。然實際上,組織者真正的工作,或說更深層、更日常的工作,其實是「培力」,協助以為自己沒有條件反抗、只能安分認命的工人,去改變自己和資本的關係,轉化為工人運動的抗爭主體。也賴於此,組織者才能在工人運動中成為主體。
要將工人轉化為抗爭主體,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情。
諸多以勞動為題材的文學作品,例如臺灣讀者熟悉的林立青《做工的人》,大多會描敘工人在勞動現場經歷過的苦難,然其以為改變工人苦難的方式,是寄望社會大眾能有更多同情的理解,進而影響國家法制,而非工人團結起來抗爭。少部分意識形態偏左的作家,例如楊逵的〈送報伕〉、陳映真的〈雲〉等,描敘工人在苦難中,體悟到社會結構或勞資關係的不平等,最終起身反抗,但這是種簡化的敘事方式,反抗的結果是成或敗,楊逵和陳映真都略過了中間的過程,也略過了抗爭主體內心的反覆和成長。《飛蛾撲火》誠是以非虛構寫作,去補足這個在文學中、在報導中都較少被再現的部分,其作為起點的提問是:為何承受同等苦難的工人,選擇會截然有別?
顯然,從痛苦到反抗,並非線性的過程。阿爾瑪問黛西,也問自己,我和其他工人為何不同,是因為有人比較憤怒、有人比較害怕嗎?黛西當下以為,戰鬥者和不戰鬥者的差別,不在憤怒或恐懼,而繫乎願景,繫乎人能否想像到戰鬥的好處。戰鬥的好處,就像懸在驢子眼前的一根蘿蔔,對大部分工人而言,指的是直接的經濟利益,吃到了,就可能停下來,一直吃不到,也很難撐下去。戰鬥的好處難道只是存乎人外部的事物嗎?黛西在多年過後反思,戰鬥的意志,「可能是一種變態,一種極度渴望改變,以致自己被改變了的狀態。」黛西用一個唯美的譬喻,來形容這種由內而生的改變:抗爭者就像毛蟲,要徹底溶解自己原有的身體,爆發成全新的存在,化作撲火的蛾。
「蛾」象徵抗爭主體,「火」象徵工人運動,兩者的對位關係,也是工人和組織者的關係。
在《飛蛾撲火》中,黛西屏棄了常被放在歷史主線男性工人為主的鐵路工會,而以國際女裝服飾工會為起點,對阿爾瑪道來美國工人的抗爭傳統。一九○九年的紡織女工克拉拉,在群眾大會公開反對男性頭人的妥協路線,發動史稱「兩萬人抗爭」的總罷工。但一場總罷工並不足以改變所有紡織工人惡劣的勞動條件,幾年後,不顧勞動現場安全的三角襯衫工廠,發生一場導致上百人死亡的大火,成為深刻的集體記憶。
克拉拉的故事,代表工人運動中的性別不平等,女工想反抗資本,要先反抗滿足現況的男性頭人。且不只是工人,克拉拉而後成為組織者,如黛西自身,也要面對和其他男性組織者間的不平等。黛西的取捨,是藉性別位置,拉起她和阿爾瑪間更多的共同點,更是以自身選定的路徑,將阿爾瑪從勞動現場的微觀鬥爭,往上走進更高維度的工人運動,這同時意味著思考座標和時間座標的新生。
然此際的新生,終究也存在著權力關係。明明阿爾瑪是在工廠內部更有影響力的頭人,何以傳道授業者,反而是年少資淺的黛西呢?工人通常是身體歷經痛苦,而後改變了思想,知識分子則反過來,是被思想感召,選擇成為組織者,組織者通常具備更好的論述能力、更高的文化資本,也更有條件占有工人運動的領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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