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

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人突然現身

2016年7月15日。我在中國北京的日本大使館附近，一間名為二十一世紀飯店內的日本料理餐廳內，和中國的熟人午餐，之後離開了有著空調的飯店。太陽亮得刺眼，因為要討論研討會相關事宜，我到北京出差五天，那天是跑完所有行程的最後一天。

那時是下午兩點左右，也是一天最熱的時段，雖然空氣並不潮濕，但陽光很強烈。氣溫應該有40度左右吧。因為飯店前的車道上沒有計程車，我等了一下後，便走到了前面的馬路旁。

我舉起手等了大概7、8分鐘，全身都像是噴出汗一般。從對向車道上，一輛奔馳的白色計程車的司機響起喇叭並朝我揮手，我也回以手勢。在北京跑的計程車多半是綠和土黃色的雙色，白色計程車相當罕見。雖然我覺得從對向車道特地繞過來不太尋常，但好不容易才等到這輛計程車。我想要避暑，於是便上了車。

我說：「請開到北京首都國際機場第三航廈。」說完後，計程車便開始啟動。我馬上注意到了車子行進方向跟我想去的方向（機場高速公路）不同。我因為覺得奇怪而向司機搭話，但他一點也不在乎，只是平靜地開著計程車。途中他好像還用手機輸入了什麼。我從來沒看過計程車司機做這種事。

車子開了快一小時，抵達機場出發大廳樓層時是下午3點10分左右，我身上的汗都乾了。因為沒有停車區，所以大家都隨意停在馬路上。司機將計程車停在了一輛白色廂型車的斜後方。車周圍有著6名身著T恤、體格很好的男性。雖然我覺得計程車停在這麼多感覺非善類的人群旁，讓我有些不快，但我還是從後車廂拿出行李開始移動。飛機時間為下午5點半。

這個時候，其中一名男人用中文問我：「你是鈴木嗎？」

我回答：「是的。」之後，3、4名男人馬上強硬地把我押進了廂型車。即使當時我體重有96公斤也抵抗不了。

「你們是誰？」

「北京市國家安全局。」

聽到這句話的我腦袋陷入一片空白。說是安全局，其實就是間諜組織，他們也負責抓捕間諜。為什麼他們要找我？這個問題閃過了我的腦海。我順應當時情況被推進車內，穿過三排座位的中央，到了最後一排，並被塞進了最裡面的位置，也就是最難逃跑的位置。車上副駕駛座有一名男人正在拍攝。

「給我看你們的身份證明。」我這麼說，但男人們回答：「沒有這個必要。」我問：「為什麼要抓我？」然後一個瘦瘦戴著眼鏡的男人，在我面前攤開了一張紙，上面寫著北京市國家安全局長李東的名字。

上面寫著因為我有間諜嫌疑，因而允許逮捕我。現在想想，那台計程車搞不好也是安全局分派的吧……停在廂型車旁邊也無法視為偶然。雖然我沒辦法證實眞相。

我在車上被奪走了手機、手錶，並且為了防止我自殺，而把我的褲子皮帶抽走，並讓我戴上了黑色的眼罩。

「要去哪裡？」我用中文問。

「這可不能說。」其中一人回答。

我請求：「聯絡日本大使館。」但對方只說：「等到了之後，跟負責人說吧。」

即使我向他們搭話也沒有用，也不知道我們要去哪裡。我認為抵抗也沒有用，所以就靜靜坐在車子裡。

被黑色厚窗簾所包圍的房間

大概開了一個小時左右吧，車停止後可以聽到有人在對話。車似乎是停在了某個類似櫃台的地方，然後車又緩緩再開了起來，並開始走下坡，似乎進了地下車庫。

停車後，我被抓住雙臂，就戴著眼罩被迫下了車，進電梯，並在更高的樓層離開電梯，之後我的身體被轉了很多圈，應該是要讓我搞不懂方向吧。我穿過走廊，被帶到了一間房內。

「坐下。」我聽到一個男人說。我用手摸索後方，摸到了類似床的觸感。我坐下後，眼罩才終於被拿下。

我看房間的樣子，似乎像是間老舊的飯店，浴室裡並列著洗臉台、馬桶、蓮蓬頭，看向天花板後，房間四角設置的監視攝影機鏡頭閃著光芒。雖然看起來像飯店，但浴室沒有門，從房裡可以完全看光裡面的情形。

很快就有醫生來幫我測血壓。收縮壓為186，舒張壓不太記得了，但大概是100左右吧。醫生建議我：「要吃降血壓的藥。」但我拒絕道：「我才不吃那種東西。」不過，幫我翻譯的女性說：「因為擔心你的身體狀況，所以請吃藥吧。」並試圖說服我。我因為平常血壓就高，那天早上也吃了市售的中國降血壓藥「北京0號」。當時我因為激動而完全忘了，因為翻譯溫柔體貼的話，而又吃了降血壓藥。

20～30分鐘後，我被指示「離開房間」，於是我被抓著雙臂到走廊上，被帶往斜對面的504號房。我進房間前看向斜後方，我一開始被帶往的房間門上寫著502號房。

504號房是就像電影偵訊室那樣的房間。房裡有像是董事長在用的那種穩重的大桌子，有三名男人坐在椅子上。我則被迫坐在桌子對面固定式的椅子上。

三人都是穿著POLO衫、牛仔褲、運動鞋等輕鬆的打扮。開口的是位於中間、40歲左右，肥胖體型的男人。

「鈴木英司，你知道自己為什麼來這裡嗎？」

「我怎麼可能知道。我在日本還有事要辦，請快點讓我回去。叫大使館的人來。」我請求道。

「我知道你想叫大使館。日中領事協定要在5天內聯絡大使館，所以你不用擔心。我們很守法的。」肥胖體型的男人說。正確其實是4天內，但當時他是這麼說的。

肥胖體型的男人為了拿茶水而離開房間1、2分鐘後，我問了翻譯。翻譯是一名中年女性，我感覺她是個好人：「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我什麼時候可以回去？」我平靜地問。

「你就老實招吧。只要老實說就可以回去了。」翻譯像要說服我般回答。

「明天我有事所以想早點回去。我什麼時候可以回去？」我再問了一次，但對方只回答了：「跟我說那種事，我也不知道呀。」

之後他們檢查了我持有的物品，並且製作了持有物品的目錄。

我被指示回到502號房後，床對面的沙發上默默坐著穿了T恤和運動外套的兩名男人。是負責監視的人。

「你就在這裡生活。」

我還以為會被帶去其他地方。要在沒有時鐘也沒有電視的地方生活嗎？我心中大喊著別開玩笑了。但想說應該也不會很久吧，當時還想得十分美好。

過了不久後，晚餐就被送來了，是蕃茄炒蛋加麵。跟炒飯一樣是中國一般的家常料理。雖然肚子餓了，但因為我很不爽，所以我不想吃。即使如此還是吃了一口，結果因為麵都爛了，根本就吃不了。

「這種東西誰吃得下去啊。不用了。」

「吃了比較好喔，空腹對身體不好，所以吃吧。」負責監視的男人說道，但那之後我就沒再動過筷。

幾個小時後，我再度被帶往504號房。他們問了我是幾年出生、戶籍位於何處、有幾個家人、什麼大學畢業的、過去做了什麼工作等生平相關的事。

接著他們遞紙給我，要我寫下所有認識的中國人的名字。我想說寫出一些名人來嚇嚇他們，就將過去見過面的胡錦濤前國家主席、李克強總理（時任）等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共青團）幹部的名字寫了上去。

「不是這種幹部。其他還有很多吧。你有朋友吧，寫那些人的名字。你應該在日本的中國大使館也有朋友吧？那個也寫下來。」

肥胖體型的男人補充道。雖然我寫下了大使、公使的名字，但沒有將外交官朋友們的名字寫上去。

肥胖體型的男人看了看左手上的大手錶，已經要晚上11點40分了。

「明天繼續問。」他對我說道，於是第一天就結束了。

回到房間後我想打開窗戶，但卻被說：「不行。」而被制止了。我只是想吸吸外頭空氣，便詢問理由：「為什麼不行？」然而對方只冷淡地回答：「這是規定。」

我把頭枕在床上的枕頭後，又被說了：「不行。」並要我將頭轉向腳的那一端。我想應該是因為監視者收到指示，這樣他們兩人才能看到我的臉。

我打算關燈後，他們又說：「不能關燈。」於是燈便一直亮著，我不停想著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根本無法入眠。我想著，要怎麼聯絡家人呢？明天我本來預計要跟學生們在新宿的中華料理店吃飯的。再一個月後的8月6號是高中同學會。這是我1975年自高中畢業後，睽違了41年第一次的同學會。我也是同學會的總召。在那個晚上，我還覺得應該趕得上同學會吧。

很快地，監視的人換成另外兩人。不久後我才知道，監視者分成四班輪値。外面響起了狗吠聲。之後我才得知，那隻狗似乎是為了抓逃亡者而被放養在建築物的所有地內。

我沒辦法進入深眠，一直持續著打瞌睡的狀態。

「醒醒。」監視者讓我從淺眠醒了過來。因為室內沒時鐘，所以我無法確定，但可能是早上了吧。窗簾間的縫隙有些微陽光漏了進來，想必是早上了吧。

房內唯一的窗戶上，掛著的黑色厚窗簾仍然緊閉。

「可以打開窗簾嗎？」我問。而監視者則回答：「不能拉開。」應該是不能讓我看外面吧。

早餐是中國式蒸饅頭和粥、醃漬物。食物全都被放進保溫罐中。我說我只需要粥和醃漬物就好。房間內沒有我的椅子，所以我只能坐在床上，把粥放在小圓桌上沉默地吃粥。老樣子，被兩個沉默的男人盯著，完全沒辦法心平氣和地進食。但是因為前一天沒吃東西，我還是吃完了早餐。

吃完後，他們要我自己淸洗餐具。好像規定是每一餐都要我自己洗。並且在每次早餐後都會量血壓。

房間裡有蓮蓬頭，雖然我每天都可以洗澡，但我只有兩天洗一次。因為浴室沒有門，一直都有監視者在看，這段時間在精神上來說很痛苦。

名為「監視居住」的監禁生活

我被禁止委託律師。我再三要求聯絡日本大使館，但聽到他們說：「現在要聯絡大使館了。」是在7月20日的下午5點半。我被抓的時候是7月15日。日中領事協定規定要4天以內聯絡大使館才對，結果實際上聯絡卻是在5天後的7月20日。我後來才知道，我的「監視居住」記錄上是從7月16日開始，所以算4天的話，也是從7月16日開始的。明明是15日被抓，為什麼會這樣算，我直到現在也還是搞不懂。

在我的記憶中，一週後的7月27日總算有大使館員來探望我。因為我過著沒有日曆和時鐘的日子，所以記憶中只記得應該是被抓之後的12天左右吧。

準備給我們的接見室很大。房間內有負責偵訊的兩人跟年輕翻譯，會面時間只有30分鐘而已。

每當我講到被關押的理由，就會被調查官警告。大概進行兩次這樣的對話後，我就被警告：「只要再說兩次，今天的見面就立即中止。」

根據大使館員的說法，我現在的關押被稱為「監視居住」，是基於中國法律的一種程序。明明不到日本犯罪後會進行的逮捕層級，但卻允許監禁。「監視居住」聽來好聽，實際上就是監禁。而這個監視居住規定三個月，但是可以再延長，大使館員這麼告訴我。

「這個嘛，再延長一次就是6個月。這會是一場長期戰，還請有耐心地等待。」

被說要「有耐心」，讓人感到虛脫。大使館員一副覺得這差事很麻煩的樣子，從態度上完全表現出來了。

我問：「可以雇用大使館的顧問律師嗎？」答案是：「需要支付35萬人民幣（當時匯率約560萬日圓）。」我在震驚的同時也放棄了。

大使館員的建議是透過中國的法律援助制度來免費雇用律師。但是那時，我不知道監視居住期間沒辦法雇用律師。

會見到最後，我被問到有沒有話要捎給日本的人，我提了家人、認識的國會議員、新聞記者舊識的名字。後來才知道，除了家人以外幾乎都沒收到聯絡。關於這件事，我在第4章還會再仔細說明。

回到監視居住下的話題，監視者的男人們幾乎不會跟我對話。也有監視者會在餓肚子的我面前大聲吃著零食。

但是一位跟我差不多年紀的男人則有所不同。他有著方臉和平頭，身高超過180公分。外表看起來很可怕，但是相當溫柔。雖然我在房內連茶都被禁止喝，但是開水可以，所以平頭男很頻繁地給我水。

「你喜歡吃什麼？」

他這麼問，我說我想喝湯後，他有時就會偷偷在送食物時給我口感既酸又辣的「酸辣湯」。不知不覺我也開始期待見到平頭男的日子。

大概在被監禁不久後，其中一名偵訊官要求：「叫我『老師』。」

雖然我想著這什麼跟什麼，別開玩笑了。但他們想要像這樣打造出「主從關係」吧。老師的口頭禪是：「我們之間建立起信賴關係是很重要的。我們什麼都能幫你完成，所以開口跟我們說吧。」但他完全把自己置於優勢地位。

間諜嫌疑及令人驚愕的杜撰證據

隨著調查進行，我的「嫌疑」好像逐漸得以釐淸了。2013年12月4日，我和在日本認識的中國政府外交官湯本淵先生在北京聚餐時說的話，好像被視為是有問題的。湯先生曾擔任駐日中國大使館的公使銜參贊（按：簡稱公參，是一種外交官頭銜）。2013年7月他回到中國，進入了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走著相當菁英的道路。

老師好像掌握了那天湯先生和我的對話。也就是說，湯先生已經被關起來並接受了調查吧，我是這麼想的。我也懷疑可能是被竊聽，但至今仍然不淸楚。

老師某天突然跟我說：「你們談了北韓的話題吧。這是需要謹愼對待的話題，並且是違法的。」

我回想當時的對話。說是對話，也只是因為剛好在跟湯先生吃飯前不久，韓國政府跟韓國的國會議員獲知，北韓已故金日成主席的女婿張成澤有兩名親信被處刑，張氏本人也不知下落。而該國會議員也向大眾媒體公開了此事。這件事是2013年12月初在日本被報導出來的。我回想起來，聚餐時我問湯先生：「您怎麼看待此事？」而湯先生的答案只有：「我不知情。」

「處刑的新聞是公開資訊。我來北京前，日本的報社就已經報導了，另外，湯先生也只有說『我不知情』，這樣為什麼違法？」

我這麼逼問老師後，他只回答：「只要中國國營的新華社沒有報導，就是違法的。」

我簡直要懷疑自己的耳朵了。這個國家的法律制度到底是怎麼搞的。只是這種程度的對話就能監禁人的法律制度、人權觀念，讓我又驚又怒。但是我當時根本沒有想到只是這樣就被認為可能是間諜。我的認知中只有為了定我罪，他們應該會問東問西的吧。

順帶一提，北韓國家安全機構的國家安全保衛部（按：2016年改名為國家保衛省），在2013年12月12日展開對張氏的特別軍事審判。並指稱他推動顚覆國家政權的陰謀，判處死刑並立刻執行。這件事當然也被全世界報導過，這種資訊到底哪裡「違法」了。

三人組調查我的過程中，其中一名男人難得開口了。當時老師為了泡茶而離開了房間。

「我見過你一次，你不記得嗎？」

那個人大約30歲前後，有著偏黑膚色和後梳西裝頭。直盯著人的眼睛讓人印象深刻。我覺得好像在哪看過，然後忍不住「啊！」地喊出聲。

2010年6月，我為了進行植樹活動而拜訪遼寧省錦州市。當時我擔任日中靑年交流協會的理事長，也是植樹活動的代表團團長。當時來幫忙的就是這個人。他自稱是北京來的志工。

中國自從1998年長江水災後，為了防止各種自然災害而開始各種植樹活動。1999年7月，日本的小淵惠三首相（時任）訪中之際，宣布要為植樹設立100億日圓規模的基金。同年度11月，日中兩政府換文，成立日中民間綠化協力委員會（按：中國名稱為中日民間綠化合作委員會）。日中靑年交流協會承攬了這個植樹活動。連日中首腦斡旋而展開友好活動的現場都有國家安全部在監視，我因為過於震驚，一時都說不出話來了。

序幕

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人突然現身

2016年7月15日。我在中國北京的日本大使館附近，一間名為二十一世紀飯店內的日本料理餐廳內，和中國的熟人午餐，之後離開了有著空調的飯店。太陽亮得刺眼，因為要討論研討會相關事宜，我到北京出差五天，那天是跑完所有行程的最後一天。

那時是下午兩點左右，也是一天最熱的時段，雖然空氣並不潮濕，但陽光很強烈。氣溫應該有40度左右吧。因為飯店前的車道上沒有計程車，我等了一下後，便走到了前面的馬路旁。

我舉起手等了大概7、8分鐘，全身都像是噴出汗一般。從對向車道上，一輛奔馳的白色計程車...

【推薦序一¬】

文◎／矢板明夫

本書的作者鈴木英司是我的朋友。2016年7月，他在北京被捕時，我是產經新聞派駐北京的記者。很早就聽說他被中國的安全部門帶走，但這條消息，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不敢報導。

因為我知道，這種事情一旦被媒體披露出來，就沒有迴旋的餘地了。我非常希望他只是被中國當局帶去問話，過不久就能夠出來。但是，事與願違。他還是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以「間諜罪」的名義逮捕，在招待所被「監視居住」了7個月以後被起訴。後來，在法庭上被判處有期徒刑6年。被關押到2022年刑滿釋放，才得以回到日本。

鈴木畢業於日本的法政大學。在大學時代受左派思潮的影響，年輕時就熱衷於勞工運動，並加入了當時的最大在野黨——日本社會黨。擔任過黨首土井多賀子的秘書，在日本政界，有一定的影響力。

鈴木從1980年代起，就積極推動日中友好，從1990年代起，開始在社會黨內負責日中交流，並組建了民間的日中友好團體「日中青年交流協會」，並擔任理事長。他曾訪問過中國上百次。經常帶領日本年輕人到中國內地的沙漠附近去植樹，並在日本募款，幫助中國貧困地區的青少年求學。為了推動日中友好，做了很多事情。後來他還到北京長住，在北京的多所大學擔任過客座教授，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親中派」人士。

我和鈴木是在90年代末，在北京開學術研討會的時候認識的。因為我們兩個對日中關係的看法很不一樣，所以每次在一聊天就開始辯論。我批評中國共產黨，他有時會提出不同意見。他的主張基本上和中共官媒差不多，我笑他是「中共在日本的代言人」，他也不介意。

所以，當他在2016年7月被捕時，在北京和他有過交流的，當時在北京幾乎所有的日本記者都不相信，大家都認為「絕對不可能！」因為，大家都知道鈴木是一個堅定的左派在野黨人士，幾乎天天都在讚揚中國、批評日本。怎麼會是日本間諜呢？連我們都這麼吃驚，可以想見對他本人來說，一定有如晴天霹靂。

鈴木後來接受日本媒體時說：被逮捕後最辛苦的是被「監視居住」的7個月。不能見律師、不能見家人、不能看電視和書本報刊。二十四小時有人在旁監視，睡覺不能關燈。除了被提審的時間以外，只能一個人默默地坐在床前，也不被允許發出聲。只能在心裡默默地一遍又一遍唱著自己喜歡的石川小百合的「天城越」和「津輕海峽冬景色」。他說，他就是靠這兩首歌的歌詞鼓勵自己、撐過這7個月的。

最痛苦的，是所有的窗簾都被關上，完全見不到太陽。在7個月之中，他只有一次被允許到陽台上曬了15分鐘的太陽。還是在他苦苦哀求下才爭取到的。他說，自己也完全沒有想到，當坐到太陽下時，竟然淚流滿面。

鈴木認為，中國抓他的時候，應該也沒有什麼確鑿的證據。後來，他被起訴的理由非常荒謬。只是說他「在和中國朋友聊天時提到了，被北韓的最高領導人金正恩處決的姑丈張成澤一事」。當時全世界的媒體都在報導，根本就不是什麼「中國的國家機密」。後來聽說，可能是鈴木和一些共青團派的幹部走得太近，不小心捲入了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他們抓鈴木，是為了從他口中套出對某些共青團幹部不利的證詞。

這幾年中國一直非常熱心抓「日本間諜」。我在北京的時候，大概就有10個人左右被捕，後來都判了刑。他們之中，有像鈴木這樣的所謂「日中友好人士」；也有攝影愛好者，在海邊拍到了一些軍艦、潛水艇；還有受中國企業委託去探勘溫泉的技術人員，用設備不小心看到了地下的軍事設施；也有日本學者，在地攤上買了幾本被中共稱為「內部資料」的歷史文獻。在民主國家、這些都根本不是問題，但是在中國都會被以間諜罪重判。

日本二戰之後，就廢除了間諜法和反間諜法等法律，也沒有培訓在國外從事間諜活動的人員，更沒有編列有關預算。日本有和平憲法，對中國沒有領土野心。對日本企業來說，中國也沒有什麼技術可偸。這些所謂的「日本間諜」，和滲透進日本國會及各大企業的那些「中國間諜」比起來，根本不值得一提。

我曾在北京採訪過一位被定罪為日本間諜的76歲的老先生，去年在獄中去世了。他曾經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親中派。早年在航空公司工作，好幾條中日之間的航線就是他主導開通的。晚年，他成立了一個中日技術人才交流的團體，把很多日本的退休工程師請到中國傳授技術，受到了中國各地方政府的歡迎。

但是，和他有密切關係的中共官員，基本上都是溫家寶系統的人。後來，習近平派為了打壓溫派，就把他以逃稅的名義抓起來，後又轉成間諜。聽說，主要是想從他嘴裡掏出一些溫派官員的貪腐證據。他就這樣稀裏糊塗地成了間諜，被判刑12年。關押後幾年身體不好，太太和日本政府想幫他辦保外就醫，還被中方拒絕。

今年3月，我的另外一位朋友，一位在北京住了20年以上的日本製藥廠高管，也在北京被以「間諜罪」逮捕，後來被正式刑事拘留、起訴。這位高管到底進行了什麼樣的「間諜活動」？中方至今沒有任何說明。

前不久，以「洩漏國家機密罪」被中國政府關押了三年的澳洲籍華裔記者成蕾，獲釋返國。她在接受澳媒訪問時披露，被拘留的原因是，違反限時發佈的禁令，在正式報導幾分鐘前分享了一則政府簡報。

這種情況在媒體業界為了搶新聞，偶爾會出現。一般會被抗議；有的時候會被處罰一個月或更長的一段時間，不讓提前拿到政府簡報。但是，像成蕾這樣，被抓起來關3年，絕對是反應過度。成蕾被捕時，正好趕上澳洲政府在新冠疫情問題上批評中國，外界一般認為，她的被捕是對澳洲的一種政治報復。

中國這幾年抓了很多境外人士。幾年前，加拿大政府扣押了華為創辦人任正非的女兒孟晚舟。中國就以「涉嫌從事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活動」為理由，在中國抓了兩名加拿大公民。

我的另一位好朋友，八旗文化出版社的總編輯富察，也是今年3月在上海被帶走。富察是我3年前來到台灣之後最早結識的朋友之一。我有好幾本書的中文版，都是由他經手出版的。他知識淵博、談吐風趣，是我的良師益友。在他的用心經營之下，八旗出版了很多歷史和國際關係方面優質的中文書籍。

日本安倍晉三前首相去世之後，八旗緊急出版的《安倍晉三大戰略》是一部全面闡述安倍戰略思想的好書；今年二月出版的《新疆——被中共支配的七十年》填補了中文書籍中，對新疆問題論述不足的空白。

自從香港的言論自由被中共全面打壓，香港的出版業全面塌方之後，由富察主導的八旗出版社可以說是中文出版界裡一面捍衛言論自由的旗幟，一直替很多流亡海外的自由派發聲。

但可能就是因為這種做法，觸犯了中共的玻璃心。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五條明文規定「公民享有言論、出版的自由」，富察的行為並沒有觸犯中國的法律。況且，富察的出版活動是在中國政府的治權管轄不到的台灣進行的。按照今天的國際常識，中國當局是沒有任何正當理由羈押富察的。

習近平曾經在公開場合上說過：「對中國共產黨而言，要容得下尖銳批評，做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富察的被捕，再次證明了以習近平為首的共產黨人說話不算數。

富察曾經在上海的出版社工作過，事業上相當成功。但是，他後來選擇了來台灣，因為台灣有出版、言論自由，還有他喜歡的空氣和家人。

富察回中國，是在取得中華民國國籍之後，按照規定，為了放棄中國國籍，而不得不回去的。但是，卻讓他因此失去了自由。中共可能是想透過秘密羈押富察，試圖達到寒蟬效果，讓自由派從此不敢發聲。富察的被捕，說明中共已經把它的髒手伸進了台灣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領域。台灣社會應該團結起來，一致譴責中共的無法無天、堅決捍衛台灣的主權和自由。

現在，中國國內以間諜罪在服刑的台灣人，至少幾十個，也有一說，說有100人以上。大部分是台商，也有一些藍營的學者，綠營的好像只有李明哲。他們和那些所謂的日本間諜一樣，基本上都是冤枉的。今後，日本和台灣在營救被捕國人的問題上，也有很多的合作空間。

最近中國共產黨到處抓人。我的很多朋友、故交紛紛入獄，心情非常沈重。曾經聽過一句老話，「上帝要他滅亡，必先使他瘋狂」。中共在習近平的統治下，似乎已經進入了一種類似瘋狂的模式。三年多前我剛到台灣的時候，因為經常在媒體上批評中共，遇到很多人問我說：「你還能去中國嗎？」現在，則經常有台灣人問我：「我能去中國嗎？」中國已經變成了一個充滿風險的地方。

我很高興見到鈴木把自己在監獄中的經歷寫出來，希望他的這本書，有助於讓大家更加看清楚中國的真相。

【推薦序二】

從鈴木先生的遭遇認識到中國政府的本質

文◎／李明哲

我是李明哲，在2017年因為「顛覆國家政權」被中國政府判刑五年，在2022年4月刑滿回台灣。

從中國政府給我案子的判決書（雖然我並不承認這份判決書的法律效力） 來看，我所有被中國政府認為的「罪行」，就是我在網路上傳遞民主化的訊息給我的中國朋友，以及和他們討論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觀。這樣的行為在所有民主社會都再普通不過，竟然被中國政府視為「顛覆國家政權」，中國政府甚至把網路上的聊天群當成我著手實行顛覆國家政權的「組織」，這是何等荒謬！

更別說我發表這些網路言論的地方都在台灣，台灣人也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台灣人身上強加一個只適用於中國本國人的『顛覆國家政權』罪名，這是把自己國家主權無限擴張、侵犯台灣國家主權的行徑。

中國政府給我的罪名雖然荒謬，但說到底，我最少是真實批判中國政府。一個獨裁政府打壓言論自由並不令人意外，更何況我過去也常常捐助中國政治犯或者是政治犯家屬。我不是「受害者」，我只是一個反對專制的人罷了。

而鈴木先生過去是一個對中國政府非常友善的日本人。他只是和熟識的中國官員討論朝鮮張成澤被處死的消息（這件事情日本媒體早已經鋪天蓋地的報導了），就被當成「間諜罪」，則徹頭徹尾是一個「冤案」了，審訊鈴木先生的中國國安人員甚至表示：「只要中國國營的新華社沒有報導，就是違法的。」這樣荒謬的審判更表明：中國政府逮捕人完全是政治操作。

2017年12月28日之後，我被囚禁在中國湖南省赤山監獄，中國監獄的強迫勞動不但不符合世界人權標準，更違反中國政府自己制定的法律。當我依照中國法令去和監獄警官要求『依法行政』時，得到的答案是：「監獄是管理者，犯人是被管理者，就算我講得有道理也不能聽我的。」這就是中國政府的心態，法律是用來管理人民的，而有權力的管理者本身並不被法律約束。在一黨專政行政權凌駕一切的情形下，中國黨政機構可以肆意解釋法律，甚至把不合法的事情解釋為合法。中國的法律制定不是為了保障人民權益，只是為了保障執政者的意志而已。這樣的思維模式對內就是獨裁奴役中國人的基本人權，對外就是霸權破壞國際規則秩序。

而中國政府這些年用「間諜罪名」抓捕了不少外國人（也有台灣人），比如為了換回孟晚舟而抓捕了兩名加拿大公民。還有前陣子被釋放的澳洲公民成蕾，難道不是中國為了操作中澳關係的「代罪羔羊」嗎？這些都是中國政府為了滿足自己私慾，肆意破壞國際規則的「鐵證」。

近幾年，中國意圖擴張自己的意識形態，破壞國際規則的做法不勝枚舉，中國政府在2016年通過「境外NGO管理辦法」，意圖將全球化的世界公民也納入其統治之中，服從其思想模式和規範。總部位於西班牙馬德里的人權組織「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s）去年9月揭露中國在21國共25座城市祕密設置首批30個海外警察站。到了12月，中國在各國設立的這類機構已增至100多個。這些海外警察負責威脅海外反對中國獨裁的華人群體。而在加拿大或澳洲的例子中，更看到中國如何運用海外僑民團體介入所在國家選舉，甚至威脅外國反對中國獨裁統治的政治人物。國際人權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2020年提出的報告，列舉中國自 2017 年以來，透過外交官、官媒、紅色資本、滲透等等策略，強力重塑國際媒體對中國的敘事方式，藉此美化中國的形象，向世界輸出其意識形態價值。

中國政府破壞香港「一國兩制」、在外國設立「海外警察」，肆意破壞國際秩序。而將台灣海峽說成中國的內海，意圖武力侵略台灣，更是公然挑戰國際海洋法公約。這些「對內打壓人權，對外侵犯國際規則」的行為都是因為中國政府對人權以及法治的蔑視。和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一樣，都是中國意圖輸出其違反人權和自由民主價值，威脅世界和平的具體展現。而鈴木先生，只是這種擴張主義作為下的受害者罷了。

在這種擴張主義的思維下，中國政府不可能容忍任何人不服從自己的意志，不管是台灣或是其他國家。所以西方國家和中國關係變差時，他就用「間諜罪」逮捕西方各國人士做為威脅。台灣不接受「一國兩制」，逮捕台灣人也成了中國政府對外宣示台灣人就是中國人的方法。對中國政府而言，除非台灣接受「一國兩制」，否則永遠不會有真正的和平。事實上可以說：「一個不受中國控制，民主的台灣存在對中國而言就是一種挑釁。」如果還有人認為可以透過退讓換取中國政府的善意，那無異於緣木求魚。鈴木先生過去對中國政府有非常大的善意。不斷推動日中友善交流，但一樣成為中國政府的階下囚。

台灣過去經歷過獨裁統治，但在台灣人民的努力下，我們實現了民主化，也成就了傲視世界的自由民主發展。台灣人既然已經努力讓自己成為人，就不可能接受中國的壓迫，重新為奴。

我希望國人可以從鈴木先生的遭遇認識到中國政府的本質，我想這就是這本書中文版在台灣出版，對台灣最大的幫助了。

【推薦序三】

受害者的表達至關重要

文◎／李孟居

親自去見鈴木英司先生是我很久以來的願望，因為我們有共同的經歷——被中國共產黨政府無端指控為「間諜」並且關押，也希望把自己的經歷寫成書，以警示其他人慎重思考前往中國旅遊、經商的風險。我的回憶錄還在撰寫，而鈴木先生的回憶錄已經付梓出版了。

長期以來在中國工作的外國人奉行一條準則：只要不反對共產黨，不談論諸如「8964、西藏、新疆、臺灣」等敏感問題，就可以很安全地工作及旅遊。然而自習近平擔任中國國家主席以來，這種默契逐漸被打破。外國人動輒得咎，任何正常甚至是不經意的行為都有可能被視為間諜。

鈴木先生被關押，可能與他交往的官員捲入政治鬥爭有關，他在飯局上隨口打聽的一句政治八卦，成了「刺探中朝外交機密」的「罪證」。而我在深圳過境24小時在海關隨機被逮捕，則是因為把幾張博方文創公司蔡建郎主動授權的「香港加油」卡片放在背包裡——當時的香港還沒有國安法，在一國兩制的香港，無論是集會遊行還是發送海報都是合法的；後來國安員警在我手機裡看到我在深圳CBD五星級旅館吃早餐時無意間拍攝到的、中共武警車輛在戶外停車場集結的照片，並予以羅織入罪，但我拍攝的畫面明明就是公開場景，且當時有許多媒體、市民都拍攝了同樣題材並且更清楚的照片。這些相片不但出現在多家外媒的頭條新聞，連中國央視、人民網等媒體也有顯著報導及直播畫面。結果到了我手機裡面竟然變成了「國家秘密」。更甚者，中共國安機關還利用其黨媒大肆抹黑、虛假宣傳，連維基百科內容都是其編輯團隊造假出來，並利用演算法特性變得難以更改，欲更動者還會被封號。這也說明了中共近年來的認知作戰、虛假訊息，是有組織 、有計畫的行為，外界一定不可不防。

我和鈴木先生都經歷過恐怖的「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這是中國臭名昭彰的強迫失蹤制度，主要用於關押國內外政治犯，24小時被員警和監視器監控，在完全與世隔絕的情況下（不能會見律師和家人，不能看電視和書籍報刊），進行高強度審訊，受害者包括我們這類無端被指控為間諜的外國人和臺灣人，也包括被指控顛覆國家政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中國國內民主人士。

鈴木先生回憶，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7個月裡，白天見不到陽光，晚上睡覺時不能熄燈，除了提審時不被允許說話，只能在心裡默默地唱自己最喜歡的歌《天城越》和《津輕海峽冬景色》，靠這兩首歌撐過最難熬的7個月。我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兩個多月，同樣也是通過哼唱《亞細亞的孤兒》、《美麗島》等臺灣歌曲鼓勵自己。我想支撐我們堅持下去的信念，就是我們不能成為被無聲無息、被人遺忘的受害者，我們要活著走出共產黨的監獄，回到我們熱愛的故鄉，自由的土地，把這一切講給故鄉的人們聽。

近年來中共頻繁通過人質外交，要脅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日本、台灣等民主國家，達成政治目的，也通過各種威脅、恐嚇甚至綁架等各種行為，對定居海外的異議人士進行跨國鎮壓。作為生活在民主國家，習慣了表達自由、新聞自由的公民，我們應該謹慎評估前往中國的風險；同時我們應該聯合起來抵制共產黨專制政權的人質外交、跨國鎮壓等惡行，以阻止專制不斷擴張侵犯更多民主國家人民的自由。

因此我們這些受害者的表達至關重要。對我們個人而言，講述是打破恐懼、療癒創傷最好的方式；我們也衷心希望民主國家的公民和政治家能夠看到我們所講述的一切。如果我們的經歷能夠啟發更多人思考如何捍衛民主、遏制獨裁，並轉化為行動，親自選擇我們要生活在怎樣的世界、下一代需要怎樣的生活方式，那麼我們所經歷的苦難才沒有白費。

【推薦序一¬】

文◎／矢板明夫

本書的作者鈴木英司是我的朋友。2016年7月，他在北京被捕時，我是產經新聞派駐北京的記者。很早就聽說他被中國的安全部門帶走，但這條消息，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不敢報導。

因為我知道，這種事情一旦被媒體披露出來，就沒有迴旋的餘地了。我非常希望他只是被中國當局帶去問話，過不久就能夠出來。但是，事與願違。他還是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以「間諜罪」的名義逮捕，在招待所被「監視居住」了7個月以後被起訴。後來，在法庭上被判處有期徒刑6年。被關押到2022年刑滿釋放，才得以回到日本。

鈴木畢業於日本的...

為了守護臺灣的自由及民主主義

拙作《被中國拘禁的2279日：親中派日本人被當成間諜，被逮捕、監視居住、審訊、監禁……的親身見證》這次得以在台灣翻譯出版，我感到十分光榮，也相當高興。

本書記述了我在6年3個月期間裡，遭到中國當局不當監禁的實際情況—— 從24小時監視下渡過的7個月監禁生活，到偵訊、逮捕、審理、入獄的過程。也提及了中國現在正在推行的「習近平法治思想」究竟有多麼危險，還有現今只要中國當局認定即可限制人身自由，並判處監禁或死刑，未來還是會持續出現受害者等實際情形，以及詳細描述中國完全無法套用國際標準的人權現況。

2023年7月1日習近平政權實施「反間諜法」修正案，除了堅持共產黨一黨獨裁以外，為了斷絕外國的自由主義思想，澈底監視蒐集中國情報的外國人。中共以「守護國家安全」為由，以後舉報及監禁的例子應該會變得更多吧。

2020年6月末，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制訂了可以取締反中言行的「香港國家安全法」，並即日開始實施。認定「分裂國家」、「顚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等四類犯罪行為，最重可以處以無期徒刑。至此「一國兩制」已經完全崩壞。實施本法違反了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對於誇耀自身強大軍事力及經濟力，同時又公然違反國際公約的中國的蠻橫，我們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員，不應坐視這樣的事情發生。

習近平主席在任期內想要統一台灣，繼毛澤東、鄧小平之後在共產黨史中留下名聲，並擁有掌握國家中樞權力的野心。另一方面台灣的人們以長年受到來自中國壓力的香港為借鑑，抱持透過民主運動贏得自由的強大自信。即使受到來自中國強權的壓力，也努力守護民主主義發展至今。我深信台灣的人們，今後也會為了守護以人類尊嚴為核心的人權、自由及民主主義而持續奮鬥。如果本書能帶來一些幫助，是我的榮幸。

最後，在此對翻譯並出版本書盡最大心力的晨星出版社，以及辛勞付出擔任仲介的每日新聞出版社，由衷致上感謝。

2023年10月

自中國監禁解放後經過一年的 鈴木英司

為了守護臺灣的自由及民主主義

拙作《被中國拘禁的2279日：親中派日本人被當成間諜，被逮捕、監視居住、審訊、監禁……的親身見證》這次得以在台灣翻譯出版，我感到十分光榮，也相當高興。

本書記述了我在6年3個月期間裡，遭到中國當局不當監禁的實際情況—— 從24小時監視下渡過的7個月監禁生活，到偵訊、逮捕、審理、入獄的過程。也提及了中國現在正在推行的「習近平法治思想」究竟有多麼危險，還有現今只要中國當局認定即可限制人身自由，並判處監禁或死刑，未來還是會持續出現受害者等實際情形，以及詳細描述中國完全無法套用國際標...

台灣版特別序——為了守護台灣的自由及民主主義
矢板明夫 序
從鈴木先生的遭遇認識到中國政府的本質 李明哲
受害者的表達至關重要 李孟居

序幕
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人們突然現身
被黑色厚窗簾所包圍的房間
名為「監視居住」的監禁生活
間諜嫌疑及令人驚愕的杜撰證據
陽光讓我淚流不止

第一章 著迷於中國的青年時代
對日中交流的熱情，萌芽於學生時代
決心將人生賭在日中交流上
開始在中國的教書生涯
為學生努力而充實的教職生活
日中靑年交流協會成立
為傳達中國的魅力而四處奔走的日子

第二章 被剝奪希望的拘禁生活
在監視居住中迎來的花甲之年
因間諜嫌疑正式逮捕，從監視居住轉往看守所
不符期待的中國律師
目標是防空識別區（ADIZ）的情報來源？
即使從日本政府叫來了記者
讓人錯愕的開審陳述
公安調查廳裡有中國間諜
偵訊時被問到的公安調查廳職員照片
我的想法沒有順利傳達給法院
另一位「日本間諜」

第三章 瀰漫中國社會腐敗的監獄生活
只有一個廁所，先搶先贏
在看守所接二連三聽到的錯愕事實
前法官王林淸，究竟為何被捲入事件中
煤炭開發權背後錯綜複雜的賄賂
消失的監視器影像
「蒙上陰霾」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得以生存下來的理由
搬進床舖都鋪皮革的貴賓室
國際化色彩濃厚的監獄生活
中國監獄難以理解的點數制，從買東西到減刑都適用
結束6年3個月的監禁，終於踏上歸國路途

第四章 日本政府如何採取行動
大使館和律師都袖手旁觀
沒有傳到的傳話
只有逮捕前才能被釋放
令人失望的日本大使館應對
遇到能信賴的領事部長
日中針對日本人監禁的交涉
無法發揮外交力的大使館

第五章 日中關係何去何從
現今所追求的日中民間交流
貫徹強硬態度的中國，擔憂隨之攀升
在新日中關係中，日本應該學會的事
成為皇帝的習近平及強權政治
隨著經濟發展而惡化的貧富差距問題
中國被要求的「大國責任」
日本在解決台灣問題中的角色
習近平政權下被擱置的人權問題

尾聲 未來也將持續談論被監禁的六年
作者簡介：鈴木英司

台灣版特別序——為了守護台灣的自由及民主主義
矢板明夫 序
從鈴木先生的遭遇認識到中國政府的本質 李明哲
受害者的表達至關重要 李孟居

序幕
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人們突然現身
被黑色厚窗簾所包圍的房間
名為「監視居住」的監禁生活
間諜嫌疑及令人驚愕的杜撰證據
陽光讓我淚流不止

第一章 著迷於中國的青年時代
對日中交流的熱情，萌芽於學生時代
決心將人生賭在日中交流上
開始在中國的教書生涯
為學生努力而充實的教職生活
日中靑年交流協會成立
為傳達中國的魅力而四處奔走的日子

第二章 被剝奪希望的拘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