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末富芳、櫻井啟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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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覺得臺灣是個對親子友善的地方嗎？
帶小孩到公共場所，是否讓你壓力很大？
想到22年的教育費，內心不禁一陣沉重？
難道「有小孩活受罪」嗎？
曾幾何時，育兒變成一種懲罰，
你我的冷漠，其實都推了一把？
日本早已是個「超少子化」社會，超過半數的日本人認為在自己國家並不適合生養小孩，過得十分艱辛：
「我家有四個孩子，賺來的錢幾乎被稅課光光，每個月都很辛苦。不要老是砍我們的福利，這些當官的也砍砍自己的吧！」
「我們是雙薪家庭，要養三個小孩。我跟老公正認真討論是否該『紙上離婚』，單親或許可以領到一點補助吧……」
（以上皆Yahoo! Japan新聞留言者）
▍「育兒懲罰大國」不只日本？
本書指出，日本是個「育兒懲罰大國」，剖析政府企業，甚至你我每個人，是如何懲罰有小孩的家庭，又是為何造就出如此惡劣的環境：
￭低薪工時長，年輕人選擇不婚不生，媽媽員工容易被排除在升遷軌道之外。
￭家長壓力大，不但沒錢沒時間，還要把小孩養得好、教得乖。
￭世代對立嚴重，看在年長者眼裡，現代父母愛抱怨、年輕人吃不了吃苦。
你也有一股既視感嗎？
是的，本書雖為兩位日本學者所寫，卻在在反映了絕大多數東亞國家的社會文化與共通困境。
▍這樣的社會，真的是我們想要的嗎？
本書要告訴我們的，不只是鄰國的日本發生了什麼事，而是靜下心來思考，你想活在什麼樣的社會？
￭是有小孩的爸媽跟沒小孩的人互相討厭？
￭是「不會教就不要生」、「小孩會吵就不要帶出門」？
￭還是凡事以「有沒有用」、「強不強大」來評價眼前的每一個人，包含兒童？
無論你是為育兒焦頭爛額的家長，或是正在生與不生的兩難間抉擇，抑或是你早已下了不婚不生的決定，誠摯邀請你閱讀本書，反思臺灣的「育．兒．懲．罰」。
本書特色
1．推動諸多兒童相關政策的教育學學者【末富芳】，與創立「育兒懲罰」一詞的社會福利學者【櫻井啟太】，兩大專家攜手，首次跨領域合著。
2．育兒懲罰來自經濟學與社會學的Child Penalty，又稱母職懲罰，但作者刻意譯為「育兒懲罰」，避免將焦點限定在某一族群，因為整個政治、社會、人民都是有形無形的加害者。
3．從政策制度、職場文化，到社會潛規則與大眾價值觀，提出具體案例與改善方法。所有育兒困境、少子化專書中，最為全面深入，也最值得臺灣人省思的一本！
作者簡介：
末富芳（Suetomi Kaori）
1974年出生於山口縣，京都大學教育學院學士，京都大學研究所教育學研究科博士課程學分修畢，神戶大學研究所博士。前福岡教育大學副教授，目前擔任日本大學文理學院教授。研究領域為教育行政學與教育財政學。參與日本內閣府兒童貧困對策學者專家會議，曾任文部科學省中央教育審議會委員。主要著作包括《教育費的政治經濟學》（勁草書房）等。
櫻井啟太（Sakurai Keita）
1984年出生於大阪府。大阪市立大學研究所創造都市研究科博士課程學分修畢，取得創造都市博士學位。曾任堺市公務員與名古屋市立大學副教授，目前擔任立命館大學產業社會學院副教授。研究領域為貧困問題與生活補助。主要著作包括《探討「自立支援」的社會救助》（法律文化社）等。
譯者簡介：
陳令嫻
輔仁大學日文系學士，東京學藝大學國文系碩士。喜歡閱讀、旅行與陶瓷器。
聯絡方式：reikan0412@hotmail.com
名人推薦：
專文推薦
「育兒懲罰之於年輕世代是一道現實的高牆，懷抱著『是誰把社會搞成這樣？』的無名怨憤與相對剝奪感，忍受著日益沉重的懲罰，在恐懼之中度日。」
─── 野島剛／資深媒體人、作家
「當了媽之後我才發現，最可怕的大魔王，是育兒過程中在工作上承受的各種歧視、從此之後只為了育兒而存在的人生，以及愈努力愈無力的挫折感。」
─── 張念慈／親職作家、「失敗要趁早-張念慈」粉專板主
「臺日政策或許不盡相同，但大家都面臨著類似困境：『堅強獨立的大人才了不起，軟弱沒用的傢伙是廢物 ─── 整個日本社會瀰漫經濟效率的思維』，臺灣又何嘗不是如此？」
─── 陳令嫻／本書譯者
媒體推薦：
【野島剛】推薦序 ─── 日本政治的家庭主義加重育兒懲罰
岸田文雄總理於今年（二〇二四年）九月卸任，任期間曾推動「異次元少子化對策」，但總理與執政黨幹部對施策內容的發言屢屢偏離輿論民意，導致育兒家庭和年輕人怨聲載道。對策名稱有「異次元」三字，眾人紛紛質疑：「那些人是從異次元來的，所以他們的少子化對策也是脫離現實的異次元政策。」
日本自一九八九年生育率降至一．五七以來引發熱議，甚至出現「一．五七衝擊」一詞。一九九二年的《國民生活白皮書》標題為「進入少子化時代 ─── 少子化影響與對策」，少子化一詞因而普及。那時我還是大學生，隱約記得當時的騷動。
一九九二年大學畢業後我進入報社，成為新聞記者。負責地方新聞時，我寫了多篇「某縣知事推出新少子化對策」的報導。從一九八九年至今，已經過了三十多年，日本屢次推出少子化對策，不用多說，完全看不到成效。歐美學者問過我：「為什麼日本政府都不施行少子化政策呢？」據說甚至有學者視日本為反面教材，研究怎麼做才不會淪為日本的田地。
日本政府不是什麼也沒做，看不見成效是因為反覆推出臨時抱佛腳的敷衍政策，無法打從根本解決問題。
自民黨長老之一的麻生太郎副總裁（執筆時）表示：「少子化最大理由是女性生育年齡愈來愈高。」少子化的確部分起因於女性晚婚，但多數看法都認為並非主因。相較於西班牙等已開發國家，日本、韓國等急速少子化的國家共通點是，家事與育兒責任主要由女性承擔、職場環境對家庭毫不友善、女性生產離職後難以重回職場。
我認為這些政治家並未打從根本了解年輕世代育兒所感到的孤獨與辛苦，難以兼顧工作與育兒，加上沉重的教育費，甚至無法想像結婚生子的絕望與壓抑。可見國家長期以來將育兒與教育視為家庭與個人責任。
在此情況下，出現了本書的關鍵字「育兒懲罰」，原指所得在生子後減少，但「懲罰」之所以日益嚴重，在於育兒中的女性很難以正職身分重返職場。女性因生產離職，等到育兒告一段落後復職，就業率曲線因而呈現M字形，稱為「M字曲線」。安倍總理執政期間強調必須改善女性就業問題，或多或少改變了M字曲線，但部分聲音認為多數育兒女性不過是成為約聘或派遣人員罷了。
實際上，女性不是因為工作很忙才不生小孩。女性正職員工的生育率自二〇一〇年開始提升，家庭主婦與女性兼職人員的生育率則逐漸下降。這意味著正職員工享有充分福利以兼顧工作與育兒，但養育幼兒的家庭仍舊缺乏補助。
不少日本企業歧視女性，導致女性的薪資、工作、升遷機會都少於男性，母親因而難以穩定就業。換句話說，本書認為「育兒懲罰」的真相在於日本社會習於把育兒與照顧責任強加在母親身上，也不許父親參與育兒，又強迫家長必須全額支付教育費。
日本的少子化對策屢屢遭人詬病的是，相較於主要已開發國家，缺乏育兒與教育相關的政府補助。根本原因出自政治家認為育兒與教育（以及長照）原本就該由家人自己負責。
政治家之所以做如是想，在於反對「夫妻別姓制度」的自民黨長年執政。儘管許多民眾認為夫妻異姓導致家庭四分五裂的想法保守陳腐，自民黨內仍不少黨員支持夫妻同姓，已故前總理安倍晉三便是此一勢力的代表。安倍前總理支持保護臺灣安全，呼籲「臺灣有事，日本有事」，深受臺灣人歡迎，但臺灣人卻鮮少注意到他的政治思想其實與臺灣的進步價值觀大相逕庭。
安倍前總理等人的派閥至今仍認為家庭分工應該是「男主外，女主內」。此類家庭主義的代表例子是兒童津貼的排富條款。兒童津貼至今深受政權與經濟狀況左右，屢次擴大或縮小，害得育兒家庭提心吊膽。兒童所得到的補助因出生年度而異，實在太奇怪了。
自民黨黨綱明白表示不會推動社會主義類型的政策，以免讓所得再分配削弱國民獨立自主的意志。儘管民主黨重視育兒補助，但其推出的育兒政策遭到安倍前總理批評：「從家庭手中奪走育兒責任，導致育兒國家化、社會化。」
過去少子化對策從未見效，在於討論觀點完全無視女性與兒童的真正需求。各種調查結果都顯示，現代日本年輕人因為無法承擔育兒與教育費而放棄生子，甚至認為結婚也是難以實現的夢想。
一九八九年，約聘與派遣人員比率為一九．一％，到了二〇二一年則是三六．七％，增加了一倍之多。少子化主因是，僱用傾向多為約聘與派遣，導致人民不婚，許多專家皆指出不先解決年輕世代對經濟與未來的不安，少子化對策看不到成效。
我所指導的學生就讀中等程度的大學，多半來自關東地區的「鄉下」，包含埼玉縣、千葉縣、茨城縣。由於父母收入不足，很多學生都得每天打工來賺取生活費或零用錢。接觸這些學生令我深感日本社會貧富差距明顯。他們對結婚生子通常趨向保守，並不深切期盼，因為明白自己要是有了孩子只會吃苦。育兒懲罰之於他們是一道現實的高牆，懷抱著「是誰把社會搞成這樣？」的無名怨憤（ressentiment）與相對剝奪感，忍受著日益沉重的育兒懲罰，在恐懼之中度日。
【張念慈】推薦序 ─── 為什麼育兒從甜蜜的負荷變成一種懲罰？
全球生育率持續下探，臺灣二〇二三年生育率僅〇．八七人，成為僅次於韓國，全球第二低的國家。很多人不解：「不是有育兒津貼嗎？為什麼現代人都不生小孩？」我剛結婚的時候，長輩們也不斷勸我：「生下來，我們幫妳養。」「小孩多可愛啊，多生幾個吧！」
當了媽之後我才發現，原來「生」是最簡單的，「養」有難度但還可應付，但育兒過程絕不僅僅於此，如何「陪伴」與「教育」才是真正的煎熬。孩子長大了，要為他挑選適合的幼兒園與安親班、回到家要陪寫作業、孩子鬧脾氣時要鼓勵自己正向教養，還必須搞懂複雜多元的升學制度，更要隨時關注孩子的身心靈健康。
而最可怕的大魔王，是育兒過程中在工作上承受的各種歧視、從此之後只為了育兒而存在的人生，以及愈努力愈無力的挫折感。工作回到家近乎晚上六、七點，孩子的課後安置勢必得找安親班、才藝班。為了籌措費用，必須努力在職場求表現，但愈是勤奮工作，和孩子的相處時間愈少。
當年，我是公司裡唯一「敢」在當主管時懷孕的人。面對職場有意無意地貼標籤：「當媽媽後絕不可能全心工作」、「妳要照顧小孩，可能做不來有挑戰性的工作」，我只能更投入工作，幾乎天天應酬加班、不敢休育嬰假，根本無暇照顧孩子。後來我換了工作，讓自己準時上下班、避免假日加班，努力成為外界認為的好媽媽。但當孩子表現不如期待，又得承受外界「都是因為妳沒教好」的苛責。
我身為職業婦女已是如此，家庭主婦的處境更嚴苛。很多朋友明明為了孩子犧牲夢想和人生，但只要一切不如預期，就會招來指責：「明明妳只要把孩子照顧好就好，妳連一件事都做不好！」
我老公雖然願意付出時間陪伴孩子，但因為男性角色承擔的壓力，讓他更難在職場開口：「我要陪小孩，所以今天不能加班／無法出差／必須請假。」
為什麼育兒變成一種懲罰？不是說好是甜蜜的負擔嗎？願意生兒育女的人，明明為國家社會的未來貢獻許多，為何卻在職場、社會受到壓迫？
本書從日本社會觀察，提煉出「育兒懲罰」的定義：養育兒女的家長遭遇薪資和工作環境的不公對待，尤其是女性因為性別歧視、社會期待，成為被「懲罰」的主要對象。
社會愈是倡導「育兒是家長的責任」，抨擊「家庭教育能力低落」的家長「沒能力幹麼生」，幸災樂禍地說「所以現在大家都不婚不生」時，我們就愈無法看見育兒懲罰背後的真相。那個真相就是：想營造友善育兒的環境，政府必須提供育兒家庭必要的幫助與可負擔的人工生殖治療、社會必須給予願意養兒育女的家庭支持、職場必須改善產假和育兒假等政策、世代間必須互相包容。政治、社會、人民，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
這本書適合身為父母的你從中找到安慰和共鳴、適合正在糾結生與不生的你來理解，也適合覺得生小孩無用、小孩好討厭的你來認識背後真相。愈多人理解育兒懲罰，愈有機會消滅育兒懲罰。
期待有一天，育兒不再是懲罰或負擔，我們都可以甜蜜育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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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有四個孩子，賺來的錢幾乎被稅課光光，每個月都很辛苦。不要老是砍我們的福利，這些當官的也砍砍自己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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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薪工時長，年輕人選擇不婚不生，媽媽員工容易被排除在升遷軌道之外。
￭家長壓力大，不但沒錢沒時間，還要把小孩養得好、教得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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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本書雖為兩位日本學者所寫，卻在在反映了絕大多數東亞國家的社會文化與共通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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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要告訴我們的，不只是鄰國的日本發生了什麼事，而是靜下心來思考，你想活在什麼樣的社會？
￭是有小孩的爸媽跟沒小孩的人互相討厭？
￭是「不會教就不要生」、「小孩會吵就不要帶出門」？
￭還是凡事以「有沒有用」、「強不強大」來評價眼前的每一個人，包含兒童？
無論你是為育兒焦頭爛額的家長，或是正在生與不生的兩難間抉擇，抑或是你早已下了不婚不生的決定，誠摯邀請你閱讀本書，反思臺灣的「育．兒．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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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動諸多兒童相關政策的教育學學者【末富芳】，與創立「育兒懲罰」一詞的社會福利學者【櫻井啟太】，兩大專家攜手，首次跨領域合著。
2．育兒懲罰來自經濟學與社會學的Child Penalty，又稱母職懲罰，但作者刻意譯為「育兒懲罰」，避免將焦點限定在某一族群，因為整個政治、社會、人民都是有形無形的加害者。
3．從政策制度、職場文化，到社會潛規則與大眾價值觀，提出具體案例與改善方法。所有育兒困境、少子化專書中，最為全面深入，也最值得臺灣人省思的一本！
作者簡介：
末富芳（Suetomi Kaori）
1974年出生於山口縣，京都大學教育學院學士，京都大學研究所教育學研究科博士課程學分修畢，神戶大學研究所博士。前福岡教育大學副教授，目前擔任日本大學文理學院教授。研究領域為教育行政學與教育財政學。參與日本內閣府兒童貧困對策學者專家會議，曾任文部科學省中央教育審議會委員。主要著作包括《教育費的政治經濟學》（勁草書房）等。
櫻井啟太（Sakurai Keita）
1984年出生於大阪府。大阪市立大學研究所創造都市研究科博士課程學分修畢，取得創造都市博士學位。曾任堺市公務員與名古屋市立大學副教授，目前擔任立命館大學產業社會學院副教授。研究領域為貧困問題與生活補助。主要著作包括《探討「自立支援」的社會救助》（法律文化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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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日文系學士，東京學藝大學國文系碩士。喜歡閱讀、旅行與陶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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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日政策或許不盡相同，但大家都面臨著類似困境：『堅強獨立的大人才了不起，軟弱沒用的傢伙是廢物 ─── 整個日本社會瀰漫經濟效率的思維』，臺灣又何嘗不是如此？」
─── 陳令嫻／本書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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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田文雄總理於今年（二〇二四年）九月卸任，任期間曾推動「異次元少子化對策」，但總理與執政黨幹部對施策內容的發言屢屢偏離輿論民意，導致育兒家庭和年輕人怨聲載道。對策名稱有「異次元」三字，眾人紛紛質疑：「那些人是從異次元來的，所以他們的少子化對策也是脫離現實的異次元政策。」
日本自一九八九年生育率降至一．五七以來引發熱議，甚至出現「一．五七衝擊」一詞。一九九二年的《國民生活白皮書》標題為「進入少子化時代 ─── 少子化影響與對策」，少子化一詞因而普及。那時我還是大學生，隱約記得當時的騷動。
一九九二年大學畢業後我進入報社，成為新聞記者。負責地方新聞時，我寫了多篇「某縣知事推出新少子化對策」的報導。從一九八九年至今，已經過了三十多年，日本屢次推出少子化對策，不用多說，完全看不到成效。歐美學者問過我：「為什麼日本政府都不施行少子化政策呢？」據說甚至有學者視日本為反面教材，研究怎麼做才不會淪為日本的田地。
日本政府不是什麼也沒做，看不見成效是因為反覆推出臨時抱佛腳的敷衍政策，無法打從根本解決問題。
自民黨長老之一的麻生太郎副總裁（執筆時）表示：「少子化最大理由是女性生育年齡愈來愈高。」少子化的確部分起因於女性晚婚，但多數看法都認為並非主因。相較於西班牙等已開發國家，日本、韓國等急速少子化的國家共通點是，家事與育兒責任主要由女性承擔、職場環境對家庭毫不友善、女性生產離職後難以重回職場。
我認為這些政治家並未打從根本了解年輕世代育兒所感到的孤獨與辛苦，難以兼顧工作與育兒，加上沉重的教育費，甚至無法想像結婚生子的絕望與壓抑。可見國家長期以來將育兒與教育視為家庭與個人責任。
在此情況下，出現了本書的關鍵字「育兒懲罰」，原指所得在生子後減少，但「懲罰」之所以日益嚴重，在於育兒中的女性很難以正職身分重返職場。女性因生產離職，等到育兒告一段落後復職，就業率曲線因而呈現M字形，稱為「M字曲線」。安倍總理執政期間強調必須改善女性就業問題，或多或少改變了M字曲線，但部分聲音認為多數育兒女性不過是成為約聘或派遣人員罷了。
實際上，女性不是因為工作很忙才不生小孩。女性正職員工的生育率自二〇一〇年開始提升，家庭主婦與女性兼職人員的生育率則逐漸下降。這意味著正職員工享有充分福利以兼顧工作與育兒，但養育幼兒的家庭仍舊缺乏補助。
不少日本企業歧視女性，導致女性的薪資、工作、升遷機會都少於男性，母親因而難以穩定就業。換句話說，本書認為「育兒懲罰」的真相在於日本社會習於把育兒與照顧責任強加在母親身上，也不許父親參與育兒，又強迫家長必須全額支付教育費。
日本的少子化對策屢屢遭人詬病的是，相較於主要已開發國家，缺乏育兒與教育相關的政府補助。根本原因出自政治家認為育兒與教育（以及長照）原本就該由家人自己負責。
政治家之所以做如是想，在於反對「夫妻別姓制度」的自民黨長年執政。儘管許多民眾認為夫妻異姓導致家庭四分五裂的想法保守陳腐，自民黨內仍不少黨員支持夫妻同姓，已故前總理安倍晉三便是此一勢力的代表。安倍前總理支持保護臺灣安全，呼籲「臺灣有事，日本有事」，深受臺灣人歡迎，但臺灣人卻鮮少注意到他的政治思想其實與臺灣的進步價值觀大相逕庭。
安倍前總理等人的派閥至今仍認為家庭分工應該是「男主外，女主內」。此類家庭主義的代表例子是兒童津貼的排富條款。兒童津貼至今深受政權與經濟狀況左右，屢次擴大或縮小，害得育兒家庭提心吊膽。兒童所得到的補助因出生年度而異，實在太奇怪了。
自民黨黨綱明白表示不會推動社會主義類型的政策，以免讓所得再分配削弱國民獨立自主的意志。儘管民主黨重視育兒補助，但其推出的育兒政策遭到安倍前總理批評：「從家庭手中奪走育兒責任，導致育兒國家化、社會化。」
過去少子化對策從未見效，在於討論觀點完全無視女性與兒童的真正需求。各種調查結果都顯示，現代日本年輕人因為無法承擔育兒與教育費而放棄生子，甚至認為結婚也是難以實現的夢想。
一九八九年，約聘與派遣人員比率為一九．一％，到了二〇二一年則是三六．七％，增加了一倍之多。少子化主因是，僱用傾向多為約聘與派遣，導致人民不婚，許多專家皆指出不先解決年輕世代對經濟與未來的不安，少子化對策看不到成效。
我所指導的學生就讀中等程度的大學，多半來自關東地區的「鄉下」，包含埼玉縣、千葉縣、茨城縣。由於父母收入不足，很多學生都得每天打工來賺取生活費或零用錢。接觸這些學生令我深感日本社會貧富差距明顯。他們對結婚生子通常趨向保守，並不深切期盼，因為明白自己要是有了孩子只會吃苦。育兒懲罰之於他們是一道現實的高牆，懷抱著「是誰把社會搞成這樣？」的無名怨憤（ressentiment）與相對剝奪感，忍受著日益沉重的育兒懲罰，在恐懼之中度日。
【張念慈】推薦序 ─── 為什麼育兒從甜蜜的負荷變成一種懲罰？
全球生育率持續下探，臺灣二〇二三年生育率僅〇．八七人，成為僅次於韓國，全球第二低的國家。很多人不解：「不是有育兒津貼嗎？為什麼現代人都不生小孩？」我剛結婚的時候，長輩們也不斷勸我：「生下來，我們幫妳養。」「小孩多可愛啊，多生幾個吧！」
當了媽之後我才發現，原來「生」是最簡單的，「養」有難度但還可應付，但育兒過程絕不僅僅於此，如何「陪伴」與「教育」才是真正的煎熬。孩子長大了，要為他挑選適合的幼兒園與安親班、回到家要陪寫作業、孩子鬧脾氣時要鼓勵自己正向教養，還必須搞懂複雜多元的升學制度，更要隨時關注孩子的身心靈健康。
而最可怕的大魔王，是育兒過程中在工作上承受的各種歧視、從此之後只為了育兒而存在的人生，以及愈努力愈無力的挫折感。工作回到家近乎晚上六、七點，孩子的課後安置勢必得找安親班、才藝班。為了籌措費用，必須努力在職場求表現，但愈是勤奮工作，和孩子的相處時間愈少。
當年，我是公司裡唯一「敢」在當主管時懷孕的人。面對職場有意無意地貼標籤：「當媽媽後絕不可能全心工作」、「妳要照顧小孩，可能做不來有挑戰性的工作」，我只能更投入工作，幾乎天天應酬加班、不敢休育嬰假，根本無暇照顧孩子。後來我換了工作，讓自己準時上下班、避免假日加班，努力成為外界認為的好媽媽。但當孩子表現不如期待，又得承受外界「都是因為妳沒教好」的苛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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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公雖然願意付出時間陪伴孩子，但因為男性角色承擔的壓力，讓他更難在職場開口：「我要陪小孩，所以今天不能加班／無法出差／必須請假。」
為什麼育兒變成一種懲罰？不是說好是甜蜜的負擔嗎？願意生兒育女的人，明明為國家社會的未來貢獻許多，為何卻在職場、社會受到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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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愈是倡導「育兒是家長的責任」，抨擊「家庭教育能力低落」的家長「沒能力幹麼生」，幸災樂禍地說「所以現在大家都不婚不生」時，我們就愈無法看見育兒懲罰背後的真相。那個真相就是：想營造友善育兒的環境，政府必須提供育兒家庭必要的幫助與可負擔的人工生殖治療、社會必須給予願意養兒育女的家庭支持、職場必須改善產假和育兒假等政策、世代間必須互相包容。政治、社會、人民，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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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有一天，育兒不再是懲罰或負擔，我們都可以甜蜜育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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