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診斷學》系高等中醫藥院校教學參考叢書之一，是研究如何診斷疾病、判斷證候以及人體生命活動規律的重要學科，是中醫學重要組成部分。該書自第1版出版以來，深受廣大讀者歡迎，曾多次重印。本次修訂，是以中醫診斷學教學大綱為依據，以五版教材為基礎，廣泛取現行使用教材的成果，在保持原版的 ​​優勢與特色的基礎上，對原書進行了必要的修訂與補充，使之進一步完善，以適應中醫診斷學發展的需要。
全書分為緒論、四診、八綱、辯證、診斷與病案5篇，全面論述了中醫診斷學發展概況，介紹了中醫診斷學的理論與方法，對四診的運用、疾病的診斷，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論述，對於證候的辨別，以八綱為辯證綱領，按病因、病位、病性、病機、病勢進行了具體而詳細的分析，對於準確地進行疾病診斷與辯證論治大有裨益。
本書所引文獻豐富翔實，論述嚴謹而精審，是對中醫診斷學的全面總結與提高，因此，本書適用於從事中醫教學、醫療、科研人員學習參考。

作者簡介：

　　鄧鐵濤，中醫學家。廣州中醫藥大學終身教授，博士生導師，中華全國中醫學會常務理事，全國名老中醫.1916年10月出生於廣東省開平縣。廣州中醫藥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廣東省名老中醫，內科專家。

[編輯本段]鄧鐵濤教授

　　畢業於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歷任廣州中醫學院教務處副處長、副院長，中華全國中醫學會常務理事，中華全國中醫學會中醫理論整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現任中國中醫藥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中醫藥學會中醫理論整理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中西知結合學會第二、三屆理事會名譽理事，廣東省衛生廳藥品審評委員會委員，廣州市科學技術委員會顧問，中國中醫研究院客座教授，遼寧中醫學院名譽教授，廣東省第四、五屆政協委員。1989年被英國劍橋世界名人中心載入世界名人錄。1990年被遴選為全國繼承中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指導教師。1993年榮獲廣東省“南粵傑出教師”特等獎。

　　鄧鐵濤教授擅治心務疾病，研製成功的中成藥有“冠心丸”、“五靈止痛散”等。臨床長於對內科雜病的診治。並擅於運用中醫脾胃學說論治西醫多個系統的疾病以及疑難雜症，如重症如肌無力、萎縮性胃炎、肝炎、肝硬化、再生障礙性貧血、硬皮病、風濕性心髒病、紅斑狼瘡等，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其著述、主編及編寫的論著名8部、發表論文80多篇。專著有《學說探討與臨證》、《耕耘集》、《鄧鐵濤醫話集》。主編《中醫學新編》、《中醫大辭典》、《實用中醫內科學》、《中醫論斷學》、《實用中醫診斷學》等。1986年開始主持國家七五攻關項目——重症肌無力的臨床的實驗研究 ​​課題，1990年通過國家科委科技進步二等獎。

　　５０多年來，精心研究中醫理論，極力主張“傷寒”“溫病”統一辨證論治。強調辨證方法在診斷學中的重要地位，於中醫診斷學的內涵建設提出新的見解。臨床善治消化、心血管系統疾病。致力於中醫教育事業，培養了一大批中醫人才。其論著深受國內外學者重視。

[編輯本段]鄧鐵濤生在

　　鄧鐵濤生在中醫家庭，父名夢覺，畢生業醫。幼受熏陶，目睹中醫藥能救大眾於疾苦之中，因而有志繼承父業，走中醫藥學之路。１９３２年９月，鄧鐵濤考入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系統學習中醫理論。在學習期間，遵照父之吩咐；“早臨證，跟名師”，先後跟隨陳月樵、郭耀卿、謝賡平等各有專長的名家實習。１９３７年８月，鄧鐵濤完成學業。５年的學習，使他增長了見識，開闊了視野，深深感到中醫藥學財富甚豐，博大精深。他決心為繼承發揚中醫藥學而貢獻畢生精力。

　　１９３８年，日本侵略軍狂炸廣州，鄧鐵濤避難於香港，與同學４人在文威東街南北藥材行會址，合辦南國新中醫學院（夜校），並於九龍芝蘭堂藥店坐堂應診。在救亡運動、進步文化影響下，他讀了政治經濟學、唯物辯證法和介紹共產主義初步知識的書籍，還學習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及《魯迅全集》等。在此期間，他深深感到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對自己學習鑽研中醫有很大幫助。這竟成為他以後探索中醫藥學寶庫的一把鑰匙。香港被日軍侵占後，鄧鐵濤返回廣州，輾轉於穗港及武漢之間，行醫謀生。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廣州，翌年他到廣東中醫專科學校工作。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之初，中醫學從奄奄一息中甦醒過來，但未能迅速恢復。１９５６年，鄧鐵濤得以參加國家早期興辦的４所中醫院校之一——廣州中醫學院工作，其所學與抱負才得以發揮。“文化大革命”期間，他雖備受衝擊，但始終未能使他放棄鑽研中醫。中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衛生部先後召開了衡陽會議、石家莊會議、西安會議，中醫事業的形勢逐步好轉。１９８２年五屆全國人大通過的新憲法規定了要在發展現代醫藥的同時發展傳統醫藥，特別是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２０日成立了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成為我國中醫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鄧鐵濤為中醫事業迎來了真正的春天而高興，更激勵他投身到振興中醫事業的工作中去。

　　中華人 ​​民共和國建立以來，鄧鐵濤在中醫教學、醫療、科研等領域相繼取得成就，受到人民的信賴。他曾任廣東中醫藥專科學校、廣東省中醫進修學校教務處主任，廣州中醫學院教務處副處長，廣州中醫學院副院長等職，並曾擔任第四、五屆廣東省政協委員。現任中國中醫藥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中醫藥學會中醫理論整理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華醫學會醫史學會委員和該會中醫理論整理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廣州市科委顧問、中華醫學會廣東分會醫史學會主任委員、博士研究生導師。論文著述及獲獎項目主要有：《學說探討與臨證》獲省出版成果三等獎。參加編寫的《中醫學新編》、《新編中醫學概要》、《簡明中醫詞典》、《中醫大辭典·基礎理論分冊》獲省科學大會獎和全國科學大會獎。研製成功的中成藥“五靈止痛散”獲市科技成果四等獎。鄧鐵濤常說：“個人學術的真正開始，是在解放以後”。

[編輯本段]從實踐中探求中醫理論真諦

　　“寒”“溫”

　　鄧鐵濤既重視理論又著力於臨床，學術上能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這完全得益於“早臨證，跟名師”。他親見父親運用仲景的“枳實芍藥散”治療一例注射嗎啡才能止痛幾小時而過後又劇痛的產婦，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按當時他的認識，“枳實芍藥散”只不過是一個平淡的方劑，但經過他父親的實踐，“經方”之效力竟如此非凡。在50多年的醫療教學實踐中，他更深地體會到中醫理論來自實踐，必須在長期的臨床體驗中，不斷驗證探討，才能探求得中醫理論的真諦，從而掌握其要領，加以發揚。

　　“寒”“溫”統一辨證論治長期以來，外感發熱病的論治，有“傷寒”與“溫病”之分，在歷史上發生過數百年的爭論。鄧鐵濤自幼受父親的影響，對“傷寒”與“溫病”無所偏執。以後在實踐中，更體會到只要真正辨證論治，有是證而用其方，無論是傷寒方或溫病方，都能取效活人。如何看待“寒”“溫”之爭？鄧鐵濤在50年代便開始對此進行研究探討，他對溫病學說的產生與發展作了較全面的剖析，認為傷寒學派以東漢張仲景為宗師，以《傷寒論》為典範。但宋元以後，由於都市人口密集，水陸交通頻繁，並且遠洋業也日漸發達，為傳染病的流行釀成條件，傳染病的種類續有增加，這就使醫家感到運用傷寒經方治病有時而技窮，於是便有了溫病學派的萌芽。到了明清時期 ​​，經吳又可、葉天士、薛生白、吳鞠通、王孟英等醫家的探索研究，溫病學說日臻成熟，從而形成了溫病學派。從發展的觀點來看，溫病學派是在傷寒學派的基礎上向前發展了的，可以看成是傷寒派的發展。但如果認為既然是發展了，便可取代傷寒派，取消傷寒派的寶貴經驗——法與方，那是錯誤的。同樣，認為溫病派微不足道，殺人多於救人，而一筆抹煞溫病派數百年來的學術經驗，也是不對的。他主張：傷寒與溫病的學說和方法同樣是我國醫學寶貴的遺產，應該以科學的方法通過臨床實踐進行研究與實驗。1955年8月，他在《中醫雜誌》發表了題為《溫病學說的發生與成長》一文，闡明了自己的學術觀點，在中醫界引起了較大反響（此文後來被日本神戶中醫學研究會翻譯，刊於《中醫臨床》1980年第3期，對日本中醫學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寒”、“溫”到底如何合流？鄧鐵濤提出了更高層次的研究課題。他從毛澤東的“兩論”中得到啟迪：理論之重要，在於能指導實踐。“寒”、“溫”之爭，主要矛盾在辨證。在教材中，外感發熱病的辨證，有“六經辨證”、“衛氣營血辨證”、“三焦辨證”、“六淫辨證”，這對學術流派學習是必要的，但在臨床上，則往往使初學者見證茫然，所以他認為“寒”、“溫”合流的關鍵在辨證上，從而提出了“外感發熱病辨證之統一”的學術觀點。他認為傷寒派與溫病派有一脈相承的關係，其所研究的對象又同是外感發熱性疾病，所以辨證的統一是可能的，亦是完全必要的。怎樣使分歧的辨證比較緊密周詳，取長補短使之統一，便於掌握和指導臨床，把前人的學說提高一步？鄧鐵濤對文獻醫著做了大量的研究，並以臨床實踐為依據，於７０年代初，先後發表了《外感發熱病辨證芻議》、《外感發熱病的辨證論治》等文，從歷史發展、病因、病機、辨證、實踐等方面闡述了外感發熱病辨證可以統一，而且能夠統一的觀點，提出了一套較完整的辨證提綱和論治方法。《外感發熱病的辨證論治》內容，於1971年編入《中醫學新編》。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鄧鐵濤在所主編的《實用中醫診斷學》中，將“外感發熱病辨證之統一”的學術觀點，更統一化、理論化地融會到“辨證方法在臨床上的綜合應用”的章節中。

[編輯本段]五行臟腑

　　五行學說之研究６０年代初，有學者在哲學領域上對古代的五行學說持否定態度，認為是簡單的循環論和機械論，這些觀點亦直接影響中醫的教學界，有人主張在教學上廢棄中醫的五行學說。如何對待這一學術爭鳴？鄧鐵濤以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為準繩，涉獵《周易》、《尚書·洪範》以及先秦諸子有關學說，結合歷代醫家理論及自己的體會，認為中醫五行學說來源於古代哲學，但又不是古代哲學，因為它與中醫臨床相結合，經過歷代醫家的發揮，已成為中醫理論體係不可缺少的核心之一。

　　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１６日，鄧鐵濤在《光明日報》“哲學”版上發表了題為《中醫五行學說的辯證法因素》一文，指出中醫的五行學說主要落實在藏象學說中，臟腑配五行，是經過無數醫療實踐提煉出來的。反映了中醫把人體的功能歸納為五大系統（五臟），內外環境都與這五大系統聯繫起來，並用五行生剋關係表達五大系統的互相依存，互相制約的關係，用以解釋生理、病理現象，指導診斷、治療與預防。通過該文，鄧鐵濤肯定了中醫五行學說具有樸素的辯證法因素。

　　１９７５年，鄧鐵濤就其研究心得，又發表了《再論中醫五行學說的辯證法因素》，指出：中醫五行學說不等同於古代哲學上的五行學說，後世中醫的五行學說，也不完全等同於秦漢以前醫學的五行學說，它在中醫學中有一個發展過程。它所概括的生剋制化關係，實質是臟腑組織器官之間，人與環境之間，體內各個調節系統促進和抑制之間的關係，五行學說指導臨床治療過程，實質是使人體遭到破壞的內穩態恢復正常的過程。從而肯定了五行學說隨著醫學歷史的發展，不斷豐富其辯證法因素。進一步指出這一學說值得研究和發揚。

　　鄧鐵濤認為，中醫學之發展，必須與時代各種最先進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結合。在此同時，中醫學本身首先要把原有的寶藏來一次大整理，使中醫的理論更加系統化、規範化。“陰陽五行學說”一直是中醫理論的核心之一，但“五行學說”在古代哲學上唯心主義者運用得較多，只有中醫學之五行學說一直與醫學之唯物辯證法相結合。而我國學術界對此了解甚少，因此一直懷疑中醫理論的科學性。日本的漢方就不信中醫的五行學說。如何向科技界展示中醫五行學說之精華——相互聯繫的辯證法思想？鄧鐵濤迫切地感到應對五行學說加以發展，賦於它現代系統論的內容。１９８８年，他在《廣州中醫學院學報》第２期發表了《略論五臟相關取代五行學說》，指出五行學說的精髓是強調以五臟為中心的髒腑組織之間，人與外環境之間等相互促進，相互抑制關係，主要是五臟相關關係。並提出用五臟相關說取代五行學說，指出五臟相關說提取、繼承了五行學說之精華，並賦予它現代系統論內容，是五行學說的發展方向。

　　心主神明論的新認識有人提出到底是腦主神明還是心主神明？其實質是懷疑中醫“藏象”學說的科學性。鄧鐵濤認為，所謂“藏象”，就是心、肝、脾、肺、腎５個臟的宏觀現象，是中醫運用陰陽五行學說對人體功能加以歸納的五大系統，這一學說是中醫通過幾千年的治療與預防疾病的觀察而昇華為理論的。對其不能以西醫的解剖生理學來衡量與理解，只有用當今的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才能理解中醫的藏象學說的科學性，才有可能發現藏象學說的奧秘。他在７０年代就認為心臟不單是個血泵的作用，心臟一定有內分泌物質足以調節大腦的作用。當西醫學者研究發現肺臟除了呼吸功能之外還有“非呼吸功能”（即肺還是機體很多內分泌素產生、釋放、激活及滅活的主要場所），從而證明了藏象學說的“肺主治節”理論的科學性之後，他更堅定了自己的看法。１９８３年３月２４日，世界第一個植入人工心臟患者死亡後，外電引述了為克拉克植入人工心臟的外科醫生德夫里斯的話說：“雖然塑料心臟不斷泵血，但克拉克的血管變得鬆弛無力，發生膨脹，他的循環系統不能保持把帶氧的血推向全身器官所需要的壓力。他的結腸功能喪失了，接著他的腎功能喪失了，然後大腦功能喪失了。”鄧鐵濤對這一報導十分重視，他估計，心臟被置換之後，“心激素”的分泌停止了，當肺臟代替心的部分功能維持超過了一定的限度，“心激素”在體內的儲存用盡之時，生命便終止了，並指出要使人工心臟能長期顯效，必須尋找心臟的內分泌素。他於１９８３年４月發表了《心主神明論》，文中指出，中醫把心藏血脈與主神明合一起來，是把循環系統與高級神經活動合起來都歸屬於心。提出心臟這個實質器官，不僅只具有血泵的機械作用，它一定還有能作用於大腦的內分泌物的假設。並預言：當人工心臟的使用擴大之時，就會發現心臟的內分泌物質的存在及其重要性，從而將證明“心主神明”論的科學性。１９８４年，世界醫學界便有學者報導發現心臟有內分泌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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