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正是80年前的那場經濟大蕭條成就了凱恩斯主義，使其思想迅速在西方世界得以傳播，被各國政府採納，掀起了一場革命；而之後當凱恩斯理論在處理滯脹問題陷入困境之時，弗里德曼卻因其新自由主義聲名鵲起；80年後的今天，國際金融危機正在蔓延和深化，各國政府又開始紛紛譴責甚至摒棄“新自由主義”，再次回歸凱恩斯理論。
在每一次全球性金融危機面前，經濟學家總被推到風口浪尖，成為矛頭直指的對象。其實，經濟學家的理論對政府政策的製定固然存有影響，但卻無需過分放大。總體而言，經濟學的任何一派學說，都與其所處的時代分不開，是潮流的產物，儘管其對於實踐具有指導作用，但評判一種理論的優劣卻不能脫離其賴以發揮作用的現實約束條件。
此番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在於政府監管缺位，屬於政府過失。儘管弗里德曼是自由主義者，但他並非主張完全無政府，正如他在《自由選擇》中曾寫到：政府的職責是“負責國家安全、社會公正、公共管理與救濟貧民”；他也並非完全反對政府乾預經濟，只是反對政府的過度干預，他更希望政府僅僅扮演規章制度的製定者和仲裁人的角色。
因此，面對仍未見底的世界經濟，凱恩斯與弗里德曼的理論孰優孰劣我們無從評說，但如果就金融危機而徹底否定弗里德曼及其理論未免太過偏頗。因為毋庸置疑的是，儘管自由市場製度並不完美，無論是其運行的過去、現在，抑或將來都會存在或多或少的問題，但迄今為止，它仍是人類所能找到的最好的資源配置機制。在危機後的非常時期，政府乾預不失為糾正市場失靈的一個手段。但我們更應關注的，不是是否以政府乾預經濟代替自由市場製度的問題，而是如何針對金融危機所暴露出來的市場缺陷，找到干預市場與市場本身效用發揮的平衡點，對政策制定進行調整，以此提高市場經濟的運行效率。而且，當危機度過之時，政府則應當從經濟干預中及時撤離出來，創造條件使市場和價格製度發揮最大功能，從這個意義上說，展望經濟的未來，我們依然要學會用弗里德曼的眼睛看世界。
在編寫此書的過程中，我們不僅重溫了大師的累累的學術碩果，更感悟到其對學術堅忍不拔的追求。弗里德曼在極其不利的學術環境下依然長期堅定地支持經濟自由主義理念，並宣揚貨幣主義經濟政策理論，直到逐步受到各界重視，登上歷史舞台，成為西方政府政策操作的理論依據。事實上，這種執著的研究態度在今天這樣一個嘈雜、浮躁的世界裡，或許比理論本身更具價值。建立信仰、追隨信仰，以平和嚴謹的心態從事研究工作，這是大師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也是對所有學術工作者的一次靈魂洗禮。

作者簡介：

郭田勇：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在《金融研究》、《國際金融研究》、《改革》、《人民日報》等鷶外報刊發表各類論文、文章500餘篇，並完成《中國貨幣政策體系的選擇》、《中國銀行業的綜合經營與監管》、《新編中央銀行理論與實務》、《開放經濟下中國農村金融市場博弈研究》等多部專著，主持和參與各類課題研究20多項；2001年獲中國金融學會全國優秀論文獎，2004年獲霍英東教育基金會全國優秀青年教師基金獎，2007年入選國家級“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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