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有關儒家國家的道德目標方面，經世學派必定存在重大的矛盾心理。這種態度在1826年由魏源和賀長齡編輯出版的《皇朝經世文編》中得到反映。該文編者以幾乎是前所未有的努力，蒐集一切可資利用的思想以抨擊官僚國家存在的種種行政和組織問題——六部的行政管理以及像稅收、鹽政、漕運、軍制和邊防這樣一些相關的問題。初一看它的內容沒有任何背離儒家國家傳統方向的現象，因為有關專門的行政管理思想的整個彙編是以肯定儒家的學問和政府的理想為前提的。但由儒家士紳進行這樣大規模的蒐集活動，並提出官僚國家的行政管理和組織方面的專業看法，便意味著除承認一般的儒家經典外，有關經世的專業知識也是有用的。

這一立場與儒家士紳的正統思想有著重大的區別，傳統思想認為士紳領會了儒家的道德教義便足以使國家和社會穩定。更有意思的是，在該文編的主編魏源的文章中時有在儒家的思想理論中容納一些法家治國目標的傾向。魏源力圖通過對東周講實力政策的諸侯和法家的秦始皇的讚揚，來模糊英雄和聖人之間的區別，彌合“王道”和“霸道”理想之間的裂縫。在他的著 ​​作中，不僅像實績和贏利這樣一些思想得到了肯定的估價，而且法家富強的目標在他的儒家經世觀中也找到了正當的地位。“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強，無不富強之王道。”根據這種觀點，魏源認為對一個儒家學者來說，熱情地敘述清初帝國的向外擴張以及歌頌康熙帝的武功不是不相稱的，也是毫不奇怪的。雖然魏源的這些思想不能作為整個經世學派的代表，但在中國與西方相遇之前，有關集體能力和集體成就的思想已存在於晚清的思想中。

一般來說，19世紀60年代的同治中興以重新肯定儒家國家的正統的政治目標為特徵。這一特徵在朝廷裡確實存在，清朝對宋代新儒家思想的官方保護必然要使同治中興符合儒家正統的治國目標。但對一大群在地方上掌權的儒家政治家來說，情況要更為複雜。雖然這一群體的重要人物曾國藩信守宋代新儒家的一些政治觀點，但這一群體中的另一些人物的態度則比較暖昧。例如，馮桂芬是19世紀初經世學派的嫡傳門生，是當時一位重要的思想代言人。對他來說，富強理想是一種公認的價值。

然而，在有關儒家國家的道德目標方面，經世學派必定存在重大的矛盾心理。這種態度在1826年由魏源和賀長齡編輯出版的《皇朝經世文編》中得到反映。該文編者以幾乎是前所未有的努力，蒐集一切可資利用的思想以抨擊官僚國家存在的種種行政和組織問題——六部的行政管理以及像稅收、鹽政、漕運、軍制和邊防這樣一些相關的問題。初一看它的內容沒有任何背離儒家國家傳統方向的現象，因為有關專門的行政管理思想的整個彙編是以肯定儒家的學問和政府的理想為前提的。但由儒家士紳進行這樣大規模的蒐集活動，並提出官僚國家的行政管理和組織方面的...

前言
第一章思想背景
第二章康有為在19世紀末的思想地位
第三章梁啟超的早年生活和思想背景
第四章梁啟超改良主義思想的形成：1896─1898
第五章流亡中的梁啟超
第六章新民
第七章改良與革命：梁啟超的政治觀和傳統觀
第八章新民和國家主義
第九章新民和私德
第十章結語

前言
第一章思想背景
第二章康有為在19世紀末的思想地位
第三章梁啟超的早年生活和思想背景
第四章梁啟超改良主義思想的形成：1896─1898
第五章流亡中的梁啟超
第六章新民
第七章改良與革命：梁啟超的政治觀和傳統觀
第八章新民和國家主義
第九章新民和私德
第十章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