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每天的飯食，不是得自屠夫、釀酒商或是麵包師的恩惠，而是得自他們自利的算計。”這恐怕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這一政治經濟學經典著作中最有名的說法了。自斯密開始，政治經濟學以及政治 ​​經濟學家的恰當作用，就是他們一直在論證，作為一種完善的社會組織，市場體制如何能夠，並且在某種程度上也確實做到了，把個人的私利引導到除了滿足個人自己的願望外，還能滿足多種願望。到目前為止，由於市場機制的相互作用已經能夠駕馭人們對獲取和自我保存的天生本能，依賴於高貴者的美德、恩惠和自我犧牲的必要性已經降到了最低程度。恰如丹尼斯·羅伯特森爵士非常雄辯地提醒我們的，這個事實給了經濟學家一個存在的理由，而他的“大聲警告”也必定會引起決策者的注意，那些人還沒意識到節制“愛心”的必要。
儘管有這類大聲警告的存在（有些這類警告聽起來就好像是讚揚的呼喊，令人感到奇怪），在上個世紀，出於若干原因，政界人士還是將越來越多的有組織的社會活動負擔加之於政治過程和政府運作過程。由於要求由政府來做的重要事情越來越多，大眾對於單獨的公共決策或政府決策的民主控製程度已經被逐漸削弱。實際上，西方社會只是在大眾民主已經消失之後才獲得了普選權。選民，即最高領導，必須在民主哲學家未曾夢想到的程度上，僅僅滿足於選擇自己的領導人。政府的日常決策出自官僚體制中不斷增加的維度。非政府和準政府的官僚體制一直與政府官僚體制相伴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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