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氏春秋》分析和論述了《呂氏春秋》與先秦各家的異同，並進而論述了“兼容並蓄”這一雜家的特點，是思想、文化發展的規律。在《呂氏春秋》之前，苟子、韓非已經不公開地採取了其他學派的觀點；在《呂氏春秋》之後，漢、唐到宋、明各大學派，也都“兼容並蓄”地吸收了其他學派的觀點，外來的佛學思想，也被某些學派所吸取。因此，《呂氏春秋》此次再版，書名改為《<呂氏春秋>：兼容並蓄的雜家》，以突出“兼容並蓄”這一思想、文化發展的規律。（初版的書名《雜家帝王學——（呂氏春秋>》是叢書編者建議採用的。）
“兼容並蓄”雖然是思想文化發展的規律，但能否擇優“兼容”卻是十分重要的。比如：西漢初年的統治者，深刻吸取了秦王朝覆滅的教訓，崇尚清靜無為的“黃老之學”，政治思想和政治措施採取“霸王道雜之”，於是有了漢朝的盛世——文景之治。令人驚異的是，漢初崇尚的“黃老之學”，“霸王道雜之”與《呂氏春秋》的主張十分近似。《呂氏春秋》指出：“前者是事後總結得來，後者是事前預先規劃，中間隔了一個秦王朝。秦王朝的產生和崩潰，是漢初黃老之學成為統治思想的契機，它雄辯地證明了《呂氏春秋》思想的卓越和預見的可貴。”同時，這也說明了“兼容並蓄”不能是簡單地湊合，而是根據現實情況，選擇、綜合各派優秀思想，才能成為新的思想體系。
作者簡介：
劉元彥，1928年出生，1948年畢業於四川成都華西協和大學，1954年後長期從事中國思想史方面的書刊編輯工作，曾是《中國思想史》（侯外廬主編）、《中國哲學史新編》（馮友蘭著）、《中國哲學史》（任繼愈主編）等多卷本學術著作的責任編輯。20世紀80年代任《新華文摘》副總編輯、總編輯。發表中國古代史方面論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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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元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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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氏春秋》分析和論述了《呂氏春秋》與先秦各家的異同，並進而論述了“兼容並蓄”這一雜家的特點，是思想、文化發展的規律。在《呂氏春秋》之前，苟子、韓非已經不公開地採取了其他學派的觀點；在《呂氏春秋》之後，漢、唐到宋、明各大學派，也都“兼容並蓄”地吸收了其他學派的觀點，外來的佛學思想，也被某些學派所吸取。因此，《呂氏春秋》此次再版，書名改為《<呂氏春秋>：兼容並蓄的雜家》，以突出“兼容並蓄”這一思想、文化發展的規律。（初版的書名《雜家帝王學——（呂氏春秋>》是叢書編者建議採用的。）
“兼容並蓄”雖然是思想文化發展的規律，但能否擇優“兼容”卻是十分重要的。比如：西漢初年的統治者，深刻吸取了秦王朝覆滅的教訓，崇尚清靜無為的“黃老之學”，政治思想和政治措施採取“霸王道雜之”，於是有了漢朝的盛世——文景之治。令人驚異的是，漢初崇尚的“黃老之學”，“霸王道雜之”與《呂氏春秋》的主張十分近似。《呂氏春秋》指出：“前者是事後總結得來，後者是事前預先規劃，中間隔了一個秦王朝。秦王朝的產生和崩潰，是漢初黃老之學成為統治思想的契機，它雄辯地證明了《呂氏春秋》思想的卓越和預見的可貴。”同時，這也說明了“兼容並蓄”不能是簡單地湊合，而是根據現實情況，選擇、綜合各派優秀思想，才能成為新的思想體系。
作者簡介：
劉元彥，1928年出生，1948年畢業於四川成都華西協和大學，1954年後長期從事中國思想史方面的書刊編輯工作，曾是《中國思想史》（侯外廬主編）、《中國哲學史新編》（馮友蘭著）、《中國哲學史》（任繼愈主編）等多卷本學術著作的責任編輯。20世紀80年代任《新華文摘》副總編輯、總編輯。發表中國古代史方面論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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