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的法治精神與傳統

後人及今之學者每愛以“嚴刑峻法”來說秦及其自商鞅變法以來的傳統。秦行“嚴刑峻法”固然是無可爭辯的事實，甚至有時將刑用到極濫的地步，秦末便是。若僅以此結論，卻遠遠不能概括秦自商鞅變法以來的歷史全貌，不能全面評價商鞅變法及商鞅與其後學所共同構成的商鞅之學體系的全部內容，亦不能於歷史聯繫中作出正確判斷。秦的“嚴刑峻法”已成共識，此處略而不贅言。秦的用法還有他的另一面。亦即進步的、足以為後世法而又為前世所無、後世所不道不為的另一面。總可概括為一時名日秦的法治精神與法治傳統。

秦於“嚴刑峻法”之中貫徹著一種“平等”的精神。秦用刑不避權貴。《史記·商君列傳》載孝公變法後，太子犯法，“衛鞅日：'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只是因為太子是君嗣，不可施刑，故“刑其傅公子虔，黔其師公孫賈”。因而造成了“明日，秦人皆趨令”的局面。商鞅行法的手腕確乎是鐵的，然而他卻是首先拿貴族開刀，而不是拿老百姓出氣，無疑這是一種公平原則，在人們的心理上能造成一種公平之感。這不可以稱之為古老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嗎?商鞅行法始終貫徹著不避權貴且首先向權貴用刑的原則。自用刑公子虔、公孫賈八年之後，有名趙良者指責商鞅“日繩秦之貴公子”。趙之所責實為商鞅行法之優秀的一面，代表了秦法的一定公平性。然而他卻招來了“宗室貴族多怨望者”之後果，儘管如此，商鞅卻並不改行其道。不過，孝公一死，商君便被公子虔之徒誣告為“欲反”，因卒遭車裂之禍，家破族滅。此足可見商鞅行法手段之辣，竟辣到使貴族達官們難以下嚥的程度。

商鞅雖死，其法未敗。商君後學更進一步發展了商君的上述精神。《商君書·賞刑》篇提出“所謂一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製者，罪死不赦”的原則。《修權》篇云：“君臣釋法任私，必亂；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則治。”此言一切當以法為斷，群臣皆不越法而行事。《君臣》篇云：“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聽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為也。”《去強》篇云：“以法治者強，以政治者削。”這個“法”就是“貴少變”的國家常法。“政”即政令。“以政治”即不顧常法原則而純任政令，亦即屢屢任意變更政令之治。秦之末，便可以說是政府不顧常法原則而純任政令，即為所欲為。比如按秦之常規租賦徭役制度而論，亦未可謂之暴政。然待發閭左之戍，收泰半之賦，頭會箕斂之時，則……

秦的法治精神與傳統

後人及今之學者每愛以“嚴刑峻法”來說秦及其自商鞅變法以來的傳統。秦行“嚴刑峻法”固然是無可爭辯的事實，甚至有時將刑用到極濫的地步，秦末便是。若僅以此結論，卻遠遠不能概括秦自商鞅變法以來的歷史全貌，不能全面評價商鞅變法及商鞅與其後學所共同構成的商鞅之學體系的全部內容，亦不能於歷史聯繫中作出正確判斷。秦的“嚴刑峻法”已成共識，此處略而不贅言。秦的用法還有他的另一面。亦即進步的、足以為後世法而又為前世所無、後世所不道不為的另一面。總可概括為一時名日秦的法治精神與法治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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