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元旦，北京大學教授胡適到了嶺南，去了廣東和廣西，他和其他許多旅遊者一樣，對於這兩個省的印象截然不同。為了對抗南京的蔣介石，兩廣的當局一直團結得像兄弟一樣。當紅軍過境時，他們恐懼的倒不是奪路而行的紅軍，而是尾隨而來的南京軍隊。
從中央蘇區撤退兩個月後，中央紅軍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失敗。湘江一戰，親歷者至今回憶起紅軍鮮血染紅了湘江的悲壯一幕，仍然是心有餘痛。1935年的1月，在貴州的遵義，紅軍的將領們無法忍受這樣重大的傷亡，擁護毛澤東復出。毛澤東的複出，後來被公認為紅軍、共產黨乃至中國命運的一大轉折點。但在當時，奇蹟並沒有出現，為了擺脫追兵，衣著單薄、營養不良的紅軍隊伍不得不向越來越荒涼的西南、西北方向尋找生路。在那一帶，他們的敵人與其說是國民黨的追兵，不如說是大自然的嚴酷考驗，飢餓、寒冷、草地等各種因素都在威脅著這支人數越來越少的軍隊。
1935年，蔣介石的政府對日本曲意承歡。日本外相廣田剛提出親善外交，蔣介石、汪精衛就立刻附和，雙方軍政高官頻繁互訪民間的經濟代表團也你來我往，中日關係出人意外的迎來了小陽春。也許，這一個中日關係由公使升格為大使是最有諷刺意味的一幕。5月17日，日本首先決定將兩國關係從公使級提升到大使一級，英、美、德等相繼效尤。可是國人剛剛破涕為笑，華北危機來了，白銀危機發生了，大家立刻啼笑皆非，預感大禍臨頭了。1935年，南京政府的親日政策是最令人難以忘懷的，但日本卻毫不留情地斷了南京政府的後路……

作者簡介：

李繼鋒，1962年生，江蘇高郵人。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研究領域為中華民國史、中國近現代政治史、抗日戰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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