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運動包括“打倒孔家店”的思想革命和反對舊大學的文學革命兩個基本方面。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談到文學革命的緣由時說：“今欲革新政治，勢不得不革新盤踞於運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學……”也就是在這同一篇文章中，陳獨秀還明確地宣告：“予願拖四十二生的大砲，為之前驅”，向明清文學中的“十八妖魔”“宣戰”，以期建設像歐洲的雨果、左拉、歌德、狄更斯那樣的資產階級的“寫實文學”、“國民文學”和“社會文學”。很顯然，陳獨秀、胡適所倡導的文學革命，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資產階級的文學口號，它革的是封建文學的命。

“五四”新文化運動及其一翼的文學革命運動在這時興起，決不是歷史的偶然。由於外國帝國主義與本國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中國民族資本的發展本來異常緩慢。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乘帝國主義忙於戰爭的空隙，中國民族資本卻獲得了一個迅速發展的難得機會。比如以紡織業為例，1915年華商紡織廠僅重5家，到1922年已增至64家，紡綻在1915年共有544，010枚，1992年增至l，593，034枚；布機在1915年共有2，254台，1992年增至9，817台。又比如麵粉業，在辛亥革命前僅有工廠37家，到1922年已增至154家，並使中國由麵粉人超國變為麵粉出超國。除這些而外，繅絲、造紙、印刷、火柴和運輸業也都有不少發展，甚至重工業如鋼鐵、機器製造和修配、採煤等，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長(轉引自丁守和、殷敘彝著《從“五四”啟蒙運動到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第11頁)。隨著民族資本的發展，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必然會進一步要求擺脫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束縛。“五四”時期的反封建和新文化運動，及其一翼的文學革命運動，就正是中國民族資本在歐戰期間有了較大發展的反映；而“五四”文學革命運動，就其實質乃是一次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文學運動。

這種說法可能會使一些同志難於接受，因為多年以來，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都已經是很臭的名詞了，更何況曾持此說的胡風和馮雪峰，都被批判了多年呢！但是，馬克思主義要求我們，在分析問題時，必須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範疇之內。如果脫離了當時的歷史條件，不僅無法把握事物的本質特徵，甚至還會混淆界限，得出與事實全然相反的結論來。這是我們分析問題，特別是分析那些在歷史變革時期的問題時，尤其需要注意的。比起社會主義來，資本主義自然反動，然而若與封建主義相比較，誰又能否認它是新的、、更為進步的社會制度呢……

“五四”新文化運動包括“打倒孔家店”的思想革命和反對舊大學的文學革命兩個基本方面。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談到文學革命的緣由時說：“今欲革新政治，勢不得不革新盤踞於運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學……”也就是在這同一篇文章中，陳獨秀還明確地宣告：“予願拖四十二生的大砲，為之前驅”，向明清文學中的“十八妖魔”“宣戰”，以期建設像歐洲的雨果、左拉、歌德、狄更斯那樣的資產階級的“寫實文學”、“國民文學”和“社會文學”。很顯然，陳獨秀、胡適所倡導的文學革命，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資產階級的文學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