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冒廣生鶴亭（一八七三一九五九）先生在廣州，見到雍正時雲間趙駿烈刻的《後山集》。趙刻《後山集》中詩的部分是根據詩體編排的，按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絕、七絕的順序，共八卷，六百七十九首。冒先生在封面上題了以下的話：“行篋無任淵注本，粗讀一過，尚擬檢宋人諸集及地志說部，為淵補注。炳燭餘年，或恐徒成結想，然書成自是不朽之業也。疚齊壬申八月朔題。”
那時冒先生不但沒有任注本，還不知道陳後山詩的其他版本。隨後他即已查到陳唐刊本和馬暾刊本，並發現蔣光煦別下齊《斠補隅錄》中有《陳後山集校記》一種。於是在趙刻本第二冊和第三冊封面上，分 ​​別作了以下的題記：
雍正間有嘉善陳唐刻本，即魏衍本，無注。衍所未收，分體為逸詩，馬暾本已全載。別下齊《斠補隅錄》有《陳後山集》一種，乃以舊鈔本、任注本、毛鈔本校明本。並傳錄何義門校語。茲一一迻寫書眉。三月廿四日慕園。
上面所記的三月當是一九三二年。前一則題記中所說的馬暾本，也就是後一則題記中所稱的明刻本。
別下齊《斠補隅錄》所載的就是何焯（義門）的校語。
按一九三二到一九三四兩年中，冒先生進行《後山詩注》的補箋工作。在他的自訂年譜草稿一九三一年壬申項下有“赴粵，四月遊羅浮，五月歸在南京，六月返皋”一段。番禺陶氏愛廬覆刻的趙本《後集山》，便是那時在廣州所得。回如皋後，家中有大量書籍可供引用。年譜草稿一九三四年項下有三一月以《後山詩箋》付拔可印行”一句。可見兩年後已經全部定稿。那兩年冒先生是六十歲到六十一歲。商務印書館出版此書是在一九三六年。
書出後，二十年來冒先生在上海度過了他的學術生活的晚年。起初致力於宋詞的研究，著有《四聲鉤沉》、 《疚齊詞論》、《宋曲章句》、《傾杯考》、《東鱗西爪錄》、《新斠定雲謠集曲子》等書，並編訂了不少宋詞的校記。其後十多年中，研究《管子》、《文子纘義》、《京氏易》、《新書》、《新語》、《春秋繁露》等，著有《管子集釋長編》、《管子校正勘誤》、《列子釋文》、《春秋繁露釋文》、《周易京氏義三種》等，並將有關經、子的短篇論文彙成《小三吾亭雜著》四巨冊，約計字數在百萬以上。而這二十年來，對《後山詩注補箋》卻沒有什麼修動。一九五七年，冒先生八十五歲，重來北京，心情很是興奮激動。詩稿中有“正是新邦紅五月，天安門上樹紅旗”之句，表達了對新中國欣欣向榮的喜悅。那時出版社的同志來聯繫，擬將《後山詩注補箋》重版，於是訂立了稿約。回上海後，曾經集中精力整理過一短時期並得見潘博山先生提供的蜀宋大字本《後山先生文集》進行校訂。終因年高，顯示出“晚歲心存力已疲”的狀態。從五七年底到五九年八月逝世，幾乎大部時間在華東醫院臥病。然而由於學術研究是他一生的事業，從留存的任何片紙隻字中，處處可以看到他謹嚴不苟的認真負責精神。五九年六、七月中，我那時在河南商城，冒先生還曾來信問過一次，可見他對這書一貫非常重視。冒先生五九年八月（農曆七夕）在滬逝世後，我在京一直未能前往整理遺稿。今年一月才有機會去滬將後山詩箋的原本攜京。到今年（一九六一年）四月下旬，才有時間開始整理。
陳後山名師道（一○五二一一○一），是所謂江西詩派的主要人物。呂本中所著《江西詩社宗派圖》中把他的名次僅列在黃庭堅之下，作為第二。宋元間江西派的方回著《瀛奎律髓》，作出一祖三宗之說，以杜甫為祖，三宗便是黃庭堅、陳師道和後來較晚的陳與義。方回並說：“老杜詩為唐詩之冠，黃、陳詩為宋詩之冠。”可見當時之推崇。但以後反對江西派的人則對陳後山攻擊不遺餘力，如清初主張西崑體的馮班等，認為他生硬、費解、晦澀、拙俗。這些我們應綜合起來加以研究。
陳師道的一生浮沉在下級官吏中，在徐州、穎州和棣州當州學教授，到四十九歲臨死的一年，才從棣州教授調到祕書省為正字。他的門人魏衍在《彭城陳先生集記》中，對他的事蹟、著作，都有詳細記載。箋文更引證《宋史》本傳、《曾鞏傳》、《東坡集》、《山谷集》 、《荊公集》、《雞肋編》、《老學菴筆記》、《能改齊漫錄》以及其他文集、筆記、詩話等，對陳師道的一生提供了詳盡的資料陳師道一生事蹟的突出之點，可以從南宋學者朱熹的幾句話中看出。《朱子語類》記載朱熹看過東都事略.陳無己傳》以後說：“只是說得個影子，《陳無己傳》好處都不載。最好是不見章子厚、不著趙挺之棉襖、傳欽之聞其貧甚，懷銀子見他，欲以賙之，坐間聽他議論，遂不敢出銀子。”章惇、趙挺之是朝廷的權貴，關於章、趙的事，箋文已有詳釋。這些地方表現出陳的風骨嶙峋和耿介。他除了對朝貴的冷峻，對所欽敬的人，卻是極熱情的。在徐州教授時，蘇軾出守杭州，陳師道沒有得到州官許可，毅然往南京和蘇軾話別，因此失去了徐州教授的職位，而在詩集中留下了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的詩句。
陳師道的詩集和文集是魏衍據陳的手稿甲、乙、丙稿編定的。南宋初年，四川新津人任淵為黃庭堅和陳的詩集作注，所以陳的詩集今日分有註本和無注本兩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任淵注的評語是：
淵生南北宋間，去元祐諸人不遠，佚文遺跡，往往而存。即同時所與周旋者，一一能知始末，故所排比年月、鉤稽事實，多能得作者本意。
事實上任注主要是註解詩句的典故出處，附帶注陳的交遊和社會情況。箋則是主要箋釋陳的交遊和當時社會政治情況，對於典故出處，任注基本上完備，所以祗偶一涉及。這是任注和冒箋的區別所在。任淵注陳詩以後，到冒廣生作補箋，中間相隔八百多年，時間隔長了，有利條件是能看到更多的資料，如本書卷十二《欽聖憲肅皇后挽詞》一首中“決策天同力”一句，任淵沒有註，冒箋引李燾《續資治通監長編》元符三年正月已卯一條，說明章惇與神宗向皇后爭執宋王朝皇位繼承人的經過。而李燾的書是任淵來不及看到的。
箋釋的工作，非常細密和認真。舉一個例說，如卷二《追呼行》㈠，箋引莊季裕《雞肋編》所載陳師道使用俗語的例子共有一一十一處，而箋文將一一十一個例子的出處都一一檢出。對於補箋的價值，試為歸納幾點如下：（一）補充了任注的不足。所引用書多，箋釋的範圍廣，包括當時政治、文化和詩壇等各個方面。（一一）補箋修正了一些史書和筆記的錯誤。如卷一《嘲秦覯》一首的箋文根據任注，並引證《高郵州志》和《山谷詩集》，證明《宋史》和《東都事略》的誤載。《逸詩》卷上《登鳳凰山懷子瞻》一首的箋文，根據後山自註所引蘇軾詩證明施注蘇詩中熙寧九年編入密州的詩，應改編杭州。（三）補箋開創了一種新的研究方法。歷代為古人詩補注、集注的很多，大都限於釋蟲魚、注草木，龂龂於典故的出處。宋人詩集從李壁注正安石詩、胡穉箋陳與義詩，到清沈欽韓注范成大詩，都不外如此。而這一箋本，從當時的社會背景入手，箋釋的是北宋後期社會政治情況的一個側面，以陳師道的經歷為綱，因此使後學者更易於理解陳詩，而且對文學史、社會史提供了有價值的資料。
由於我的水平和時間的限制，祗能對箋本做以上簡略的介紹，其內容優缺點還待讀者的進一步提出。去。原稿如下：
在整理箋本的過程中，發現冒先生為箋本所作序的一個開頭，以後就沒有寫下後山詩分有註無注兩種，無注者連文，詩日五七，文日千百，凡一十卷，《詩話》、《叢談》則各自為卷。政和五年乙未其門人魏衍編，有次年丙申元城王雲題。宋末元初茶陵陳仁子……
根據這啟發，進一步探索《後山集》的各種版本，和各個時期的藏書目錄，首先草成了《陳後山詩集的流傳》一文。然後把宋、元、明、清所有《後山集》的序跋作一彙編。並根據所能見到的後山詩版本輯錄了一個校記。
關於箋文本身方面，除了將冒先生自己補充的很少幾條列入外，還有陳彰先生和鄭雪耘先生的一些見解，也都補入，並加註明。此外，對商務原本誤排的字也作了改正，對少數箋語的引文，作了修訂。
至於整個箋文的體裁和內容，還不可能作更多的覈對和變動，我想必然還有可以修正的地方，這些都要求讀者的指正和進一步的加工。
㈠這一首詩題，最早的宋蜀大字本作《追呼行》，其餘各本均作《鳴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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