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記下了作者近20多年來學術生活中的經歷與心得，是民間文學研究上的一個重要側面。本書其特點一是短文居多，言簡意賅，相實話語中含蓄著深沉的感受；二是立足於現代社會的經濟文化發展需要評論民間文學，視野開闊。

作者簡介：

譚達先1925年，出生於中國廣西玉林。1946年從廣西窮山村考上中山大學。四年苦學後當了一年中學教師，便為創造社老作家，愛才的馮乃超副校長於1951年召他回母校任助教，1954年晉升講師，派往北京師範大學跟鍾敬文教授進修民間文學兩年，至1959年，他已出版5本民間文學著作。正當譚達先滿懷激情奮進時，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衝擊波，卷他陷於逆境，被批鬥，手稿、筆記與書籍被抄走，1968年冬下放農村勞動三年十個月。中國的歷史要往前發展，學術春天會來臨，雖身心受盡折磨，他堅信“民間文藝學科充滿活力，終有一天會大放光芒”。達先努力於自我心理保健與思想調整，始終保持學術研究的活力。1972年中山大學調他回中文系教書，但中文系極左思想者不給他上講壇講課的機會，只讓他批改學生作業。他利用“八小時工作以外的時間”寫作，經常是每天凌晨3時動筆，寫到7時30分上班前，中午12時寫到2時，晚上8時爬格子到11時，星期六晚上、星期日和所有節假日全都用於寫，寫，寫。不少筆記、資料抄家時抄走了，運用劫餘的資料，腦中記得的作品與史料，邊回憶邊寫作。每寫完一本，複寫三份，送往校外親友家，分藏三處，預防意外的再抄家，預防被扣上“人還在，心不死”，增添“新罪證”。真有點像解放前共產黨地下工作似的。屈原《離騷》雲：“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達先心縈民間文學，近似這一神聖境界。1980年後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他的近100萬字《中國民間文學理論叢書》全是在這種特殊情況裡寫的。古人云：“文必窮而後工”，對達先來說，此話很酸澀，卻頗貼切。他“拿命來搏”寫下的《中國民間文學概論》、《中國神話研究》、《中國民間寓言研究》、《中國民間童話研究》、《中國動物故事研究》、《中國民間戲劇研究》 、《中國評書(評話)研究》、《中國民間謎語研究》等8冊《中國民間文學理論叢書》確是體大宏博，資料豐富，論述精當，行文流暢，體例別緻，富於開拓性。香港、台灣兩地商務印書館先後出版，流傳海外，多所大學用作教材或必讀參考書，起了弘揚中華文化的作用，令達先極感寬慰。1980年2月譚達先定居香港，卻陷入另一種逆境。當時的港英當局一不承認他中山大學畢業的學歷，二不承認他中山大學30年教齡(其中27​​年講師齡)，三不承認他在大陸出版5本學術著作的事實。他不得不從“找飯碗”做起。幸而香港商務印書館1980年起出版了他的《中國民間文學理論叢書》，以香港出版這套學術著作的資格，1980年7月起應聘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講授文學課和中文寫作。這是職員工人業餘進修文化的補習學校，多在夜間或週末下午上課。達先不得不日日作“稻粱謀”。他得到一些私立中學校長的同情，聘他教書。但港英政府教育司官員一旦覺察，便攆走他。達先被攆一處，另找一所中學教書，先後教了8所中學，像打游擊一樣，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他在這種逆境中，弘揚中華文化之志更堅，在香港《文匯報》、《大公報》、《星島日報》、《東方日報》、《廣角鏡》等報刊發表文章，1980至1982年在香港商務印書館出齊整套8冊《中國民間文學理論叢書》，應特邀出席日本等地國際學術會議。為了取得在香港教書的“合法資格”，達先57歲讀香港大學哲學碩士研究生，59歲獲碩士學位，60歲讀哲學博士研究生，66歲獲博士學位。

譯者簡介：

譚達先1925年，出生於中國廣西玉林。1946年從廣西窮山村考上中山大學。四年苦學後當了一年中學教師，便為創造社老作家，愛才的馮乃超副校長於1951年召他回母校任助教，1954年晉升講師，派往北京師範大學跟鍾敬文教授進修民間文學兩年，至1959年，他已出版5本民間文學著作。正當譚達先滿懷激情奮進時，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衝擊波，卷他陷於逆境，被批鬥，手稿、筆記與書籍被抄走，1968年冬下放農村勞動三年十個月。中國的歷史要往前發展，學術春天會來臨，雖身心受盡折磨，他堅信“民間文藝學科充滿活力，終有一天會大放光芒”。達先努力於自我心理保健與思想調整，始終保持學術研究的活力。1972年中山大學調他回中文系教書，但中文系極左思想者不給他上講壇講課的機會，只讓他批改學生作業。他利用“八小時工作以外的時間”寫作，經常是每天凌晨3時動筆，寫到7時30分上班前，中午12時寫到2時，晚上8時爬格子到11時，星期六晚上、星期日和所有節假日全都用於寫，寫，寫。不少筆記、資料抄家時抄走了，運用劫餘的資料，腦中記得的作品與史料，邊回憶邊寫作。每寫完一本，複寫三份，送往校外親友家，分藏三處，預防意外的再抄家，預防被扣上“人還在，心不死”，增添“新罪證”。真有點像解放前共產黨地下工作似的。屈原《離騷》雲：“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達先心縈民間文學，近似這一神聖境界。1980年後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他的近100萬字《中國民間文學理論叢書》全是在這種特殊情況裡寫的。古人云：“文必窮而後工”，對達先來說，此話很酸澀，卻頗貼切。他“拿命來搏”寫下的《中國民間文學概論》、《中國神話研究》、《中國民間寓言研究》、《中國民間童話研究》、《中國動物故事研究》、《中國民間戲劇研究》 、《中國評書(評話)研究》、《中國民間謎語研究》等8冊《中國民間文學理論叢書》確是體大宏博，資料豐富，論述精當，行文流暢，體例別緻，富於開拓性。香港、台灣兩地商務印書館先後出版，流傳海外，多所大學用作教材或必讀參考書，起了弘揚中華文化的作用，令達先極感寬慰。1980年2月譚達先定居香港，卻陷入另一種逆境。當時的港英當局一不承認他中山大學畢業的學歷，二不承認他中山大學30年教齡(其中27​​年講師齡)，三不承認他在大陸出版5本學術著作的事實。他不得不從“找飯碗”做起。幸而香港商務印書館1980年起出版了他的《中國民間文學理論叢書》，以香港出版這套學術著作的資格，1980年7月起應聘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講授文學課和中文寫作。這是職員工人業餘進修文化的補習學校，多在夜間或週末下午上課。達先不得不日日作“稻粱謀”。他得到一些私立中學校長的同情，聘他教書。但港英政府教育司官員一旦覺察，便攆走他。達先被攆一處，另找一所中學教書，先後教了8所中學，像打游擊一樣，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他在這種逆境中，弘揚中華文化之志更堅，在香港《文匯報》、《大公報》、《星島日報》、《東方日報》、《廣角鏡》等報刊發表文章，1980至1982年在香港商務印書館出齊整套8冊《中國民間文學理論叢書》，應特邀出席日本等地國際學術會議。為了取得在香港教書的“合法資格”，達先57歲讀香港大學哲學碩士研究生，59歲獲碩士學位，60歲讀哲學博士研究生，66歲獲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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