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意識形態的變遷:以鄂東A村為個案》通過以一個村莊為個案來透視中國農民意識形態的變遷狀況。這個村莊就是湖北省黃岡市A村。
本研究考察了A村一百餘年的歷史，並把這一百餘年的歷史劃分為三個時段，即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前，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至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
由於本研究是用微觀方法研究意識形態的嘗試，也是把農民意識形態單獨作為一個研究領域來進行研究的嘗試，同時也是一次單獨研究中國某一群體意識形態的嘗試，因此本研究運用了"合作社模式"的民族志"深描"和以個人為中心的民族志相結合的研究方法。
在本研究中，筆者有較為充分的把握作出這樣的假設：在農民意識形態變遷過程中，國家起了主導性的作用；農民意識形態的變遷過程既是一種建構過程，也是一種解構過程；農民主體地位在變遷過程中從空場中出場。
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範式：農民意識形態的形成和變遷與統治階級或國家在不同歷史時期所推行的主流意識形態是密切相關的，因為主流意識形態的型塑和傳播是統治階級或國家進行政權建設的一部分，型塑與傳播主流意識形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型塑者為了獲取被型塑者的思想控制權與行動控制權。在一定社會條件下，作為單個個體的人都是多種意識形態的混合體，正如阿爾都塞所言："人本質上是一個意識形態動物（man is an ideological animal by nature）"。人一出生就處於多種意識形態的纏繞中，如此一來，被型塑者往往也會遵循先人為主的規則，有時也會根據自己的先賦性圖式或後發性預期來決定自己的意識形態取捨。由於作為型塑者的統治階級或國家與被型塑者之間的認同往往不會很快形成，因而作為型塑者的統治階級或國家必然會通過多種方式來協助傳播和輸出。從歷史上看，統治階級或國家型塑和傳播主流意識形態主要採用兩種推動變式：一種是強迫性推動，另一種是誘致性推動。所謂強迫性推動是在被型塑者無選擇、不情願的情況下的推動；所謂誘致性推動是在被型塑者有一定選擇情況下的推動。
而從農民的角度來看，農民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同和接受主要採用三種方式：阻抗性接受，適應性接受，遲滯性接受。
在論證過程中，有一個大前提是不須證驗的：統治階級或國家所型塑和傳播的主流意識形態在三個不同歷史時期發生了變遷。而主流意識形態發生了變遷究竟會不會引起農民意識形態的變遷？這是一個需要證實或證偽的關鍵問題。由於意識形態是一個形而上的東西，它看不見、摸不著，它一般深藏在行動者的內心深處，因此，這就給我的證實或證偽過程帶來極大困難，這也使本研究成了一個極富挑戰性的課題。這裡，筆者就引進了一個新的變量來幫助證實或證偽：持續的共同行動。如果農民的持續的共同行動與主流意識形態的變遷之間有某種對應關係，那麼，就可以對本研究的中心假設進行證實。如果在三個不同歷史時期，農民的持續的共同行動只有一種路徑依賴，那麼就說明農民的持續的共同行動與變遷中的主流意識形態沒有對應關係，從而就可證偽本研究的中心假設。
對於兩個附加假設的證實或證偽情況是這樣的：由於第一個附加假設是與中心假設一脈相承的，因此對於中心假設能證實，也就能證實第一個附加假設；對中心假設能證偽，也就能證偽第一個附加假設。對於第二個附加假設的證實或證偽，筆者有一個預設的前提，即以陳獨秀的一個著名論斷為預設前提。陳獨秀認為，傳統的中國人是無主體性的，也就是說傳統的中國人的主體性是空場的。要證實或證偽第二個附加假設，就要看農民群體在三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內有沒有與國家或地方在利益的分割上形成過博弈的關係？如果有，那麼就可以證實本研究的第二個附加假設；如果完全沒有形成一種博弈關係，那麼就只能證偽第二個附加假設。
通過考察，本文證實了上述的三個假設：第一，A村農民意識形態的變遷是一種國家主導的變遷；第二，A村農民意識形態的變遷是一種解構與建構並置的變遷；第三，A村農民意識形態的變遷過程是農民的主體自我由空場到出場的過程。同時還討論了農民意識形態與主流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和轉型期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之間的關係。最後還就主流意識形態的建設問題提出了相關的建議。
由於種種原因，國內學者對意識形態問題進行系統研究還只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事情，且多以宏觀視角圍繞主流意識形態來進行。而從微觀或站在某一社會階層角度對群體意識形態進行切片剖析到目前為止尚無先例。如此一來，對中國農民意識形態問題進行研究就成為一個具有開拓性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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