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春秋史》，原稿本是顧頡剛師在北平燕京、北京兩大學所用的講義，當時雖由我著筆，然宗旨完全是秉承顧師的（所以書中議論有與本人不合處）。事變之後，我帶著這部講義避到安慶，又由安慶帶到上海，雖在十分為難的時候，也不曾離開它。去年夏間，接著顧師從成都來的信，命我替齊魯大學撰寫《春秋史》，我當時回信說：《春秋史講義》的體裁尚好，當年寫的時候也曾用過一番力，如把它就此廢棄，未免可惜；不如就講義修改、另撰考證，這樣可兼收普及和專門之效。顧師复信同意這一點，不過他說：這書本是你所寫，現在我們分處遙遠的兩地，無從仔細商討，就用你一人名義出版罷！我即遵命於去冬開始著手修撰，因人事的牽纏，直到今年六月才得勉強竣事；凡原稿缺略處，已大致補充；錯誤處，也已大致修正；體例次序等也略有變更。雖不能說十分愜意，但總算盡過一番心了（原稿文字有稍嫌繁贅處，因曾經顧師閱定，除必須修改處外，一概仍舊）。
本書分“正文”、“考證”兩部分，正文部分約十六萬言，考證部分預定二十萬言；正文用敘述體（必要處也參考證），文字以淺顯為主，除必不得已處，不引原文。考證部分擬仿崔東壁《考信錄》的體例，定名《春秋考信錄》（可作為《考信錄》的續編看），與正文可分可合。這考證部分的材料已大致蒐集完備，正擬著筆，而時局人事都不允許我在短期內完功，只好暫時擱置了。好在正文本是獨立成書的，先行出版，亦無不可。
正文中只有第一章有附註，這因第二章以下都另有考證，為免除重複起見，所以從略（考證部分既定名為《春秋考信錄》作為崔氏《考信錄》的續編，則春秋以上便不必追述，所以只得把這部分的考證附在正文中作注。因本是考證而不是注，故稍嫌繁瑣；其用文言文寫，也因此故）。我向來主張：凡著通史，每一件大事都應該詳其來龍去脈；每一個時代的前後關係，不可割斷。為貫徹這個原則，所以本書以春秋的歷史為中心，而附帶述及太古至西周（愈前愈略）的歷史（第一章定名為“西周史略”者，以西周史事較詳之故）。我本另撰有“戰國史略”一章附正文的最後，因友人楊寬正先生（寬）也正在替齊魯大學撰寫《戰國史》，體裁完全和這部《春秋史》相同，可以合成一書，故我把已寫成的“戰國史略”和附註約二萬餘言統統刪去，以免重複。
本書紀年除最重要的大事外，不用公曆紀年，這因戰國以前的年代頗不易確實考定，不如仍用中國史上的紀年比較穩妥而易查檢原書。好在現在年表一類的書很多，較小的事情讀者如想知道人們所假定的公曆年月，一查便得，本書盡可免注以省麻煩。至於本書中地名重要而大致可以推定的，均註今地於下；其不甚重要和舊說未安的，大致從略。
正文與考證的內容議論亦有許多不同處，這因正文注重普及，凡一家私見而未能成定論的，除必不得已者外，一概不入。至舊說太嫌不安，必須用新假定者，不在此例。考證中新說較多，因為這本是發表個人的見解的。

作者簡介：

童書業先生，字丕繩，號庸安，別名吳流、馮鴻、馮梅、馮友梅、章卷益、訥*、童疑，一九0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生於安徽蕪湖，一九六八年一月八日卒於山東濟南。原籍浙江鄞縣，清末，其祖任安徽道員，奉家遷居安徽，辛亥革命後定居上海。童書業先生是我國現代歷史學家，在古史古籍學輿精神病學研究等領域皆碩果累累。童先生出身仕宦世家，自幼體弱多病，故延師在家受舊式傳統教育。他以超常的記憶力將若干經典古籍熟記於胸，直至晚年尚能背誦如流。這為其治學打下極其深厚的學術根底。一九二九年童先生讓到古史辨，他在自編簡譜中說深受影響，在一九三三年開始作文時即《治經史漸取古史辨派門經，以顧頡剛為私淑之師》。一九三四年即在杭州輿顧堝剛先生相見並約定翌年至北平做顧頡剛先生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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