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獨立戰爭、納粹德國的興衰、“二戰”爆發、蘇聯成立和解體,這些重大事件的發生和發展,是有規律可循,還是完全的偶然?本書首次以新穎的反事實假設深入人類歷程,帶領讀者重新思考歷史決定論。
《虛擬的歷史》中以嚴謹的邏輯,對一系列主要發生在20世紀的轉折性事件進行了推演,想像這些事件的另一種可能,引導讀者去探究:假如重大事件發生了變化,歷史又會是什麼模樣。假如沒有發生美國獨立戰爭會怎樣?假如希特勒在1940年入侵英國會怎樣?假如納粹德國打敗了蘇聯會怎樣?假如社會主義陣營沒有瓦解會怎樣?一些歷史事件其實並不是必然發生的,其中當事人主觀的錯誤或局限、客觀條件等很多偶然因素,起著重要的作用。作者透徹清晰又通俗易懂地對未曾發生的歷史構思出了一整套情節,即使是對歷史並沒有了解的讀者,也能在本書中得到全新的啟示。
作者簡介:
尼爾·弗格森,英國最著名的歷史學家之一。哈佛大學歷史系勞倫斯·A·蒂施教授、牛津大學耶穌學院高級研究員,同時也是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他是極少數能橫跨學術界、金融界和媒體的專家之一。著有暢銷書《帝國》、《虛擬的歷史》、《頂級金融家》、《紙與鐵》、《金錢交易》、《戰爭的悲憫》、《巨人》、《貨幣崛起》、《羅斯柴爾德家族》,同時還為多家報紙和雜誌撰稿。此外,他還為第四頻道撰寫並製作了五部非常成功的電視紀錄片:《帝國》、《美國巨人》、《世界戰爭》、《貨幣崛起》和《文明》。 2004年被《時代》周刊評為“影響世界的100人”之一。
各界推薦
媒體推薦:
本書寫作如行雲流水,趣味十足。
──《泰晤士報》
一個才華橫溢、想像力豐富的歷史學家團隊運用反事實假設,對一系列以20世紀歷史為主的轉折性事件作了思考與解釋。 《虛擬的歷史》的意義值得每個歷史學家思考。
──《每日電訊報》
這本書是一道令人大快朵頤的學術大餐。
──《星期日郵報》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假如沒有發生美國獨立戰爭會怎樣?假如希特勒在1940年入侵英國會怎樣?假如納粹德國打敗了蘇聯會怎樣?假如社會主義陣營沒有瓦解會怎樣?
◎ 著名金融歷史學家以嚴謹邏輯推演20世紀轉折性事件,想像歷史發展的另一種可能
◎ 首次以新穎的反事實假設深入人類歷程,帶領讀者正視偶然因素的影響,重新思考歷史決定論
◎ 著名專家何帆、張頤武、北村、吳稼祥、江曉原傾情推薦
◎ 《紐約時報》、《每日電訊報》、《經濟學人》、《商業周刊》等國外媒體熱評
媒體推薦:本書寫作如行雲流水,趣味十足。
──《泰晤士報》
一個才華橫溢、想像力豐富的歷史學家團隊運用反事實假設,對一系列以20世紀歷史為主的轉折性事件作了思考與解釋。 《虛擬的歷史》的意義值得每個歷史學家思考。
──《每日電訊報》
這本書是一道令人大快朵頤的學術大餐。
──《星期日郵報》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假如沒有發生美國獨立戰爭會怎樣?假如希特勒在1940年入侵英國會怎樣?假如納粹德國打敗了蘇聯會怎樣?假如社會主義陣營沒有瓦解會怎樣?
◎ 著名金融歷史學家以嚴謹邏輯推演20世紀轉折性事件,想...
章節試閱
假如沒有爆發英國內戰,假如沒有發生美國獨立革命,假如愛爾蘭沒有分裂,假如英國沒有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假如希特勒沒有進攻英國,假如希特勒戰勝了蘇聯,假如蘇聯贏了冷戰,假如肯尼迪沒有遇刺,假如戈爾巴喬夫沒有出現……世界會是什麼樣子?
反對這類假設(或者說“反事實”提問)的理由很簡單:何必要問這種問題呢?為什麼我們要去關心那些壓根兒不曾發生過的事情?根本沒有必要為已經發生的事情懊惱,“事後諸葛”不過空談而已(至於杞人憂天則更沒有意義了)。
針對這種質問的回答之一就是:其實我們在生活中總是會不停地這樣提問。假如我注意限速或者沒有醉駕會怎樣?假如我沒有邂逅現在的妻子(或丈夫)會怎樣?假如我下注的不是這匹馬而是獲勝的“紅朗姆”會怎樣?我們似乎很難不去想像另外一種場景:要是這樣做了或沒這樣做,會有怎樣不同的結局……我們會去想像,假如自己沒有犯這個錯會怎樣,或者假如自己未能避免某個險些出現的錯誤又會怎樣。其實,不能簡單地認為有這些想法是做白日夢。我們當然知道時間不可能倒退,也不可能回到過去重新選擇。但反事實地設想是相當重要的一種學習。因為在作出有關未來的決定時,想像不同行為的可能結果可以為我們提供思考的基礎。所以,分析和比較已發生事件與可能發生的事件的確是有意義的。
好萊塢不厭其煩地用語法學家們所說的“虛擬條件”(沒有X,就不可能有Y)來吸引觀眾。在弗蘭克·卡普拉的《生活多美好》(It's a Wonderful Life)中,吉米·斯圖瓦特的守衛天使在他接近死亡的邊緣時拉住他,讓他看看如果自己沒有出現,這個世界(至少他的家鄉)會是多麼糟糕。 《時光倒流未嫁時》(Peggy Sue Got Married)以凱瑟琳·特納步入中年後對婚姻對象選擇的懊悔為中心展開故事的敘述;而在《回到未來》(Back to the Future)中,邁克爾·J·福克斯難以抵抗回到過去的誘惑,差點兒糊里糊塗地讓未來會成為自己母親的洛蓮愛上自己而離開父親喬治。克里斯托夫·里夫版的《超人》裡,在地震中痛失女友的超人讓時間逆轉,將她從“未來”的災難中解救出來,而就在前一秒他和觀眾才剛剛目睹了這場災難的發生。科幻小說作家們也一次又一次地重複著這樣的幻想。例如,在約翰·溫德漢姆的《隨機尋找》(Random Quest)一書中,物理學家科林·特拉福德被投入與現實世界同時存在的另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沒有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原子彈,身處其中的特拉福德發現自己是一個小說家,娘娘腔,喜歡虐待妻子。還有一個類似的故事,在雷·布萊佩利的筆下,一個時間旅行者返回史前時代不慎踩死一隻蝴蝶,結果導致整個世界發生了微妙而深刻的變化。
當然,就學術研究來看,好萊塢和科幻小說難登大雅之堂。不過,這類主題也吸引了一些相當有名的作家。羅伯特·穆齊爾在其德文代表作《沒有個性的人》(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中,對人類的反事實思考傾向有大段思考:
如果存在所謂的現實性(誰都不會懷疑這一點),那麼就必然存在可能性。任何一個能夠感知到可能性的人都不會說某事已發生、將要發生或必然發生。他會略作思索,然後說某件事可能會或應該會發生。如果有人告訴他某件事情本來就應該如此,他會想:嗯,好吧,不過這事也大有其他可能。所以,對可能性的感知完全可以定義為思考事情發展的潛在可能、平等看待現實性和可能性的能力……(因為)可能性還包括……上帝未曾顯露的意圖。一種可能的經驗或真理並不等同於現實的經驗或真理減去其“真實值”……在推崇可能性的人看來,可能性是一種神性的體現,飽含激情與崇高的精神,是對烏托邦式理想的執著,從不在現實面前屈服,現實反而……更像是一種虛構。
不過,正如穆齊爾提到的,總還是有人質疑這種對可能性的推崇:
很不幸的是,這樣一種傾向的結果常常會讓別人的喜好與禁忌都顯得不合理,甚至連是非判斷都顯得不重要了。據說這些可能論者活在一個更精緻的網絡裡,朦朧的幻想、想像、假設無處不在。一旦這種傾向在孩子身上有所表現,人們立刻就會想方設法地去消除它。當具有這種傾向的人出現時,人們通常認為他們是瘋子、膽小鬼、自大狂、吹毛求疵者或者幻想成癖。當需要對這些可憐的傻瓜表示讚賞時,人們有時候會管他們叫理想主義者。
這番話可以說恰到好處地概括了幾代歷史學家的態度,用E·H·卡爾(英國史學家)充滿輕蔑口吻的話來說,“反事實”的歷史不過是種無關痛癢的室內游戲、海闊天空的侃大山而已,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至於那些以“如果……”開頭的問題根本就不值得一提。去思考“可能會發生什麼”就等同於認可“壞國王約翰”或“克麗奧佩特拉的鼻子”之類的歷史理論,而且表現的是一種失敗者的心態:
許多人直接或間接地因布爾什維克的勝利遭受了這樣那樣的痛苦……他們希望表達自己的不滿和反對;當他們閱讀歷史時,這種情緒表現為恣意想像那些更合他們心意的事件的發生… …這純然只是情緒化與非歷史的反應……一個群體或一個國家如果正處於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低谷而非高峰,強調歷史偶然性的理論就會盛行。這好比在成績不好的學生看來,考試就是一場賭博,得分全憑運氣……歷史……是人類所作所為的記錄,它並不會浪費筆墨在人類沒有做或未做到的事情上……歷史學家關心的是那些成就了某件事的人。
在職業歷史學家那裡,仍然相當普遍地瀰漫著對“反事實”觀點的敵意。 E·P·湯普森甚至將“反事實虛構”看做是“非歷史的廢話”而不予理會。
可以肯定,即使像英國馬克思主義者卡爾與湯普森等人那樣在最寬泛的意義上來理解“決定論”,也並非所有的歷史學家都稱自己為“決定論者”。持歷史決定論的人認為一切事件都以某種方式被預先安排了,所以已經發生的事件原本就必然發生。這與相信狹義因果論有重要區別。因果論者認為因果關係呈鏈性或線性發展,任何事件都是其“命定”前因的唯一可能的後果。但不是所有的因果論者都像19世紀的許多決定論者那樣,認為歷史或者事件的發生都有一種目的或有特定意義的指向。宗教歷史學家、唯物論者和觀念論者之間存在深刻的不同。宗教歷史學家將事件的最終原因(但不必然是唯一原因)歸結到神身上;唯物論者通過類似或派生於自然科學的術語來理解歷史(比如普遍法則);而對觀念論者來說,過去的“思想”通過歷史學家的想像向一種可理解的(常常是目的論的)結構轉化,這便是歷史。儘管如此,他們超越了這些分歧達成一個共識,都從根本上拒絕以“假如……”開頭的假設性問題。
貝奈戴托·克羅齊是卡爾和湯普森等唯物決定論者的老對手,但他同樣也毫不含糊地攻擊了反事實問題的“荒謬性”:
當我們對某個事實進行判斷時,應該以既定事實為依據,不能有無端的想像……為了排除那些不合理的“假設性條件”,我們必須一再重申歷史的必然性……而且要禁止……反歷史和反邏輯的“假設”。這種“假設”武斷地將歷史進程劃分為必然事實與偶然事實……它還將一個故事中的事件劃為必然事件與偶然事件。人們必須在心裡排除掉偶然事件,以便更清楚地了解若沒有偶然事件的干擾,必然事件會怎樣自行發展。這是一種遊戲,我們閒來無事時總是樂此不疲,我們會思考自己的人生如果沒有碰到某個人會是什麼樣子……在這類想像中,我們輕鬆愉快地把自己看成了某種具有必然性和穩定性的因素,而沒有意識到……正是因為我們的確已經碰到這個人,經歷了、遺憾了、幻想了,才讓此時的思考成為可能……如果我們要認真充分地去探究這個現實,遊戲很快就玩不下去了……嘗試在歷史領域玩這類游戲很不合適,會得出荒謬的、完全站不住腳的結論。
對反事實主義抨擊最為激烈的是英國觀念論哲學家邁克爾·奧克肖特。在他看來,當歷史學家“通過某種思想實驗、像思考確定的史實一樣來思考可能發生的事情,他就已經脫離了歷史的思維軌道”。
如果聖保羅在朋友們把他從大馬士革的城牆上放下來之前就被抓住並殺害,很有可能基督教就無法成為我們文明的中心。這麼說基督教的傳播就得歸功於聖保羅的逃跑了……一旦以這種方式來思考,這些事件就立刻不再是歷史事件,如此不僅讓歷史變得亂七八糟、處處疑點,而且完全是對歷史的背棄……必然事件和偶然事件之間……有何區別根本不屬於歷史的思考範疇,這完全是科學對歷史世界的野蠻介入。
奧克肖特繼續說道:
歷史的問題從來不去關心什麼事情必然發生或什麼事情原本可能會發生,而只是關心那些有事實證據證明的確發生了的事情。如果美洲殖民地問題發生時任英格蘭國王的是喬治三世,或許戰爭壓根兒就不會爆發;但由此得出結論認為喬治三世有可能在這個關鍵時刻改變事件的“自然”進程,就是企圖罔顧歷史以達到譁眾取寵的目的……人們從未要求歷史學家去思考在不同情境下會發生怎樣不同的事情。
因此,用奧克肖特的話來說,想像事件可能會怎樣發展是“一個純粹的神話,一種肆意過度的想像”。這應該是他與卡爾、湯普森能達成共識的少數觀點之一。
不同思想流派的人們都對反事實主義懷有強烈的敵意,這部分說明了為什麼通常是小說家而非歷史學家來回答我在開始列出的反事實問題。比如,羅伯特·哈里斯出版的偵探小說《祖國》就將故事背景設想為納粹勝利20年以後的歐洲。隨著這類書的流行,反事實問題得到了更為廣泛的研究。但這本小說遵從的仍然是傳統的驚險故事模式,無法擺脫虛構性,也就自然削弱了故事背景的歷史可信度。在作者筆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的勝利並非一場險些成為現實的、多虧無數人犧牲才得以避免的災難,而是作為一種華麗的背景刺激人們的神經,以便打發候車室裡無聊的時光。還有很多小說都基於此類反事實的歷史假設:金斯利·埃米斯的《變化》(Alteration)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在小說中抹掉了英國的宗教改革。但此類書和那些“未來學”的著作一樣和歷史沒有太大關係。倫敦圖書館在收錄與未來學相關的書籍時,禮貌地將其歸為“想像的歷史”。未來學家們會猜想我們目前面對的諸多可能究竟有哪些在未來會實現,而他們的猜想與預測是基於對過去事件走向的推演。不過,就這些著作的準確性來說,真需要有所判斷時,他們可能還會去參考占星術或塔羅牌。
儘管如此,還是有不少嚴肅的歷史學家敢於去解決(或者至少是提出)反事實問題。吉本總是會著迷於某段歷史發展的細節處,偶爾也允許自己以明顯的反事實方式來寫作。例如,他曾假設公元733年查理·馬特爾沒有戰勝薩拉森人會發生什麼,並有這樣一段簡短的描述:
勝利的行軍路線從直布羅陀巨岩延至盧瓦爾河岸,增加了1 000多英里;同樣的距離也能把薩拉森人帶到波蘭的邊界和蘇格蘭高地;比起尼羅河或幼發拉底河,萊茵河的航運條件也不差,阿拉伯人的艦隊可能不經海戰就能駛入泰晤士河口。果真如此的話,也許現在牛津大學的教學內容就是《古蘭經》,也許還要在講壇上向行過割禮的學生們講解穆罕默德啟示的神聖性與真理性。
當然,這只是一段有著諷刺意味的題外話,吉本以此調侃自己曾就讀的大學沒教給自己什麼知識。相比之下,法國作家查理·勒努維耶則更有抱負。他的著作《架空歷史:歷史的烏托邦》(恰好在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第一卷面世100年後出版)完全是一部“關於歐洲文明並未出現卻極可能產生的發展的虛構歷史作品”。勒努維耶稱自己“好比是研究歷史的斯維登堡—一個總是幻想過去的空想家”,並且還稱自己的作品是“事實與想像的混合物”。 《架空歷史》作為一位17世紀反決定論者的自白書,被後人不斷地傳承與補充,書中主要的反事實假設與吉本如出一轍。由於馬可·奧勒留統治末期歷史發展的微妙變化,基督教沒能在西方確立地位,而只是在東方紮下了根。西方世界因此又延續了1000年的古典文明。當基督教最終進入西方時,它僅僅是世俗歐洲所包容的眾多宗教之一。可以想見,勒努維耶如此的開明讓這本書給了教權主義重重的一擊。
1907年,也就是《架空歷史》第二版面世6年以後,愛德華時代一位文采斐然的歷史學家G·M·特里維廉(應《威斯敏斯特報》編輯的建議)寫了一篇文章,題為“假如拿破崙在滑鐵盧一役中獲勝”。和吉本一樣,特里維廉對過去的另類假設讓人更感到沮喪而非鼓舞。拿破崙獲勝後,征服了歐洲,英國由此又走上了“專政與愚民主義的老路”。拜倫領導的革命被殘酷鎮壓,一群年輕的激進分子被驅趕至南美洲潘帕斯草原,在那里為自由而戰。拿破崙這位“舊制度與民主自由的敵人”最終在1836年死去。總之,沒有滑鐵盧戰役便沒有輝格黨的歷史。
儘管特里維廉有這樣的嘗試,許多嚴肅的歷史學家還是不願意在這種研究方式上下工夫。 25年後,當J·C·斯誇爾彙編類似的反事實文章時,撰稿的11位作者也多是小說家和新聞記者。斯誇爾的《假如事情並沒這樣發生》完全是一副自我貶低的基調,連副標題都是“墮入想像的歷史”。斯誇爾在一開始就承認,作者們並非是“在同樣的現實基礎上寫作,他們中有些人在文中融進了更多具有諷刺意味的臆測”;他們的有些想像讓他想起了約翰遜的話:“一個人不必在墓誌銘中發誓。”不幸的是,斯誇爾所寫的導言自身就像是這本書的“墓誌銘”。反事實歷史“沒什麼用處,也沒人想知道”,他最後的結論聽上去充滿了挫敗感。也難怪這本書很快就被人們遺忘了。
斯誇爾的書是否讓一代人不再相信反事實歷史的概念了呢?對於為什麼會有如此多的歷史學家將反事實假設看成僅供消遣的遊戲,書中個別文章也確實給出了一些解釋。例如菲利普·圭達拉在《假如摩爾人在西班牙贏得勝利》中反事實地假設了1491年西班牙在蘭哈龍戰敗,此後格拉納達這個伊斯蘭王國在阿拉伯人領導的文藝復興中成為中心,並在18世紀發展為一個帝國。 (在這個虛擬的世界裡,迪斯雷利最後成了格拉納達的重臣。)G·K·切斯特頓的想像也很怪誕:“假如奧地利的唐·約翰(西班牙腓力二世的異母兄弟)娶了蘇格蘭的瑪麗女王會有怎樣的歷史?”這成了一則反宗教改革的傳奇。這對王室夫婦攜手合力讓加爾文教在蘇格蘭銷聲匿跡,隨後兩人繼承了英國王位,宗教改革也因此變得遙遙無期。 H·A·L·費希爾在《假如拿破崙逃往美洲》一文中想像的是波拿巴橫渡大西洋,會同玻利瓦爾的軍隊從天主教會和君主制度中解救了拉丁美洲(而不是一味地想要成為柏勒洛豐)。哈羅德·尼科爾森的《假如拜倫成為希臘國王》的想像則更離譜。拜倫於1824年因染熱病死於米索朗基,但這篇文章卻讓拜倫死裡逃生,最後還變成了怕老婆、日益昏庸的希臘國王—喬治一世(1830~1854),讀來很是彆扭。 (比如,在尼科爾森的筆下,拜倫最不朽的功績是“弄走雅典衛城頂上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在原地仿造了一所紐斯塔德修道院”。)米爾頓·瓦爾德曼的《假如布思沒能擊中林肯》相比之下要嚴肅一些。他把林肯刻畫成一個性情古怪、“受挫的獨裁者”。林肯讓南北方達成了彼此寬容的和平,但雙方都不滿意,他因此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整日在議會上與復仇心切的同黨不斷爭論。 1867年,在為最後一場注定失敗的競選耗盡心力之後,林肯終於任期屆滿。至於斯誇爾自己的文章《假如1930年的人們發現培根的確曾是莎士比亞作品的代筆人》,幾乎可以成為當時《笨拙》雜誌的亮點(但這個雜誌很可能更天馬行空地反過來設想莎士比亞是培根的代筆人)。羅納德·諾克斯頗具諷刺意味地設想了“1930年6月31日”當天的《泰晤士報》,大意是把一場胜利大罷工的日期填遲了。
公平地說,並不是一切假設都毫無歷史價值。安德烈·莫魯瓦的假設很有真實感,他設想了由杜爾哥領導的一場財政改革獲得了成功,法國大革命因此未能爆發。在這場財政改革中,王室表現出了巨大的決心,1774年議會決定性的失敗與巴黎警察局的改革也有推波助瀾的作用。丘吉爾提出了一個有關美國內戰中南部獲勝的有趣問題,他假設的是南軍贏得了葛底斯堡戰役。埃米爾·路德維希在文中提出的假設在當時很流行:如果德國皇帝腓特烈三世不是死於1888年(即位99天后),德國政治此後也許能更自由化地發展。不過,假設性文章寫得再好,我們也能明顯地察覺作者所體現的政治立場或宗教傾向。就這點來說,作者更多地是想告訴讀者,自己所處的20世紀30年代的人們怎樣看待第一次世界大戰,而不是去考慮19世紀當時可能的選擇。因此,莫魯瓦想像了法國永遠處於英美的聯合庇護(英國已在北美獨立戰爭中獲勝),丘吉爾也同樣鼓吹大西洋兩岸進行聯合(英國最終讓美國南北達成和解),路德維希為英德聯盟計劃的流產唱起了古老的德國自由主義輓歌(在他的想像裡,國王腓特烈的在位時間延長了許多)。換句話說,這些作者並不是完全漠視後世人的感知來討論歷史事件的,而總是以在當代頗受關注的問題為出發點:怎樣才能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戰?而歸根到底,這些討論都成了作者對往事天馬行空的想像。有趣的是,只有伊萊爾·貝洛克反事實地想像了比既有歷史更壞的結果。他和莫魯瓦一樣抹掉了法國大革命,但在他的假設中,作為強國的法國國力衰退更為迅速,神聖羅馬帝國也由此發展成為歐洲聯盟,範圍“從波羅的海到西西里,從柯尼斯堡到奧斯坦德”。因此當1914年與這個更強大的德國交戰時,英國落敗,最終淪為“歐洲聯邦的一個省”。
另一部反事實論文集《假如我曾……》也有同樣的缺點。其中有兩位作者“繞開”了美國獨立戰爭(一位假設自己是英國首相謝爾本,另一位假設自己是本傑明·富蘭克林),有一位(假設自己是胡亞雷斯)在1867年赦免了墨西哥馬克西米連皇帝,從而避免了墨西哥內戰,還有一位(假設自己是梯也爾)則阻止了1870~1871年的普法戰爭。歐文·達德利·愛德華茲想像自己是格拉德斯通,通過土地改革而非地方自治解決了愛爾蘭問題;哈羅德·沙克曼筆下的克倫斯基對科爾尼洛夫的態度更為謹慎,因此避免了布爾什維克的突然襲擊。路易斯·艾倫則化身東條英機,他沒有攻打珍珠港,而是攻打英國、荷蘭這兩個帝國,日本也因此贏得了戰爭—不管是對美國人還是對日本人,這個想法都是很有吸引力的。除此之外,羅傑·摩根筆下的阿登納在1952年重新統一了德國,菲利普·溫莎筆下的杜布切克讓布拉格的春天免於戰火的摧殘,哈羅德·布萊克莫爾筆下的阿連德維繫了智利的民主。以上這些假設在很多人看來很明顯是事後諸葛的表現。每種假設的論證主要都是事後的推導,並沒有考慮到在當時的背景下歷史人物能夠採取哪些選擇。
斯誇爾與斯諾曼這兩部文集共有的另一個弱點,是不少文章都認為單一且微妙的變化通常能導致極為重大的結果,並以此作為立論前提。我們雖然在邏輯上無法反駁這個前提,但我們必須意識到,由某處細節的改變得出結論並認為它直接導致了某個重大事件的發生,這個推導太過簡單化。 “克麗奧佩特拉的鼻子”(最初版本是“帕斯卡的鼻子”)理論正是此類還原推導中最為臭名昭著的:安東尼對她那大鼻子的迷戀左右著羅馬的命運。把理查德三世的失敗歸咎於丟失了一顆釘子也是這類推論之一:
丟了一顆鐵釘,壞了一個鐵蹄;
壞了一個鐵蹄,折了一匹戰馬;
折了一匹戰馬,傷了一名騎士;
傷了一名騎士,輸了一場戰鬥;
輸了一場戰鬥,亡了一個帝國!
吉本也基於同樣的邏輯認為,14世紀奧斯曼帝國蘇丹巴耶賽特是因為痛風發作而沒能佔領羅馬;美國南部頑固派在內戰中落敗是因為北部聯邦的將軍麥克萊倫偶然發現了李將軍的第191號特別令。也是基於這種邏輯,丘吉爾認為1920年希臘國王被猴子咬傷受感染身亡導致了希臘與土耳其之間的一場龐大戰爭。這種還原論的解釋可以引發反事實的假設(比如,沒被猴子咬傷就不會發生戰爭),斯誇爾書中很多反事實假設便是由這種解釋推導出來的:路易十六的優柔寡斷促發了法國大革命,腓特烈三世的早逝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等。斯諾曼的文集也建立在以下假設的基礎上:一些大人物的錯誤決策導致了美洲殖民地的脫離與獨立、普法戰爭的爆發、布爾什維克革命等重大事件。和前文討論過的還原論解釋一樣,這些假設有時也不無道理,但我們除了提出假設之外,還應該對之進行論證,否則解釋會失去可信度,作為假設基礎的反事實結果也很難站住腳。
此外,反事實假設還涉及一個問題—幽默效果。斯誇爾書中的文章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現出輕鬆有趣的風格。但越是如此,可信度就越低。大多數的還原論解釋都可以通過闡述方式的改變而變得更有說服力。 “如果安東尼沒有拖延離開埃及的時間,他也許就能戰勝愷撒。”“如果理查德三世在博斯沃思一役中獲勝,約克王朝的統治或許會得以穩固。”“如果巴耶賽特從匈牙利凱旋之後選擇了進攻意大利,他或許就能攻克羅馬。”“要不是識破了李的意圖,北部聯邦完全不可能贏得安提塔姆戰役。”“如果希臘國王沒有死,希臘與土耳其也許不會交戰。”以上敘述方式或許聽上去不那麼有趣,但可信度隨之提高了。類似地,下面的說法也是有其意義的:如果大罷工取得成功,工黨政府的執政時間也許會更長,也許還能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發揮更大的作用。這個反事實假設只是因為出現在對《泰晤士報》的滑稽模仿裡才顯得不可信。
不過,斯誇爾的書至少有一點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確立了反事實類文章的寫作風格—“想像者的遊戲”。人們可以藉這種“遊戲”異想天開或進行還原論的解釋—總之,是一種高階的幽默。伯特蘭·羅素在《自由與組織》(1934)中就帶著調侃的口吻:
如果亨利八世沒有愛上安妮·博林,那就不會產生現在的美國,這聽上去頗為合理(原文如此)。因為正是這場愛戀使得英國與羅馬教廷決裂,不承認其將美洲賜予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做法。而如果英國保持天主教國家的性質,美國很可能到現在都還是西屬美洲的一部分。
還是以這種詼諧的筆調,羅素“不那麼嚴肅”地提出了“對工業革命緣起的另一種解釋”:
工業製度緣自現代科學的發展,現代科學的發展緣自伽利略,伽利略的出現緣自哥白尼,哥白尼的出現緣自文藝復興,文藝復興的產生緣自君士坦丁堡的淪陷,君士坦丁堡的淪陷緣自土耳其人的移民,土耳其人的移民則歸因於中亞的干燥氣候。因此,要找到歷史事件的根本起因,還得去研究水文地理學。
約翰·梅里曼於1984年出版的文集《就因為少了匹馬》繼承了這樣的行文傳統。書中包括了三個有關美國的猜想:假如波卡洪塔斯沒有救出約翰·史密斯船長?假如伏爾泰在1753年移居美國?假如哈欽森總督的女兒成功說服他不要派回達特茅斯號(正是這個事件加速了波士頓傾茶事件的發生)?還包括兩個有關法國的話題:假如路易十六一行成功地從瓦倫逃脫?假如波旁家族的統治路線在1820年得以持續?另一個話題是關於英國的:假如威廉三世在海戰中敗給了詹姆斯二世?總體上看,這些都好比是茶餘飯後閒聊的歷史。全書在一開篇就確定了基調,即假想如果菲德爾·卡斯特羅與紐約巨人隊簽下一份棒球比賽的合約會發生什麼。彼得·蓋伊的荒誕之作也承續了這種風格,向讀者暗示如果精神分析法的創始者不是猶太人,人們會更嚴肅認真地對待它。只有康拉德·拉塞爾關於1688年的文章《天主教之風》,才稱得上有真正的歷史學價值。
切斯特頓曾經在斯誇爾的文集中異想天開地提出:如果海上風向有利於詹姆斯二世而非威廉三世的艦隊,英國宗教改革是否就因此不會發生?拉塞爾又重拾了這個問題。其實休·特雷弗–羅珀就曾提到過類似的話題。當時他曾對17世紀40年代和80年代斯圖亞特王朝失敗的必然性表示質疑。 “如果是一個(比查理一世或詹姆斯二世)更明智的國王,是否就能像歐洲許多國家那樣維繫或重建英國的君主專政制?”羅珀寫道,如果查理“在位時間再多幾年”,議會裡那些反對他的人也會因為年老力衰而不戰自敗。如果詹姆斯“像他兄弟那樣把政治置於宗教之上”,“斯圖亞特的複闢”也許會“穩當得多”:“此後,英格蘭輝格黨的顯貴們難道就不會像法國胡格諾派那樣轉而崇拜升起的太陽嗎?”約翰·文森特則更進一步,把勒努維耶想像的異教歐洲史與英國成為天主教國家的假設結合到了一起。他選擇的起點比特雷弗–羅珀更早:
16世紀西班牙的征戰中因理性的涉入而變得相對不那麼血腥,但……幾乎不間斷的徵稅引發了零零星星的反抗,比如發生在諾里奇的毀像活動。更嚴重的是,英國被迫解除了軍事武裝。在三十年戰爭中,多達四個國家的軍隊為爭奪英國而爭鬥,布里斯托爾從此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文森特還設想,在這場災難之後英國進入穩定期並延續至18世紀。但此後又發生了一場災難:“在對法戰爭失敗以後,英國國家信用徹底崩塌,並且對法國將'天然國界'推至泰晤士河表示讓步。”
此後,形勢迅速惡化,以致英國在19世紀並未進入鼎盛時期而是滑入了低谷:
隨之而來的國王退位導致伯克式的公民貴族與海軍激進派之間總是爭戰不斷,直至韋爾斯利上台執政並推行法國的重商主義時才結束。儘管執政時期的英國政府十分清廉,但由於國家貿易權被剝奪,英國開始陷入人口數量下降的困境;同時,隨著法國的快速工業化,英國逐漸淪為法國的產糧地。依賴於單一農作物的生產與出口使英國經濟進一步惡化。連年多雨引發小麥大面積患銹病,導致餓殍遍野,人口進一步大規模減少。而從政治角度來看,法國政府救濟措施的無力引發了狂熱的民族主義運動,其追隨者聲稱要解放泰晤士河南岸這個所謂“失落的”法國大省。由于輝格黨逃往馬德拉、格拉斯通被囚於聖赫勒拿島,這場運動戛然而止。
但接下來的情形更糟糕:
在接下來的這個世紀中,對德戰爭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由於英國在科學方面長期滯後,德國首先研製出原子彈也實屬必然。里茲與謝菲爾德遭到原子彈的滅頂轟炸,直接促使英國迅速投降。這至少讓英國免於受侵之苦。此後的確也沒有什麼事件在英國加入歐盟的過程中發揮更大作用了……
和斯誇爾、梅里曼文集中的許多作者不同,拉塞爾、特雷弗–羅珀和文森特的假設都不算異想天開,也都不是出於調侃的目的。三個人都站在某種嚴肅的歷史立場來討論“英國例外論”的偶然性。不過,他們在文中也只是提出了一些建議及其相應的不充分論據,總算是頗具技巧地表述了反事實“問題”,但他們沒有提供相應的答案。
所謂新經濟歷史的倡導者以完全不同的方式運用了反事實論證。首先嘗試正式運用大量反事實論證的是R·W·福格爾,研究主題是鐵路建設在美國經濟發展中的貢獻。他嘗試構建一個沒有鐵路的美國經濟發展模式,向“鐵路在美國工業化過程不可或缺”這個傳統觀點提出了挑戰。根據他的估算,如果不建造鐵路,儘管耕地會大面積減少,但1890年的美國國民生產總值也只會比實際數據略有下降。麥克洛斯基等人在討論1870年後英國經濟的相對衰退時也採用了類似的方法。
他們不是在臆想,也不是在調侃歷史。但這種計量歷史學的論證遭到了嚴厲的駁斥。最常見的批評指出,19世紀的統計學基礎相對薄弱,並不足以支持這種論證所需要的推斷與計算。此外,還有批評針對的是福格爾關於奴隸制經濟的論述,其言下之意頗具政治意味:按福格爾的觀點,從經濟角度看,如果沒有爆發南北戰爭,奴隸制就可以維持下去;這個觀點在美國的自由派人士中顯然是不受歡迎的。對於鐵路問題的論述,這種批評也同樣適用。福格爾只有通過“歷史前後相關聯”作出極其大膽的猜想,才可能描繪出一個沒有鐵路的美國。對他的方式有一種更嚴厲的指責,即他所設置的歷史場景缺乏可信度—原因不在於他進行了反事實假設,也不在於假設很荒謬,而在於與時代的真實情況有出入。當時有關鐵路的爭論基本上都是圍繞應該在哪裡修鐵路展開的,而不是應不應該修鐵路。福格爾對此提出了最有力的反駁:計算鐵路帶來的“社會節約”不是為了推想一段可能的歷史,而是為了檢驗鐵路是否真如人們所想的那樣在經濟增長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事實上,沒有人打算去“想像”沒有鐵路的19世紀的美國。這種反事實假設的最終結果就在於通過在總體上量化鐵路之於經濟的(巨大)貢獻,來精確地說明為什麼當時要修建鐵路。與此類似地,對魏瑪共和國末期經濟政策選擇的討論也趨於表明,從政治的角度看,1930~1932年德國總理布呂寧除了實施通貨緊縮的經濟政策之外,沒有別的選擇。
假如沒有爆發英國內戰,假如沒有發生美國獨立革命,假如愛爾蘭沒有分裂,假如英國沒有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假如希特勒沒有進攻英國,假如希特勒戰勝了蘇聯,假如蘇聯贏了冷戰,假如肯尼迪沒有遇刺,假如戈爾巴喬夫沒有出現……世界會是什麼樣子?
反對這類假設(或者說“反事實”提問)的理由很簡單:何必要問這種問題呢?為什麼我們要去關心那些壓根兒不曾發生過的事情?根本沒有必要為已經發生的事情懊惱,“事後諸葛”不過空談而已(至於杞人憂天則更沒有意義了)。
針對這種質問的回答之一就是:其實我們在生活中總是會不停地這樣提...
目錄
導言
虛擬歷史:有關過去的一種“混沌”理論尼爾‧弗格森
第一章 沒有克倫威爾的英國
假如查理一世避免了內戰會怎樣? 約翰‧亞當森
1639年的蘇格蘭:被放棄的勝利
清教的命運:衰弱和頹敗?
英國司法部的重建
斯圖亞特王朝:英國的重塑
第二章 英國的北美
假如沒有發生美國獨立戰爭會怎樣? 喬納森‧克拉克
英美歷史的必然性
斯圖亞特王朝的選擇
1688年和1776年:兩種類型的悲劇?
“外部原因”論與目的論的不足
戰略上的反事實假設
北美內部的反事實假設:殖民地聯盟、徵稅和民主政治
殖民地的反叛
對北美殖民地反事實假設的反駁
被邊緣化的、被剝奪的和被壓迫的
大西洋兩岸的反事實假設
第三章 英國的愛爾蘭
假如1912年愛爾蘭自治議案得到通過會怎樣? 阿爾文‧傑克遜
自治想法的由來
解決問題的前景
對第三次地方自治議案的解讀
地方組織下的愛爾蘭
和諧的樂土?
第四章 威廉二世的歐洲聯盟
假如1914年8月英國“置身事外”會怎樣? 尼爾‧弗格森
反事實設想:英德協約
英國的戰爭幻想
德國的要求:建立歐盟
大陸問題上的“不承諾”
與托利黨的鬥爭
假如英國沒有派出遠征軍
第五章 希特勒統治下的英國
假如希特勒在1940年入侵英國會怎樣? 安德魯‧羅伯茨
一個早先的反事實假設:非綏靖政策
和平共處:查姆萊的反事實假設
更糟的想像:攻占英國
關於合作的反事實假設
絕不投降?
第六章 希特勒統治下的歐洲
假如納粹德國打敗了蘇聯會怎樣? 邁克爾‧伯利
羅森伯格的反事實假設
希特勒勾畫的圖景
查姆萊的反事實假設
明天的世界會怎樣?
第七章 斯大林:戰爭還是和平
假如冷戰被避免會怎樣? 喬納森‧哈斯拉姆
假如美國沒有原子彈會怎樣?
假如西方情報機構沒有被滲透會怎樣?
假如斯大林接受了西方關於“勢力範圍”的定義會怎樣?
第八章 “卡梅洛特”的繼續
假如約翰‧F‧肯尼迪還活著會怎樣? 黛安娜‧孔茲
肯尼迪神話的起源
第二次解放
美國最漫長的戰爭
假如肯尼迪還活著會怎樣?
第九章 沒有戈爾巴喬夫的1989年
假如社會主義陣營沒有瓦解會怎樣? 馬克‧阿爾蒙德
意識形態(及其理論專家)的末路
經濟危機的政治
西方對蘇聯瓦解的反應
最後的石油危機
後記:虛擬歷史:1646-1996 尼爾‧弗格森
撰稿人簡介
致謝
導言
虛擬歷史:有關過去的一種“混沌”理論尼爾‧弗格森
第一章 沒有克倫威爾的英國
假如查理一世避免了內戰會怎樣? 約翰‧亞當森
1639年的蘇格蘭:被放棄的勝利
清教的命運:衰弱和頹敗?
英國司法部的重建
斯圖亞特王朝:英國的重塑
第二章 英國的北美
假如沒有發生美國獨立戰爭會怎樣? 喬納森‧克拉克
英美歷史的必然性
斯圖亞特王朝的選擇
1688年和1776年:兩種類型的悲劇?
“外部原因”論與目的論的不足
戰略上的反事實假設
北美內部的反事實假設:殖民地聯盟、徵稅和民主政治
殖民地的反...
商品資料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出版日期:2012-03-01ISBN/ISSN:9787508632193 語言:簡體中文For input string: ""
裝訂方式:精裝頁數:3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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