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系統地研究了1876年至1950年美國大學物理學科近八十年的發展史，較為全面地論述了學科從世界邊緣走向世界中心的歷史演變軌跡。眾所周知，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物理學發展處於範式變換時期，即從牛頓經典物理學向現代物理學過渡。順應此次歷史性的變革，美國大學物理學科在師資、教學、課程、學科信念以及相應的製度和組織等方面做出回應，並在眾多慈善基金會的資助下，進行了一場卓有成效的自我改良運動。最終，美國大學物理學科專業化在20世紀30年代達到了成熟期，而30年代初美國大學物理學家首次創造的大物理學組織——以核物理學科為核心，以交叉學科為主要特徵的新型組織，標誌美國物理學科開始引領世界物理學的發展。

第一章提出了本書的基本問題：在現代物理學的發展過程中，美國大學物理學科如何從一個地方性的、處於世界科學邊緣的學科，逐漸發展成世界一流的學科？在此過程之中，物理學科組織自身的發展規律，又如何改變整個大學學術組織的結構和辦學思想？在此基礎上，本章提出了本研究的實踐和理論意義，界定了相關的基本概念，梳理了以往的文獻，並論述了研究思路和方法。

第二章主要研究了舊量子論誕生之前美國大學物理學科的發展。 19世紀下半葉美國研究型大學的興起為物理學科專業化發展創造了機遇，促使美國物理學會的建立和專業期刊的創刊，所以該時期物理學科專業化處於“初始階段”。而美國大學物理學科之所以在現代物理學領域貢獻甚微，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其一，實用文化促使學科純研究無法得到重視；其二，物理學家早期所受的物理教育較為薄弱；其三，美國數學教育全面落後於歐洲；其四，束縛物理學科發展的重要原因在於學科標準較低。影響物理學科全面落後於歐洲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美國大學物理學科內流行的學科信念。本章著重以芝加哥大學萊爾森物理實驗室為例，分析物理學家的學科信念對培養新一代物理學家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並論述了普朗克的量子假說和玻爾的量子理論在美國大學的影響。

第三章主要研究舊量子論時代美國大學物理學科的發展。在該階段，學科外部環境對美國大學物理學科發展起到重要作用。美國大學物質科學家積極參與一戰的研究工作，與工業、軍事和慈善機構建立緊密的聯繫，從而在一戰後確立學科純研究的重要性，為美國大學物理學家參與量子理論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發展機遇。面對舊量子理論的發展，美國大學不少物理學家雖然更傾向於經典物理學的解釋，但他們積極跟踪量子理論的發展，促使學科跟上世界物理學發展的潮流。在該歷史時期，儘管美國物理學科專業化得到極大的發展，但由於理論物理學科的前沿均是由歐洲物理學家創造，所以學科專業化發展處於“依附階段”。

第四章主要研究量子力學時代美國物理學科的發展。面對量子力學的發展，美國大學物理學科的反應較為敏銳，主要從四個方面進行論述：第一，與歐洲共同體之間的關係；第二，美國大學物理學科在量子力學領域開展的教學和科研工作；第三，物理學科培養人才的製度創新；第四，美國實驗物理學的發展與歐美學科信念差異。在大蕭條時期，美國大學幫助以物理、化學為核心的物質科學學科度過難關。在這一時期，物理學科發展的顯著特徵是教材的豐富性，並且在美國大學出現了量子理論的研究中心，從而標誌美國大學理論物理學科發展達到世界一流的水平。鑑於量子力學等原創性的成就是由歐洲人創造的，所以該時期物理學科專業化處於“參與階段”。

第五章主要研究大物理學時代美國大學物理學科的發展。為了克服大蕭條時期學科科研經費匱乏的局面，美國大學物理學科摒棄傳統的資助方面，嘗試以合同為媒介與聯邦政府合作，為二戰時期組織全國學術力量做出了有益的嘗試。而且，大蕭條背景下，美國大學科學總體上保持了良好的延續性，而德國科學發展卻遭遇斷裂的命運，迫使很多德國物理學家遷移至美國，從而進一步完善了美國大學學術金字塔結構。 “大物理學”在美國加州伯克利分校大學的興起及發展，是30年代美國物理學科的顯著特點，也是美國大學物理學家首次創造了新的學科組織和學科信念，標誌著美國大學物理學科處於世界領先的地位。大物理學組織深刻影響了戰時研究機構和戰後大學組織，改變了傳統大學的內涵。在該時期，美國大學在核物理學方面貢獻卓越，標誌著物理學科專業化在三四十年代達到了“成熟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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