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這個題目，從謀劃起，到動筆，至今也有十個年頭了。在此期間，先後出版過兩個版本，承蒙讀者雅愛褒揚，有所鼓勵，也得到不少同行匡正，獲益匪淺，遂賈馀勇，陸續補寫了若干篇章。感謝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好意，鄭重推出這本書的新版，不僅收集全部有關文字，還附以多幅難能可貴的精美插圖，以饗讀者。 　　趁這部書的插圖增補版問世之際，關於文人之死，寫上幾句附言，聊表寸忱。 　　人總是要死的，對死者而言，死了死了，死即是了。對生者而言，便有著不同的蓋棺論定。司馬遷說過，或死得重如泰山，或死得輕如鴻毛。但時間推移，歷史沉澱，會使當時比泰山重的死者，後來變得比鴻毛還輕；反過來，死時比鴻毛還輕，經過數朝數代以後，又變得比泰山還重了。所以，對一個文人的評價，有時很說不准，很難拿捏。因此，對舊時稱之為“士”，後來稱之為“知識分子”的中國文人來說，最省事的辦法，以其壽終正寢，日正常死亡，以其死於非命，曰非正常死亡，加以區分，也就免得一回兒泰山，一回兒鴻毛，來回折騰，纏夾不清的麻煩了。 　　中國文人有一種奇特的品質，無論其為大名人，還是小名人，無論其為好死者，還是賴死者，應該說百分之九十點九，都以維繫數千年的中華文化自任，絕不敢讓這一線香火斷絕在自己手中。也許每個人的貢獻有多少之別，努力有大小之分，但都能盡其綿薄，報效祖國母親。尤其那些“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的佼佼者，為主義獻身，為真理捨命，為民族大義而灑盡熱血，為家國存亡而肝腦塗地，以“頭顱擲處血斑斑”的書生意氣，與暴政，與侵略者，與非正義，與人吃人的製度，與一切倒退、墮落、邪惡、愚昧，奮鬥到生命最後一刻者，從來就是我們這個民族的驕傲。 　　如果沒有這些精英，以堅忍不拔、前仆後繼的意志，繼往開來，以歷經厄難、矢志不墜的精神，發揚光大；沒有他們在暴政的壓迫下，在戰亂的摧殘下，在文字獄的恐怖下，在掌握權杖的帝王和不掌握權杖的人民大眾聯合起來以毀滅文化為樂事的無知愚昧統治下，還能夠堅守文明，珍惜傳統，還能存滅繼絕，薪火相傳，恐怕以漢字為載體的中華文化，早就像古埃及、古印度、胖尼基、兩河文明，乃至瑪亞文化一樣，消失在歷史的星空中，成為絕響了。 　　正因為一代又一代傳承相繼，中華民族才能夠一次又一次地鳳凰涅槃，浴火重生，始終葆有強大的生命活力。因此，功不可沒的中國文人，無論其為正常死亡，還是非正常死亡，能夠被人記住，載入史冊；在有皇帝的年代裡，甚至列入“天地君親師”的最後一位，受到老百姓香燭紙馬的供奉，頂禮膜拜，應該說是當之無愧的。 　　不過，話說回來，中國文人儘管在理論上地位很高，被供奉在香龕裡，神氣十足，可在這塊國土中，上至王者，下至草民，並不真把文人當一回事的。千萬不要以為“士農工商”的排序，就擁有優先權。因此，切切牢記這一條，誰要缺乏這最起碼的清醒，就有碰一鼻子灰的可能。對統治者來講，文人嘛，九儒十丐，上不了台盤，裝裝門面用得著，唱唱讚歌用 ​​得著，可到了開飯時間，那張桌子上肯定不會有你的座位。 　　因為在這個世界上，咱們中國人算得上是最崇尚功利主義，最講求現實精神的民族。數千年來，無論神州怎樣天翻地覆，而不致陸沉的根本原因，就是由於在這種物競天擇的大環境中，中國人為求得生存而養成獨善其身，絕對自我，而罔顧其他的個人至上主義，因而生存能力和生命活力特別強大。在這些講求實利的同胞眼裡，文人在牌位上受到敬奉，享得清名，屬於精神層面的虛榮，不影響誰的實際所得，自然是無可無不可的事情。因此，中國文人的祖師爺孔夫子，還加冕一個“百代素王”的盛名，歷代帝王專門跑到山東曲阜去祭孔，搞一番形式主義的崇敬；說穿了，這與《西遊記》中玉皇大帝封孫悟空一個“齊天大聖”的番號，是差不多的意思，不過給後來的聖人之徒一種虛幻的滿足罷了。 　　一旦哪位舞文弄墨者不安於位，從“天地君親師”的牌位上：走下來，偏要食人間煙火。乃至於插手政治，染指權力，干預現實，覬覦利益，以為在統治者的權力盛宴中，有分一杯羹的資格，那就可能要給自己找麻煩了。且不說檯面上的九五之尊，和簇擁在身邊的人，對你持何種態度，僅桌子下的那群虎視眈眈的狗，也會臉飛六月之霜，給你顏色看。因為這些食肉類動物，自以為蹺起一條腿，也要比文人高半頭，哪能把桌上扔下來的肉骨頭，施捨給一不識相，二不知趣，三不曉得自己吃幾碗乾飯的文人？ 　　這就明白封建社會中文人不走運的緣故了。中國一共三百多個帝王中間，簡直找不出一個始終高看知識分子，友好對待文人的明君賢主。這些帝王，有文化者嫉妒文人，沒文化者憎恨文人，半瓶子醋者刁難文人。因此，中國文人從來面臨命懸一絲的華蓋運，期望值是不能。也不必訂得太高，否則只徒增煩惱，弄不好還要付出代價。魯迅感慨過，“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華蓋雖然很堂皇，但也可能像蓋子一樣壓住，一生過著無可奈何的日子。 　　碰頭，倒也無大礙，如果只是鼓個包，抹點碘酒，也就消腫化瘀了，可頭碰掉了，什麼接骨藥也無濟於事。因此，在這種無論如何笑不起來的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歲月裡，文人越位的結果，無非兩道，一是春秋戰國屈原跳進淚羅江的自殺，一是秦始皇“焚書坑儒”的他殺，有史以來的中國文人非正常死亡的記錄，好像就是從這裡掀開第一頁的。 　　於是，除了統治者的文字獄消滅不少文人外，許多文人跳不出自設的心獄，也自相殘殺，這心獄，首先是自己殺自己，其次是同行殺同行，這兩種非官方的殺，恐怕是相當一部分文人非正常死亡的悲劇來由。 　　休看那些大師、中師、小師，如何自視情高，“不為五斗米折腰”，如何標榜淡泊，“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但靈魂中依附的劣根性，若是能在統治者的盛宴中，哪怕敬叨末座，也是屁顛屁顛，鞋都來不及穿，馬上報到的。我就看到一些當代文人，對於權貴，橫眉者少，俯首者多。對於權力，得之竊喜，失之彌痛。雖然私底下，食不知味，寢不安席、但在人前，作傲岸狀，作不屑狀，作“富貴於我如浮雲”狀，還是挺像樣子的。說白了，不過是自欺欺人的障眼法而已。得和不得的衝擊，上和不上的跌宕，有和沒有的自虐，活和不活的折騰，很多文人就這樣把自己結果了的。 　　知識分子這種自戕，有的時候勝過統治者對於文人的殺戮。可是，有什麼辦法呢？天性如此耳。從穿開襠褲的年紀，拜完至聖光師，塾師開蒙，開明宗義，“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就開始編織的這個'學而優則仕”的玫瑰色美夢。因之，對於權勢的親和力，對於官衙的趨附力，對於名利的向心力，童稚時期就耳濡目染，成天性，成本能，一輩子就幻想著狀元及第，一步登天，金榜題名，衣錦還鄉。這種原動力，驅使著中國文人，要擠進這個檯面上去，要得到他認為應該得到的一切。 　　然而，想得到，能不能得到，得兩說著；得到了，能不能長久地據為己有，還得兩說著；這位文人想得到，那位文人未嘗不想得到，鹿死誰手，尚未定局，就尤其得兩說著；這一位為得到敢使出渾身解數，那一位為得到便無所不用其極，勝負未卜，難分難解，不兩說著焉有他哉！於是乎，斯文掃地，惡性循環，憑藉外力，屠滅同類，非善終的文人名單，便愈來愈長。 　　回過頭去考量歷史長河中的中國文人，他 ​​們對統治者壓迫的生命抗爭，擊節讚賞，可因可點，但他們之間自相殘殺，互為仇讎，則又十分地可哀可嘆，不勝欷歔。也許因為骨鯁在喉，不吐不快，遂產生了文人之死的寫作初衷。歷史是河，誰也不可能重複跨越同一條河，然而，歷史的教訓，卻可以令後人鏡鑑。難道活著的後來人，不可以從這些非正常死亡的中國文人身上，悟到一些什麼嗎？

作者簡介：

李國文，1930年出生於上海，原籍江蘇鹽城。念過戲劇學校，當過文工團員，去過北韓戰場，做過文藝編輯；1957年因寫小說《改選》，被劃過“右派”，在鐵路新線工地“勞動改造”。直至1979年，重新執筆，發表小說《月食》，回到文壇。此後出版過文學作品：長篇小說《冬天裏的春天》、《花園街五號》、《危樓記事》和中短篇小說集《第一杯苦酒》、《沒意思的故事》、《電梯謀殺案》、 《涅槃》、《潔白的世界》等，以及隨筆散文集：《罵人的藝術》、《淡之美》、《大雅村言》、《樓外談紅》、《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國文人的活法》、《唐朝的天空》等，作品多次獲獎。並著有《評點《三國演義》、《莎士比亞傳》等書。曾任《小說選刊》主編，現為中國作家協會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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