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勞工運動的政策的促進，耐用消費品消費的增長和福特式的大生產原則向其他工業部門的擴展，成為戰後生產力增長的主要源泉，在這種良性循環中，它反過來又使實際工資的提高和福利設施的增加成為可能。福特製還產生一個影響深遠的後果：就像它在商業圈中創造了一個佔據關鍵性中間地位的新的企業門類一樣，它在勞工運動中也生產出了一個佔據類似地位的新的半熟練工人階層。在勞動階級被細分為熟練的和不熟練的之後，新的生產體系的整合特徵強化了議會代表討價還價的力量，並通過全國性的工會組織方便了工人利益的集中。對於工資交易的集中化而言，這樣的福特製既不是一個必要條件，也不是一個充分條件——英國有了上述第一點卻沒有第二點，丹麥則有第二點卻沒有第一點。但在瑞典，出口依賴性、工業的聯合主義、普選權鬥爭等民族性遺產和國際性的福特製模式發生了互動，有力地促進了總工會有特色的“階級聯合主義”的出現。

正是這種構成情境在70年代開始解體。三個主要變革改變了瑞典的經濟圖景。第一是工業日益增長的出口定向。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經濟的貿易依賴性就穩步增長。表格1．1顯示了這一趨勢。進口擴大之後，老內貿企業也就衰落了，工程部門開始向國外發展。到20世紀60年代，主要的福特式生產商已經開始超越國內市場，向國際市場進軍了，這必然會影響到企業對福利國家的態度，因為一個公司出口越多，它從國內需求刺激中獲得的東西就越少。它也改變了戰後財政結算的邏輯。為了限制公司利潤和工資浮動，瑞恩一梅德勒模式製定了國內消費稅，而不是對企業利潤進行直接徵收。可一旦國外銷售的重要性突破了一定的界限，那麼，如果要控制企業就必須向企業利潤直接徵稅，這導致該模式與企業利益發生尖銳衝突。

第二點改變更加重要。瑞恩一梅德勒模式建立在這樣一個假定之上，即由工資一致管制所生成的“超額利潤”，將在這些具有高於平均生產力水平的企業或部門中轉化為更多的生產和

僱傭。從20世紀60年代晚期開始，興旺的企業（特別是大型工程企業）開始回應由其日益增長的海外投資帶來的國際市場壓力。瑞典企業的海 ​​外機構的僱傭與它們的國內僱傭的比率從1960年的12%上升為1978年的26%，1987年的37%。20世紀80年代，企業的多國化發展加速進程在表格1．2中被描述出來了。它表明：之所以第三條道路即以利潤為導向的經濟復甦政策未能導致生產力增長，是因為它所創造的大量超額利潤都流失到國外去了。

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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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勞工運動的政策的促進，耐用消費品消費的增長和福特式的大生產原則向其他工業部門的擴展，成為戰後生產力增長的主要源泉，在這種良性循環中，它反過來又使實際工資的提高和福利設施的增加成為可能。福特製還產生一個影響深遠的後果：就像它在商業圈中創造了一個佔據關鍵性中間地位的新的企業門類一樣，它在勞工運動中也生產出了一個佔據類似地位的新的半熟練工人階層。在勞動階級被細分為熟練的和不熟練的之後，新的生產體系的整合特徵強化了議會代表討價還價的力量，並通過全國性的工會組織方便了工人利益的集中。對於工資交易的集中化...

導論 一黃金時代之後的瑞典 二模式轉換中的挪威 三丹麥：田園時代的終結？ 四德國：左派的停滯 五英國：勞工和選舉改革 六法國：勝利和悲劇 七意大利：新的議程 八西班牙：社會主義的倖存？ 註釋 譯者附記

導論 一黃金時代之後的瑞典 二模式轉換中的挪威 三丹麥：田園時代的終結？ 四德國：左派的停滯 五英國：勞工和選舉改革 六法國：勝利和悲劇 七意大利：新的議程 八西班牙：社會主義的倖存？ 註釋 譯者附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