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1. 著名學者熊培云第一部文字結集，精選了作者在巴黎留學及駐歐採訪期間所撰寫的部分文字，記錄了一個遊子置身異國的所見所想，及其身在中國轉型時期的種種鄉愁。

2. 再版增加近十萬字內容，包括近年有代表性的文章作品，以及萬字長序，特別為本書精選二十幅左右作者於留學時間的攝影圖片。

再版序

　　

　　我想和這個世界平起平坐

　　《思想國》算是我的第一本書。當時我剛回國，有不少心得需要整理。只是由於缺少經驗，加上又遇到了些波折，換了東南西北幾家出版社，這本書的出版並不十分理想。同樣遺憾的是，書名的靈感來自我敬重的法國作家雨果的小說《九三年》，然而我在書中對雨果的介紹卻只是蜻蜓點水。事實上，在我生命中對我最有影響的兩位法國作家，除了羅曼?羅蘭，另一位就是維克多?雨果。

回想當年我在法國的學習與生活，有不少記憶與雨果有關。比如說在巴黎大學的時候，我經常坐在索邦院內的雨果塑像下讀書、聊天，餵偶爾落在腳邊的鴿子。有一天，正是在這裡我讀到一則與雨果有關的新聞：在剛剛結束的一項青年投票中，雨果獲評法國歷史上對法國最有影響力的人物。

這就是我印像中的法國，在這裡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不是力挽狂瀾的戴高樂總統，也不是縱橫捭闔的拿破崙皇帝，而是那個寫下了《九三年》、《悲慘世界》和《海上勞工》的雨果，是那個因為反抗路易?波拿巴復辟帝製而流亡近二十年的雨果。

一年後，我去《世界報》總部尋訪一位漫畫家，同樣在那裡遇見雨果。 《世界報》果然出手不凡，報社大樓的正面是塊鑲滿圖文的玻璃幕牆，上面除了一幅倡導世界和平的插畫，剩下全是雨果的文字。其中最觸動我的一句是“Sans la presse, nuit profonde”（若無新聞出版，萬古如長夜）。

　　那是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我至今未忘當年自己是如何站在奧古斯特?布朗基大街上，一次次繞過樹枝，仰面默念幕牆上的雨果，久久不肯離去。上下五千年，思念漫太古。今天當我重新寫下雨果的這些文字時，突然想起倉頡造字後的“天雨粟，鬼夜哭”。據說在有了文字的那一刻，人類文明開始了。 “有了文字，人民生活有保障了，一切罪惡在顫慄了。”（《擁護新聞自由》，《中央日報》1945年3月30日社評）

幾個月後，就在我即將離開巴黎的時候，我還曾心事重重地流連於孚日廣場附近的雨果故居，懇請管理員允許並幫助我在雨果的木書桌和鵝毛筆前留影。我承認，在我有限的閱讀中，雨果的作品深深打動了我，他讓我看到文化的價值在於棄惡揚善，在於理性的清明，在於人心的決斷。那些年，我在雨果身上清晰地看到了自己之於這個時代的抱負和夢想，即我和我的時代同路人，將以怎樣的卑微的努力，使這個苦難深重的國家能夠告別革命與苦難的循環，能夠從服從刀劍走向信奉思想，真心擁抱一種有智慧和有尊嚴的生活。

　　（一）

　　中國到哪裡去？談到今天的中國，許多人喜歡拿某個國家的某個時期與其相提並論。比如說它像辛克萊爾《叢林》裡的美國，像水俁病氾濫時期的日本，抑或更像政治和解之前的南非——那時候南非也有人會莫名其妙地死在監牢裡，而原因可能只是他在洗澡時不小心踩著了一塊肥皂。

當然，讀者還可以找到一些其他的歷史截面，說今天的中國像是某個時期的蘇聯、北非、阿富汗，甚至中東——理由也許只是前些天在中國某個地方竟然也發生了自殺性襲擊事件。如果遇到一個熟悉中國歷史的人，他可能還會皺著眉頭說現在的中國像先秦、像盛唐或者晚清。總之，只要你願意，總能找到幾個可以重疊的特徵將兩個天遙地遠甚至完全風馬牛不相及的時代聯繫在一起。但那些特徵卻又是真實的，絕非杜撰。

“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狄更斯關於大革命時期法國的評價似乎同樣適於今天的“盛世中國”。這裡是朝氣蓬勃的新世界，又是悖論滿身的舊王國。這裡愚蠢與聰明交織，黑暗與光明纏繞。這裡有的人躊躇滿志，有的人垂頭喪氣；有的人富可敵國，有的人家徒四壁；有的人直登天堂，有的人直下地獄。

　　

2012年春天的一個下午，我在西單附近的一家中餐館和一位法國學者聊天。他說，今天的中國像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東歐，也像是法蘭西第三共和國（1780年—1940年）。我笑了笑，說如果對照法國歷史，今日中國所處的時代是既像法國大革命之後，又像法國大革命之前。

前者，1789年開啟的大革命並不像預想的那樣成功，革命帶來了某些方面的進步，同樣帶來了預料之外的惡果，甚至一次次回到帝制時代。革命不過是歷史轉型的開始，而承受了暴力之苦的許多法國人包括知識分子已經懼怕流血，從而寄希望於日積月累的社會建設。我曾說中國是“二十世紀流血，二十一世紀流汗”，想必以流汗之世紀代替流血之世紀，也是今日絕大多數中國人之所想。

至於說像法國大革命以前，並不是說社會矛盾使中國一定會再次爆發革命，而是說這兩個時代的社會心理有著驚人的相似。和路易十五時代相比，路易十六的有限改革已使法國面貌一新：政治由專制走向開明，社會由封閉走向開放，國民自由可謂有增無減，然而也是在這種背景下，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覺得生活難以忍受。正如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裡所分析的，“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彷彿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人們耐心忍受著苦難，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難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 。

這就好比一個生來手腳都被戴上鐐銬的人，當他有朝一日被解除了手銬，自由雖然增加了，但這種局部改善可能讓他感受到更深的痛苦，也讓他有機會提出更多的要求：其一，當他開始行使雙手的自由時，不僅發現腳上的鐐銬會間接限制雙手的自由，還有可能將腳上的鐐銬視為其一切不幸生活的根源，並為此感到羞恥；其二，因為恢復了對現實的疼痛感，在手銬被去除後，他理所當然地會認為腳鐐同樣應該去掉，道理是一樣的，而且迫不及待；其三，他不再是個完全被綁著四肢的人，雙手的自由將為他除去腳上的鐐銬提供條件。

路易十六的不幸在於，雖然他已經著手改革，但他改革的決心與未來的格局沒有跟上巴黎的那些腳戴鐐銬的“半自由人”沖向巴士底獄的速度。

誰也不能否定這樣一個事實，從整體上說今日中國人的生活水平較之三十年前大有改觀。然而，由於公權力尚未得到有效約束，社會間的侮辱與損害日積月累，再加上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權利觀念等方面的變化，這個“最好的時代”正積累著某種“最壞的時代”才有的革命的情緒。

一個耐人尋味的變化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當李澤厚喊出“告別革命”時，他的思考被認為是代表了那個時代的思想的高度；而在2011年底，當年輕的韓寒因為“不想再討好任何人”而公開“拒絕革命”時，他卻在一夜之間成為“叛徒”，不得不接受來自各方尤其是“革命派”的冷嘲熱諷甚至嚴厲責罵。無論你是否支持或信任韓寒，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從最初對“政治不正確”的討伐演變為一場聲勢浩大的“倒韓運動”，韓寒的“拒絕革命”是導火索。

　　（二）

法國如何終於告別革命——在十九世紀末，也就是法國大革命發生近百年之後？

法國大革命推翻舊制度，被視為歷史的進步。然而革命的馬車最終失控，衝進了人群。理性的冒險釀成了現實的災難。此後若干年裡，法國更是在帝制與共和之間搖擺不定。有人說，麻將的魅力是可以推倒重來，可歷史卻從來不給人假設的機會。

盤點法國如何告別革命，法國歷史學家弗朗索瓦?傅勒首先將功勞記在了第三共和國的國父們身上，正是他們給法蘭西帶來了一套和英美憲政民主類似的民主模式，建立了兩院議會等製度。而他的同行羅桑瓦龍則認為關鍵在於公民社會的發育與成長。自從第三共和國建立以後，法國的工會、政黨、選舉委員會、合作社、互助社以及更為普遍的社團組織，讓法國社會漸漸脫胎換骨。

除此之外，知識階層的痛定思痛同樣功不可沒。

大革命發生以後，遠在英國思想家愛德蒙?柏克曾警告海峽對岸暴躁的法國人不知道珍視本國的價值與傳統，正在讓法國變成“文明的廢墟”。值得慶幸的是，法國沒有走上“不斷革命”的不歸路。十九世紀，在思想文化領域，從貢斯當到托克維爾，從圣西門到孔德，從雨果到左拉，法國的思想家、文學家們為法國社會理性和心靈的重建源源不斷地輸送養料，使人道主義、法的精神以及自由、平等、博愛等價值觀在血腥的革命之後得以續接。正是因為政治與社會領域的多線並進，使在革命浪潮里風雨飄搖的法國船絕處逢生，像傅勒所說的那樣，“大革命駛入了港灣”。

　　

　　革命的硝煙如何從人心中散盡？在反思法國大革命方面，雨果那代人究竟做了怎樣的努力與決斷，讀者不妨隨我到法國西部作一次短暫的旅行。

今天，走在布列塔尼鄉下，如果你是個我這樣的異鄉人，一定會愛上那裡的四季繁花、雨水漣漣。最動人是在和風朗日，好端端的天空竟會突然篩落一陣明晃晃的太陽雨。然而，早在兩百年前，這片土地卻是比巴黎還更腥風血雨，因為它是保皇派的大本營，是革命與反革命的殺戮之地。大約十年前，正是在這裡我第一次讀到了雨果的小說《九三年》——一份有關革命的判詞，一曲人道主義的輓歌。

故事發生在法國大革命爆發後，保皇派叛軍槍殺革命的藍軍，縱火焚燒城市，對藍軍駐過村子的無辜村民以死相懲，“燒光殺光，決不留情”。面對貴族的燒殺，藍軍則以暴制暴，絕不寬恕。戲劇性的一幕發生在叛軍首領、布列塔尼親王朗特納克被藍軍圍困以後。本已成功脫逃的朗特納克為救三個落難火場的孩子被藍軍擒獲，因為在半路上聽到一位母親絕望的求救，他又折回來了。受其人道主義精神的感染，藍軍司令官戈萬認為應該以人道對待人道，於是放走了朗特納克。為此，戈萬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他被押上了革命的斷頭台。根據革命派的法令，“任何軍事領袖如果放走一名捕獲的叛軍都必須處以極刑”。而堅持行刑的，正是戈萬的老師西穆爾丹。他們有師生之誼，又有革命理想，原本深愛著對方，然而不幸的是，革命的教義殺死了革命的信徒，革命的老師殺死了革命的學生。

革命的真正目的是為了消滅舊制度，改造不合理的關係，而不是為了消滅人。在雨果筆下，當革命的意義超出了人的意義，革命便只有死路一條——當戈萬腦袋落地，西穆爾丹舉槍自盡。顯然，雨果並不詛咒革命，也不反對共和國的建立，他反對的是你死我活背後的換湯不換藥。所以在《九三年》裡有這樣一個意味深長的細節：一個險些殺了戈萬的保皇派在被捕後求死，而戈萬的態度卻是，“你要活著。你想以國王的名義殺死我，我以共和國的名義寬恕你。”讓一切回到具體的人的命運本身，這才是雨果理想中的法國大革命。為自由而戰，而不是為革命而戰，“在絕對的革命之上，還有絕對的人道主義”。

　　（三）

回顧中國歷史上層出不窮的改朝換代，或曰“運動”，或曰“起義”，或曰“暴動”，為什麼無一堪稱革命？因為這些暴力群體推崇的都是你死我活的殺戮哲學，愛的都是水滸式反抗而不是穆勒式自由。

整理各式各樣的革命，從最終結果來看，它們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

第一種是“打掉了腦袋，保住了王冠”。這種情況有時會被稱為“革命”，但是考慮到它並沒有促成社會關係的實質性變化，只是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改朝換代，故而並非真正的革命。即便從一開始有打掉王冠的革命性綱領，但因為結果並不觸及上述實質性變化，所以至少從客觀上說是革命沒完成或者革命半途而廢。如克倫威爾殺了查理一世，大權在握後偏偏又讓自己當起了英國國主。 “打掉了腦袋，保住了王冠”的現像在中國歷史長河中屢見不鮮，它們多被視為“治-亂”宿命中的一環，與真正的革命不可同日而語。

第二種是“打掉了王冠，打掉了腦袋”。這是最殘酷的革命。它不僅推翻了舊制度，同時因為仇恨和急功近利等原因將革命推向了自己的反面，最終結果是血流成河——從邏輯上說，當已經束手就擒的國王可以被當作敵人殺掉，任何反對革命的人也都可能被殺掉。其歷史典型是法國大革命。謂其殘酷，是因為這裡的“打掉了腦袋”不只是打掉了國王的腦袋，而且打掉了革命者的腦袋。簡而言之是“打掉了王冠，打掉了腦袋，打掉了革命者”。革命不斷吃掉了自己的孩子，先是丹東死了，接著是羅伯斯庇爾死了。到最後，最荒謬的一幕是，當革命難以為繼，被打掉的王冠又被某個歷史的拾荒者撿了起來，戴在了自己的頭上。

第三種是“打掉了王冠，保住了腦袋”。這是最光榮的革命。它著力改造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壞關係，而不是消滅人，更不是照搬成王敗寇的叢林法則更換血淋淋的統治者。這方面，最成功的是發生於1688年英國的“光榮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它不是通過流血而是經過各方妥協解決了革命的訴求。經此一役，反對派不僅趕走了倒行逆施的國王​​，而且轉年英國議會順利通過《權利法案》，自此英國正式確立君主立憲制的原則。當然，值得一議的是，英國當年的這場革命雖然沒有流血，但是詹姆斯二世放棄抵抗，還是有暴力（或者壓力）作為後盾：一來此前有查理一世被革命者殺戮的前例，二來支持議會的義軍（詹姆斯二世的女婿威廉的軍隊）已經兵臨城下。

就此展開，幾百年後遠在東方的​​清帝退位或可算是一次“光榮革命”，只是隨後的歷史完全是朝著另外一個方向行進。袁世凱和克倫威爾一樣，稱帝則不壽，都沒有活過六十歲，冥冥之中彷彿有天意。然而，歷史的演變卻沒有這樣簡單明快。眾所周知，袁世凱以後的中國，革命复革命，竟然打起了各種革命的聯賽。日本人來之前在互相開砲，日本人走了之後還在互相開砲。

法國歷史學家羅桑瓦龍寫在《結束革命》裡的追問讓人警省——為什麼每當這個國家“自以為駛入寧靜港灣的時候，深淵和沮喪卻總是接踵而至？”

　　什麼是真正的革命？什麼又是暴力的深淵？早在1929年，胡適先生在《新月》雜誌上發表《我們走那條路》，感慨中國社會充斥了太多暴力與混亂，指出中國最要緊醫治的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污和擾亂這“五個大仇敵”，由此希望能建立“一個治安的，普遍繁榮的，文明的，現代的統一的國家”。 “太平天國之亂毀壞了南方的精華區域，六七十年不能恢復。近二十年中，紛亂不絕，整個的西北是差不多完全毀了，東南西南的各省也都成了殘破之區，土匪世界。”

“武力暴動不過是革命方法的一種，而在紛亂的中國卻成了革命的唯一方法，於是你打我叫做革命，我打你也叫做革命。打敗的人只圖準備武力再來革命。打勝的人也只能時時準備武力防止別人用武力來革命……於是人人自居於革命，而革命永遠是'尚未成功'，而一切興利除弊的改革都擱起不做不辦。於是革命便完全失掉用人功促進改革的原意了。”

　　

為什麼“光榮革命”沒有流血犧牲卻達到了革命的目的，而法國革命暴力不斷卻在原地轉圈，這是盤桓在包括基佐在內的法國思想家們心頭的夢魘。革命的真正目的在於增進國民的福祉、整體性的自由，在於從此告別革命而非不斷革命，否則革命從一開始便已經誤入歧途。

必須承認，在經過漫長的流血的革命的世紀之後，中國告別革命的任務遠沒有完成，這是這代人最需要面對的現實，也是最應擔起的責任。如前文中談到的，法國最終告別革命，經歷了漫長的一個世紀，是一個多線並行的進程。今天的中國，若要真正告別革命，需要在政治與社會等各方面進行長遠的建設。而這一切，顯然不是通過暴力維穩所能做到的。對於中國現在積累的許多問題而言，暴力維穩只是延長導火索，甚至只是加掛火藥桶，而不是真正解決問題。在此意義上，今日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改造壞的關係）有了另一層含義，即政治改革既是為了拒絕新的暴力革命，同時也是為了以和平的手段完成尚未完成的革命，而完成這場革命的目的則是為了使這個國家徹底告別革命。

　　（四）

沒有思想，就不會有理性的社會。理性之魅，在於節制與擔當。所以帕斯卡說，人是會思考的蘆葦，我們的全部尊嚴就在於思想。索爾仁尼琴說，對一個國家來說，擁有一個講真話的作家就等於有了另外一個政府。因為看到“多數人暴政”的危害，穆勒堅定地認為全世界讓一個人沉默並不比一個人讓全世界沉默更具有正當性。

獨立思想無論是對於人生還是社會，都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我時常沉浸在思維的樂趣之中，不僅在於樂趣本身，還在於思想之中另有國土。只要你是一個精神獨立的人，願意保衛你頭腦的主權，不做他人之附庸，你便有了自己精神上的祖國。

不要讓自己內心的火燒出來，同時又不讓它熄滅。這些年，尤其在各地的講座中，我見到了許多熱愛思想的人們，大家本著一顆自由交流的心，坐到了一起。而在所有的講座中，最讓我感動的是有一次在貴陽，我是在到了之後才知道，邀請我去的是一群愛讀書的老年人。因為《重新發現社會》的緣故，他們拐彎抹角找到了我。多麼讓人感恩的相遇！還記得那天，陽光正好，我們在花溪公園，賢良橋畔，談國家與社會，談讀書與閱世，在座者多是白髮蒼蒼。在他們身上，我聞到了久違的八十年代的氣息。那是一個理性與心靈的花朵並蒂綻放的美好年代，也是一個正在走向思想共和國而又戛然而止的悲情年代。

時至今日，在一個既沒有真正完成又沒有真正告別革命，而暴力還在指揮頭腦的年代裡，這樣美好的記憶在我的生命中畢竟稀缺。好在無論遇到怎樣的逆境，我們總能夠化逆境為條件，堅持做一些事情。

2011年，《南方周末》報導了我在湖北蘄春參加立人大學​​的暑期講學的事。由於學校突然停電，當晚學生們只能點著蠟燭聽我講課。彷彿夜航船，多麼浪漫的夜晚啊！然而背後的故事卻沒有那麼浪漫。否則，轉天上午在並不需要電的情況下，我們何苦將課堂轉移到河灘上？

這是一個勢利的時代，沒有理想，也沒有信仰，從威權到社會，“統治者思維”卻無處不在。 “認真你就輸了！”這是犬儒世界的墓誌銘。而我偏偏是個認真的人。蘇格拉底說，不經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同樣，不曾抵抗的人生也是不值得過的。而且我相信，沒有哪一個人真能阻止另一個人獨立思考。就像彌爾頓說的那樣，在一個日漸開放的社會裡，限制一個人的思想自由，其荒唐無異於關上園門抓園子裡的烏鴉。你以為地面歸你管，可是烏鴉另有維度，它還有翅膀屬於天空。你一靠近，它便飛遠了。

相較於某些官員的一面軟弱一面頤指氣使，社會成員間自帶乾糧的互害與自毀更讓人失望。有些時候，你只是秉持自己的良心與理性在表達一種觀點，然而你得到的可能是一份份“死刑判決”。而這也是我這些年的真實閱歷。當我談自由的時候，有網站以“西奴”的罪名將我推上絞刑架。當我談改良時，又被激進的“革命派”推上斷頭台。當我談個體的具體命運，希望社會能夠公正地對待一個死刑犯的時候，又有數以千計的留言前來向我索命。雖然你可以寬心地說那隻是些“胡言亂語”，但許多人因為種種“暴力話語”而對未來失去安全感也是千真萬確的。

告別革命，同樣在日常的話語與行動中。知識分子必須學會謙卑，他應該是理性的奴僕，而不是真理的化身。他反對別人做君王的時候，也必須打掉自己心裡的王冠。他必須告別內心的暴力，因愛智慧而肩負道義，但又不被政治激情所淹沒，以避免朱利安?班達所批判的“知識分子的背叛”。而理性之路又是何等艱難！寫下《知識分子的背叛》的班達本人，當年曾是怎樣清澈——他說在二十世紀以前，人類雖然作惡，但是崇善；可是進入二十世紀後，知識分子發明了一套理論，使得政治家不但作惡，而且崇惡。然而即便是他這樣一個小心翼翼的知識分子，一顆在德雷弗斯案中堅持正義的法國良心，竟然在後來鬼迷心竅，為斯大林的大清洗政治辯護。

正是因為認同知識分子必須謙卑，1989年，捷克知識分子哈維爾等人在布拉格成立了“公民論壇”，制定八條《對話守則》在街頭巷尾張貼，內容是：1.對話的目的是尋求真理，不是為了鬥爭。 2.不作人身攻擊。 3.保持主題。 4.辯論時要用證據。 5.不要堅持錯誤不改。 6.要分清對話與只准自己講話的區別。 7.對話要有記錄。 8.盡量理解對方。

你很難相信，一個充滿話語暴力的社會和知識界是告別革命了的。溫家寶總理擔心“文革再次發生”。如果看到網上鋪天蓋地的話語暴力，你會發現我們需要討論的就不是文革會不會再來的問題，而是文革為什麼沒有離去。

順我者友，逆我者“漢奸”；順我者友，逆我者“五毛”。在經過上世紀漫長的“革命訓練”之後，今天的中國社會還沒有完全學會平等對話。本來，一個功能正常的社會需要派別平衡，然而在中國想找一個堅定且有底線的左、中、右派卻是很困難的。在這裡，國家​​主義者冒充左派敗壞左派的名聲，復仇主義者冒充右派敗壞右派的名聲。而你死我活的暴力思維讓左派消滅右派，右派消滅左派，左派右派一起消滅中間派。人們似乎只需要符合自己利益或者審美的觀點，只有我者和他者，不是知己便是敵人。

2012年的方韓之爭，據說有夫妻因為意見不和還離婚了，但願這不是真的。在此過程中，我真切地見證了公共知識分子這個群體如何被污名化。當一些我平素非常尊重的知識分子、媒體評論員也開始滿嘴“公知”、“母知”以嘲諷他們所反對的人，與“公知”撇清，我看到這個自甘墮落、無善不摧的社會，又在互擲刀劍，自毀長城。

每個人道德未必相同，但總有共通之處，道德本可以彰顯人的高貴與神性，然而在許多公共討論中，道德也被污名化。堅守底線的人被嘲笑，理性克制被認為是“搶占道德高地”。事實上，這個時代最流行的不是搶占道德高地，而是搶占道德窪地，然後一起審判崇高。

有理想的人尤其必須內心堅定，必須經得起各種無來由的謾罵。讀書人一生取經，命當如此。所以我在微博上對灰心喪氣的朋友們說，你幾時聽到唐僧抱怨，“悟空，怎麼有那麼多的妖魔鬼怪想吃我的肉呢？”你既然走了取經那條路，一切都是你應得的。你只管趕你的路，取你的經。有白骨精不是你的錯，沒有悟空也不是你的錯。

　　（五）

“別繞圈子啦，熊先生，講講中國會在哪一年轉型成功吧。”當講座進入提問環節，我時常會聽到這樣的追問。只言片語間，半是對美好生活的心馳神往，半是對困厄現實的焦躁不安，彷彿中國若不轉型成功，這日子就真的沒法過了。

　　當然，我並不是這樣想的。即使是身處逆境之中，人還有最後一種自由，即選擇自己態度的自由。至於中國何時成功轉型，我只能一笑置之。我不是手扶墨鏡的算命先生，雖然從趨勢上看我相信這個國家終究會朝著一個寬闊的前途走，但也不能斷定前面就沒有深淵和回頭浪。今日中國仍是個未解之謎。無論你戴不戴墨鏡，無論你公開支持誰或反對誰，在你之外仍有無數的變量和因果鏈條在決定著這個國家的未來。醉後不知天在水，坐在時代浩浩蕩蕩的夢境裡，你不知道風朝著哪個方向吹。

　　

上面的問題時常讓我想起一個笑話，說的是現在大學門口的保安都是哲學家了，因為他們每天都要提出三個終極問題：你是誰？你從哪裡來？你到哪裡去？

對於大多數主張活在當下的中國人來說，這些問題通常都不是什麼問題。正如孔子所說，“未知生，焉知死？”好好活著，窮盡此生歡樂，是人生第一要務。一旦日子過得不好，比如房屋被強拆，土地被強徵，自己被跨省追捕，他們就會問第四個“終極問題”——“中國到哪裡去”。

　　中國到哪裡去？它不僅是困擾中國人心靈的“終極問題”，同樣讓世界各地的中國學專家茶飯不思，為伊消得人憔悴。如讀者所知，這曾經是個已經解決了的終極問題——中國將奔向共產主義。然而現在，在經歷了上一世紀的迷失以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已經不再那麼好高騖遠。他們更想知道的是有生之年能否看到自己所期許的未來。

其實，中國到哪裡去並不重要，或者說並非問題的關鍵。既然你並不能夠決定中國的未來，你唯一能夠決定的是自己對人生與世界的態度，那麼就想想你自己該到哪裡去。這才是你需要面對的終極問題。如果你認為自己是悲憫的，你就高揚人道主義的旗幟；如果你熱愛言論自由，你就要毫不吝惜地表達你的自由，你不能辜負你的熱愛。

我曾經想著以評論立世，軍書羽檄，風檣陣馬，好不快哉！十幾年過去，有時我真覺得自己需要徹底回到內心，我疲倦於和這個國家糾纏不清，我不想讓自己過得太支離破碎，我想回到文學，我想另起爐灶，我想和這個時代平起平坐。我很清楚讓我終身受益、恩澤靈魂的是文學，而非時事評論。當我將《約翰?克利斯朵夫》視為我的心靈聖經，將《九三年》視為告別革命的預言書，我更明白文學與宗教一樣，另有一個平行的世界。在那個文字搭建的城堡裡，你有著現實世界永遠無法剝奪的自由。由此反觀現實世界，人人生而平等，在靈魂上的平起平坐也是天經地義的。

每個人都有一個宇宙，每個人都是自己宇宙的中心，是自我世界的帝王。我們的終極問題不是這個國家到哪裡去，而是我們自己要到哪裡去。我將重新發現社會視為“中國的新革命”，我同樣願意看到“中國的心革命”。我們熱心於改造世界，其實我們自己恰恰是那個最需要改造的世界。我這樣說，並非落魄的李煜羨慕漁父歸隱，吟詠“花滿渚，酒滿甌，萬頃波中得自由”，不是為了向世界告別，而是為了更好地面對世界。

　　（六）

《思想國》首版出版後，有讀者在網上批評我是不是有些迷信法國。其實我從來沒有迷信過任何國家，我不過是將我留學時所看到的自認為美好的事物呈現給讀者。否則，在我談到雨果、羅蘭和托克維爾時，我也應該向讀者介紹我是如何熱愛勒龐，因為他也是法國的一部分。當然這樣的情況不可能發生，因為我並不喜歡那位為納粹辯護的政治海盜。我去國民陣線（FN）總部暗訪時，甚至被他們當成壞分子報了警。

和許多讀者一樣，我有發自內心的信仰，我沒有玩世不恭地去讚美或者詆毀某個人。有信仰的人是堅定的，也是幸福的，他只聽從內心的聲音，而無懼於命運將他帶向何方。同樣是我在前文不吝讚美的雨果，在他流放到第八個年頭的時候，拿破崙三世大赦，然而他拒絕了。他說他接受辛酸的流放，哪怕無終無了。他說法蘭西流放的不是作家，而是作家的自由，只有自由回去的時候，他才肯回去。而當他終於回到自己的國家，認為需要保衛自己的祖國時，他毫不猶豫地用稿費換回了兩門大砲。

感謝這些年的閱讀，我慶幸自己遇到了許多偉大的頭腦和心靈。在法國以外，還有雪萊、波普爾、伯林、梭羅、尼布爾、哈維爾、奧古斯丁、茨威格、托爾斯泰、索爾仁尼琴、康德……而且，他們不限於西方世界，他們同樣出現在中國及其周邊的東方。我相信不論古往今來，只要你有心，就會有無數獨立而向上的靈魂與你不期而遇。

　　

2007年4月，我在柬埔寨有一次短暫的旅行，痛惜那個國家的破敗，哀嘆紅色高棉政權帶來的千瘡百孔。而就在此前一個月，一位叫哥沙納達的法師剛剛逝去。當月出版的英國《經濟學家》雜誌還為哥沙納達推出了悼念文章。正是哥沙納達的故事讓我對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有了更多崇敬之心。

　　

他雙手胸前合十，瘦小的身影在柬埔寨中部雨林的羊腸小道中深一腳淺一腳俯首前行。行走時必須時時留意腳下，地雷甚至埋到小路邊。濕氣模糊了眼鏡，汗水卻令頭頂更加光亮。黃色的袈裟被拉起以免和灌木叢糾纏，下面露出結實的鞋襪。身後誦經之聲隨鼓點起伏，引領200-300名僧俗步行穿越柬埔寨，只為祈求和平……彈殼從行眾頭上呼嘯而過，炮火四處開花。一些人死去了。怯懦之人逃回家中，法師卻一意孤行，穿行於衝突地區。行眾時常發現身後跟隨了大批難民，和他們一樣走痛了腳，帶著滿載床墊、平鍋以及活雞的牛車和自行車一路跋涉……（《瑪哈?哥沙納達法師》， 《經濟學家》2007年3月22日）

　　

1974年，波爾布特上台後，原本高貴的僧侶作為“社會寄生蟲”很快被驅逐出寺院，剝下僧袍，甚至被折磨致死。到了1978年，柬埔寨境內幾乎沒有了活著的僧人。高壓統治下的倖存者流亡至泰國邊界，在那裡建立了難民營。幾年以後，紅色高棉被趕進叢林，一些有責任心的僧侶在哥沙納達法師的帶領下，開始離開寺院，走向民間。當他們開始“真理朝聖”，每天三、四點便出發，而沿路的人們也會早早地在路上守候他們，跟上他們。就這樣年復一年，重建人心，“告別革命”的隊伍在柬埔寨越走越長。

據說有一次，一些和平行者陷入紅色高棉武裝和政府士兵的交火中。很多士兵看到他們都會放下武器跪著哭著祈禱：“我們不想戰爭，但我們沒有辦法，但願我手中槍裡的子彈在打進人身體的時候不至於讓他喪命。”

因為倡導和平，阻止戰爭，把柬埔寨的難民營、監獄、貧民區、戰場當作他修行的廟宇，哥沙納達被人稱為“柬埔寨的甘地”。最初讀到他的故事時，恍惚之間我彷彿看到僧侶們走過的每個腳印裡都長出蓮花。這是一次次感化人心的旅程。世界如此離亂，但即使是一個手握刀劍的人也在試圖找回自己。

先問你要去哪裡，這才是最需要解決的終極問題，而不是時代去哪裡，國家去哪裡，世界去哪裡。你需要一個怎樣的時代，你就是怎樣的時代。你熱愛怎樣的國家，你便擁有怎樣的國家。你走到哪裡，你的世界就在哪裡。世界可能還跟不上你，國家可能還跟不上你，時代可能還跟不上你，但只要你已經在為自由擔起責任，你就要有耐心，對未來的日子保持虔敬之心。就像我曾經在新年來臨時表達過的——如果三月播種，九月將有收穫，焦慮的人啊請你不要守著四月的土地哭泣。土地已經平整，種子已經發芽，剩下的事情交給時間來完成。

好了，我意識到自己惡習難改，我已近乎絕望地看到這又是一篇冗長的序文。我只是想與你平起平坐，聊一聊我對這個時代的一些想法包括憂慮，但是為了不讓你過於勞累，我還是趕緊關掉我的電腦。坦率說，作為思想國的公民，我更在乎的是我是否言之成理，至於我是樂觀派還是悲觀派，如加繆所說，若無生之絕望，何來生之熱愛，管它呢？

　　

　　2012年5月17日

再版序

　　

　　我想和這個世界平起平坐

　　《思想國》算是我的第一本書。當時我剛回國，有不少心得需要整理。只是由於缺少經驗，加上又遇到了些波折，換了東南西北幾家出版社，這本書的出版並不十分理想。同樣遺憾的是，書名的靈感來自我敬重的法國作家雨果的小說《九三年》，然而我在書中對雨果的介紹卻只是蜻蜓點水。事實上，在我生命中對我最有影響的兩位法國作家，除了羅曼?羅蘭，另一位就是維克多?雨果。

回想當年我在法國的學習與生活，有不少記憶與雨果有關。比如說在巴黎大學的時候，我經常坐在索邦院內的雨果塑像下讀書、...

再版序 我想和這個世界平起平坐
初版序 從理想國到思想國
上編 巴黎往思
  第一輯
  米哈博橋上的眼淚
  街道上的巴黎
  我們的城市，我們的鄉愁
  風範大國民
  巴黎大學如何考試？
  漢字與國運
  巴黎墓地書
  做蝴蝶，還是做蚊子？
  尋訪羅曼·羅蘭
  第二輯
  美國化與法國病
  文明政治，輕鬆生活
  法國式同居
  殺人不償命，欠債要還錢
  薩特的鴉片
  左腳社會，右腳經濟
  誰改革，誰下台？
  騷亂面前，人人平等
  一場豐衣足食的反叛
  如何馴服主權？
  納粹秀
  良心沒有替罪羊
下編 中國與世界
  第三輯
  一個人的憲政
  吾民吾國，上下求索
  國家是個珠寶盒
  好女色還是好國色？
  必須保衛公民的自救權利
  爭自己的傳統，就是爭國家的自由
  誰是新青年？
  為什麼學外語？
  林子大了，什麼鳥都該有
  數目字統治
  我們的聲音從來沒有沉沒
  一個開放的社會必將前途無量
  中國應該向中國開放
  第四輯
  尋找替罪羊
  社會戾氣與權利觀念
  不文明的衝突
  中國與人類共命運
  破碎的民主
  雖自由無以言說
  對話程抱一
補遺
  識時務者為俊傑
  ——談我們如何參與時代命運
  初版代跋把一生當作自己的遠大前程
  ——給朋友的信
  初版編輯手記許醫農
  初版推薦序秦朔
  再版後記感謝上蒼，我們都是讀書人
附錄
  附錄一 問世間國為何物？
  附錄二 書緣與人緣

再版序 我想和這個世界平起平坐
初版序 從理想國到思想國
上編 巴黎往思
  第一輯
  米哈博橋上的眼淚
  街道上的巴黎
  我們的城市，我們的鄉愁
  風範大國民
  巴黎大學如何考試？
  漢字與國運
  巴黎墓地書
  做蝴蝶，還是做蚊子？
  尋訪羅曼·羅蘭
  第二輯
  美國化與法國病
  文明政治，輕鬆生活
  法國式同居
  殺人不償命，欠債要還錢
  薩特的鴉片
  左腳社會，右腳經濟
  誰改革，誰下台？
  騷亂面前，人人平等
  一場豐衣足食的反叛
  如何馴服主權？
  納粹秀
  良心沒有替罪羊
下編 中國與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