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我們已經讀過很多探究經濟發展趨勢的書，這本《全球經濟12大趨勢》為何特色特具？在我看來，在這個世界上，研究經濟問題的專家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常規性的思考，比如探究中國經濟崛起對世界的影響、歐盟未來大一統、世界貿易組織的重要性無可匹敵等等。

　　還有一類學者是反常規思考，因為他們看到了世界發展的另一面，《全球經濟12大趨勢》的作者丹尼爾?阿爾特曼就是偏重非常規思考的學者，他勇敢地探究了全球變動的深層驅動力，揭示了當今各國政策造成的意外後果——關於中國、全球貿易、全球產業、氣候變化等等...

中文出版序

　　中國重回全球經濟舞臺意義非凡，在此基礎上實現的偉大人道主義成就或可稱為史上之最。通過參與國際貿易、改革經濟政策，中國在短短30年間讓數億民眾脫離了貧困。這樣短的時間內取得如此巨大的經濟成果，可謂前無古人，可能也後無來者。在對中國的多次訪問中，我有幸目睹了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變化。中國現在的問題是，接下來該怎麼辦？

　　辛勤工作的中國民眾想要向富裕國家的生活水平看齊，這是理所應當的。然而，中國幅員遼闊、國情複雜，要領導它在接下來的幾十年延續快速增長，是一個重大而富有挑戰性的任務。

　　幸運的是，2012年是一個好的起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時，中國採取了迅速而有效的應對措施。美國投行雷曼兄弟倒閉後僅數月，中國政府就出臺了一個6 00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相對於中國經濟的規模而言，這個財政刺激的額度遠大于歐美當時所能達到的。現今，隨著歐美經濟復蘇步履蹣跚，西方民眾可能會對中國報以豔羨的目光。

　　在此期間，中國的貨幣政策精明靈活。中國央行中國人民銀行在2008年年底大幅削減利率，為經濟提供了及時支持。央行還在金融危機最嚴峻的時刻阻止了人民幣的升值，從而減少了市場的不確定性。自2010年中期以來，央行允許人民幣恢復升值，迄今已上漲8％。對於人民幣幣值被大幅低估這一點，包括美國國會在內的各界幾乎已經達成共識。2011年，央行出於對潛在通脹的警惕，開始將利率重新提升至較高水平。

　　國家層面對經濟政策的嫺熟駕馭，有助於國內外的消費者、投資者和管理者建立信心。這是一個信號，表明中國是一個成熟的經濟體，在必要時會採取有效行動調控經濟。這種穩定性是進一步增長的強有力支撐。

　　對長期經濟潛力的投資進一步夯實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基礎。中國的能源、交通、通信等領域的基礎設施正在迅速改善。在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競爭力指數排名中，中國已領先于巴西、印度和俄羅斯。此外，中國還有一個蓬勃發展的研發基地，以每一美元經濟產出所含的專利量計算，中國已躍居世界第三，僅次於日本和韓國。

　　最後，對中國來說，還有一個積極因素，那就是它能越來越多地參與國際組織，以及努力幫助穩定全球經濟。中國已承諾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增資430億美元作為應急儲備，外交部也承諾支持歐盟解決其成員國間的主權債務危機。中國的私人投資者還購買了幾百萬美元由歐洲金融穩定基金所發行的債券。所有這些行動都提高了中國作為世界先進經濟體中一個謹慎但又可靠的合作夥伴的聲譽。

　　當然，中國的重點是在本國人民身上。中國還有數百萬民眾亟待擺脫貧困，未來的增長速度和分配方式將很大程度上決定他們的命運。除非發生意想不到的災難，中國經濟將在未來20年中繼續擴張，實現一個空前的、長達半世紀的繁榮。但在此之後，未來的水晶球就會變得模糊。

　　本書的第一章概述了中國經濟不足的一些方面，可能會限制其進一步增長。迄今為止，推動中國成功的兩個主要引擎——農村向城市的人口遷移和廉價製成品出口——即將失去動力。要繼續前進，中國將不得不再次考慮根本性的經濟結構轉變。

　　其他國家在發展道路上也遇到過相同的十字路口。在20世紀下半葉，日本經濟受益於某些與中國類似的因素而高速增長。然而，當日本與世界最先進的經濟體進行直接競爭時，就無法再依賴這些舊引擎。日本需要掃除經濟中阻礙創新和企業家精神的障礙，即使此類障礙深深植根於民族文化之中。但日本沒有做到這一點，其經濟停滯了。

　　韓國也將面臨同樣的抉擇。不久後，這個國家即將實現充分城市化，工資的上漲將使韓國產品很難再完全訴諸於價格競爭。雖然韓國經濟已經實現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化，但少數幾個大公司仍支配著其國內市場和出口市場。韓國教育系統仍然不強調培養創造力和橫向思維。韓國企業的等級制度森嚴，年輕人大多按部就班，幾乎沒有自主創業的動力。如果這些問題沒有得到解決，韓國的國際競爭力必定會被削弱。

　　不同于日本和韓國，當需要解決此類問題時，中國有充裕的時間為轉軌做準備。目前，它遠未達到其增長極限。無論如何，本書中所討論的種種極限，本意是作出預警，而非預測。如果中國成功選擇了一條建設性的未來之路，此類極限自然會煙消雲散。

　　此時此刻，一個巨大的機會正擺在中國面前——再複製一遍過去30年的驚人壯舉。中國可以再次向世界展示將精明遠見和審慎管理相結合後可能達成怎樣的成就。我希望中國令人神往的經濟發展能繼續下去，也希望本書能在這一進程中發揮一點小作用。

　　

　　丹尼爾?阿爾特曼

　　

　　引言

　　全球經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變化，推動其進一步整合的技術（尤其是運輸和信息交流領域）不斷發展，世界各地人們的交往正在成倍增長。這些變化對我們的生活正產生著深遠影響。過去20多年，我們既看到了數億民眾擺脫貧困，也看到了自然環境的嚴重惡化和巨大金融泡沫的破裂。

　　儘管有了更完善的經濟政策以管理全球商業週期，但很多重要經濟指標的波動性仍在增長，例如商品價格、貿易流量、政府預算等。其結果是，人們很容易被分分秒秒噴湧而出的數字所迷惑，從而喪失長遠的目光。這對我們的未來構成威脅。個人財富盈虧可能發生在朝夕之間，但國民財富的得失則源於深層次經濟因素，其發展或改變都需要多年時間。特殊事件的發生常使一國經濟脫軌，但在幾十年的進程中，長期經濟軌道更多地取決於深層次的經濟因素。

　　這些深層次因素並不一定能解釋股市在一天、一小時或一分鐘內的漲跌，但它們決定了一個經濟體的物質生活水平所能達到的極限。如果把經濟增長視為一次賽跑，那麼這些因素決定了終點線的位置，因其往往看似非常遙遠，所以無論權威學者、政治家或是略懂經濟的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不太重視。

　　本書旨在改變這種狀況，我將闡明具有類似深層次因素的國家的長期經濟增長和繁榮是如何趨向於一個相似的極限的。可能不久之後，全球經濟的寵兒—中國就將受制於這些限制。中國的快速發展—包括認為其發展將會再持續數十年的想法—吸引了來自全球的投資，但中國的長期前景並不像投資者想的那麼樂觀。歐盟因政治穩定、內部市場廣闊以及東歐新成員國的潛力，也一直受到投資者追捧。歐元作為期待已久的美元投資替代品，給了各國央行、主權財富基金和其他主要投資者另一個選擇。但無論歐盟還是歐元區，都將因成員國經濟增長面臨的種種瓶頸而走向分裂。

　　當各國努力發展經濟，為本國民眾提供盡可能高的生活水平時，它們將遇到一系列障礙。發展經濟需要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以及一定程度的政治穩定性，在未來數十年，許多國家將面臨這三項資源的短缺，因而放緩向終點線衝刺的速度。為了確保經濟增長所需的自然資源，包括基本農產品、製造業原料、燃油以及水資源，一些國家將對他國進行殖民，現代的殖民征服將借助金融而非軍事手段，但最終結果對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雙方來說可能都將事與願違。由於人口老齡化和低生育率，富裕國家將改變移民政策以在世界範圍吸引更多勞動力，而貧窮國家則將面臨難以留住本國優秀人才的困境。與此同時，近年來由左翼民粹主義政府執政的國家中，許多將向右轉，然後長期在左右之間搖擺不定。不幸的是，政權的頻繁更迭將拖累經濟增長，而經濟增長可能是停止搖擺的唯一方法。

　　在這些障礙和限制之中，也會出現新機遇。當信息技術和低息信貸所刺激的繁榮逐漸消退，美國人需要尋找增加收入和就業的新源泉，那將是一個少為人知的意外發現，即美國經濟成功的基礎支柱之一：營銷力。全球經濟將朝進一步密切化和數字化方向發展，允許勞動者同時在兩個或多個市場捕捉機會，創造更多利潤。人們工作方式的變化將使他們尋求新的工作環境：自由遷徙的專業人士將會形成一些新的經濟中心，這些經濟中心更多地基於生活方式而非單純的商業需要。世貿組織的緩慢瓦解實質上將允許各國更自由地做生意，為國際貿易帶來新的增長點。

　　前景固然可期，但道路並不平坦，即使一國成功避開了發展途中的障礙，仍存在一些全域性風險。近期的金融危機顯示，一些金融中心發生的疏忽瀆職和群體恐慌足以重創全球經濟，讓某些國家的生活水平一夜間倒退多年。金融行業的新規章制度將催生一個巨大的黑市，為全球經濟帶來新的風險。與此同時，氣候變化—經常被吹捧為所有國家的產業機遇—實際上將進一步擴大貧窮國家與富裕國家間的差距，造成妨礙雙方發展的不穩定因素。為解決上述問題，各國必須通力合作，但目前的世界政治體系還不足以為全球問題解決機制提供框架。

　　所謂術業有專攻，本書不會對每一個熱點經濟問題都詳細探究。未來交通將由什麼燃料驅動？哪種超（半）導體將會處理全球經濟數據？這種運輸方式和數據是否將幫助人類開發月球、其他行星甚至其他星系資源？諸如此類的問題自有更勝任的作者去揣測。本書的預測任務已經足夠困難，所以無力在所有方向都涉足太遠。

　　直到近期，經濟學家才開始真正理解進行預測的難度，不論是在個體層面還是整體經濟層面。20世紀60年代，經濟學正在蹣跚中走向成熟，不少經濟學家的預測中都隱含著一個模糊的觀點，即人們總是會反復犯同一個錯誤。例如，當消費者看到自己的薪水漲了一大截，他們就會將其作為購買力提高的信號，而不顧是否會有緊隨而來的物價上漲。70年代，一個新經濟學流派開始佔據主導地位，其觀點剛好相反，認為人們足夠理性而不會在同一個地方跌倒兩次。消費者第一次或許會被愚弄，第二次他們就會駐足觀察通脹是否會抹去表面的收益。這個新流派主導了經濟思想長達數十年，直至20世紀末出現另一個革命性經濟思想：行為經濟學。在經濟學和心理學的十字路口，行為主義者認為人們某一時刻可能看似理性，但不會長期保持這種狀態。他們問道：為什麼人們總是故意地去做一些自己會後悔的事？為什麼人們總是無法在未來保持一種確定的行為方式？在前述例子中，行為主義者將毫不驚訝地看到某個完全理解通脹概念的人把工資上漲部分全部花掉。與60年代的經濟學家不同，行為主義學者認為人們不是受到了通脹的愚弄，而是無法抵抗消費的誘惑，人們可能心存僥倖，心想大不了以後節衣縮食彌補差額。

　　幾十年間，經濟學家意識到簡單地根據趨勢推斷並不是預測未來的最好方法（當然也有一些人在繼續使用）。行為經濟學有助於解釋一些經濟趨勢，尤其是一些源自群體心理或歇斯底里的突發性改變。儘管如此，經濟學仍然不擅長預測那些突發變化，包括其發生時間和發展方向。

　　部分原因在於，經濟學家仍然不能完全理解人類的心理是如何運作的，但這也是由於他們通常將注意力集中在錯誤的地方。很大一部分經濟智囊人士都將精力集中於金融市場，其典型的時間範圍是從幾分鐘到3個月，不管是在衍生品市場做短期交易還是預測公司季度贏利，他們都不會進行太多的長期思考。即便是那些在世界銀行和經合組織工作的學院派經濟學家，其長期思考往往也只代表著未來5~10年時間。鑒於這個原因，他們通常忽視了數十年中驅動全球經濟的深層次因素。

　　但此類深層次因素有著首屈一指的重要性，它們將決定整個一代人—數以億計的人們—比先輩生活得更好還是更差。這些深層次因素的源頭蘊藏於地理、氣候、文化、政治和歷史事件中，它們是如此強大，以至於可以令一些看似舉足輕重的突發事件最後消弭於無形，例如通用汽車的破產和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的再次當選。

　　一些經濟學家已經開始研究此類深層次因素，比如，18~19世紀殖民國家建立的行政制度是如何影響21世紀的金融市場的。但總的來說，這些重要力量仍被人們所忽視，或對其缺乏足夠認識。

　　本書的第一個任務是糾正這個局面，將經濟預測的重心重新放在極長期範圍（數十年）並聚焦于影響未來的深層次因素。這並不是說我自比為預言家諾查丹瑪斯，經濟學是門不精確的科學，經濟學家對周圍世界的認識也遠非十分準確，因此，我對未來的預測僅是一個基於事實和經驗的推測。再者，越遠的未來越難以預測，每向後推移一小段時間，不確定性就會急劇增長，太多互相作用的事件和行動都可能影響結果。舉個例子，政府預算表的通常形式不是一條單直線，而是一個寬闊的開口形，實際預算將可能在上下顎之間的任何一點，預測的時間越遠，不確定區域的面積就越大。

　　更為複雜的是，對未來的預測有可能被公眾知悉，從而使預測行為本身對未來造成影響。因此，經濟學家面臨著一個和海森堡物理學類似的測不准原理。海森堡斷定，你越精確地測量一個粒子的位置，就越難獲知它的運動情況，反之亦然。同樣的，你越精確地預測全球經濟的未來，其發展就會偏離預測越遠。

　　但不用沮喪，這個原理並不會讓本書失去意義。就此，我想複述和一個大學同學在學校食堂用餐時的對話。當談到經濟學的不精確性時，他告訴我經濟學預測比天氣預報好不了多少。最終我承認了這一點，但也指出，一個準確率達70%的天氣預報，總比完全沒有要好得多。

　　實際上，預測未來的目的通常是為了防範—警告即將發生的風險以便避開它。如果你駕車在鄉村公路上行駛，當乘客說：“小心那頭奶牛！”想必這時你一定會猛打方向盤，而不是低頭查看胸部會不會被安全帶勒出血痕。

　　如果本書真的能夠改變未來，不僅是幫助讀者規避風險和捕捉機遇，而且能夠鼓勵他們動手解決危機和擴展機遇，那麼我就已經超額完成了使命。我希望讀者開始思考塑造全球經濟的深層次因素，在擴大眼界的同時更應放眼未來。

　　

　　第一部分 極 限

　　

　　01

　　中國：崛起之後是什麼

　　過去數年間，中國一直是全球經濟領域的焦點話題；回顧人類歷史的主要階段，中國亦是世界舉足輕重的經濟力量。在淡出聚光燈外幾個世紀後，中國人正準備重奪第一。

　　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讓數億人脫離了貧困，通常方式為引導農村勞動力到迅速成長的城市去，進廠務工或從事其他更高收入的職業。據2000年人口普查，中國有159個城市人口超過百萬。這是世界前所未有規模的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產物，也是這次史無前例的工業化浪潮的關鍵。

　　儘管近期全球經濟衰退幅度達9%，但中國經濟仍以每年高達10%的速度增長，看起來勢不可當。一份2003年的高盛報告預測，中國將會在2041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並且至少在2050年前經濟增速都會快於後者。依此增速，中國人均收入將會趕上不少富裕國家的水平，從2003年僅占美國的3%（誠然，該數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匯率扭曲），到2050年將一路增至37%。此外，按照高盛研究小組使用的預測模型，2050年後中國仍將繼續向上填補該缺口。

　　頂著近期全球經濟危機的逆風，“中國熱”仍未降溫。英國學者馬丁?雅克在2009年出版的《當中國統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一書中稱，中國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首要超級大國。他甚至認為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將會超越紐約，人民幣將在世界市場中取代美元的

　　位置。

　　然而，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深層次驅動因素加以考慮後，這些預測就顯得過於樂觀。不錯，相對於其他國家來說，未來幾年的中國將變得更加富裕，但在那之後，中國又將掉頭走向貧窮。十分可能出現的一種情況是，中國拼盡全力從美國手中奪過世界最大經濟體的桂冠，但短短幾年後又將其拱手讓出。

　　經濟學很少有章法可循，這門科學（如果可以被稱為科學的話）既缺乏數學的可確定性，又沒有物理學的簡約精妙。很多平庸的數學家和物理學家最後成了一流的經濟學家，原因或許就在於此。

　　但在制定具體決策和衡量經濟增長方面，經濟學和上述學科卻有相近的地方。尤其是經濟學模型，物理學家常常會覺得眼熟，因為它看起來像是模擬粒子在外力（例如重力）作用下的運動。因大量利用了20世紀20年代發展起來的數學和統計學方法，這類模型常被冠以“新古典主義”的稱號，並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流行至今。新古典主義模型允許經濟學在不同國家經濟增長預期之間建立一種僅有的聯繫。這並不是說發現了一個定理，而是提出了一種經受過現實世界檢驗的聯繫：收斂效應。

　　為了闡明收斂的概念，讓我們從最簡單的模型開始。在這類模型中，不同經濟體之間幾乎沒有區別，每個經濟體乍一看都像是在以同樣的軌道增長。其中一些有起跑優勢，已經很富裕；另一些則在追趕，但最終必將趕上領先者。實際上，越落後的經濟體向上填補缺口的速度越快。隨著時間推移，所有經濟體中的工人生產率都會逐漸趨於同樣的水平，因此，在一個市場競爭的世界中，工人的工資和物質生活標準也會隨之趨同。

　　有充足的可觀測跡象表明，收斂理論似乎可以成立。落後於領先者最遠的國家（最貧窮的國家）通過公共健康、教育、基礎設施方面的初步改善，允許其將人口從農村遷入城市，利用工業生產中的規模經濟效應實現引人注目的飛躍式發展。再者，相對于自主技術研發，落後國家可以直接利用先進技術，這使其跨越了一些經濟時代。然而，當它們開始在高端市場同領先者進行直接競爭時，進展自然就會放緩。

　　但這種簡單形式的收斂效應並非放之四海而皆準。例如，20世紀下半葉的非洲國家實際上被富裕的西方越拋越遠。而一些幾十年來看似正在追趕西方的國家，比如日本，在達到西方生活水平前卻遇到了某種瓶頸，令人費解地未能達成目標。當20世紀80年代收斂理論在經濟學教科書中被奉為經典時，有暢銷書預測日本將趕超美國成為世界最強大的經濟體。但那種預測從沒有成為現實，今天也很少有經濟學家還抱有這種觀點。

　　因此，一些經濟學家對收斂理論進行了重新審視，結論是它的基礎概念仍然成立，但必須有一個前提：只有在具備一套類似的經濟基礎時，不同國家的經濟水平才能夠在長期內發生收斂。作為深層次因素，這類基礎的重要性易於察覺，但難以量化。其中一些是恒定不變的，比如地理環境和文化傳統。內陸國家難以輕易地獲得出海口，習慣於專制統治的國家不會突然間遺忘歷史。其他例如司法理念和深度腐敗，只有經過巨大努力和多年時間才能夠改變。上述深層次因素為所有經濟活動搭建了背景。經濟可隨著自身規律起伏漲落，但深層次因素決定了經濟增長的遠期潛力，包括未來數十年甚至幾個世紀。共享某些深層次因素的國家可被歸入同一個“收斂俱樂部”，意味著收斂效應的基本規律適用於其間。只有改變一個或多個深層次因素，一個國家才能改換自身所屬的俱樂部，從而改變長期經濟增長軌道和民眾生活水平的目標。日本在20世紀末遇到瓶頸，是由於它不具備同美國一樣的深層次因素以支撐增長。相比美國，日本的市場競爭不夠充分，監管商務環境的官僚機構應變也較為遲緩。即使發揮最大潛力，日本也沒有處在美國的俱樂部中，因而不應期待它能趕超美國。

　　因存在有力證據，這種被稱為“條件收斂”的新理論在很大程度上經受住了主流經濟學的檢驗。早期計算顯示，以相似的人口增長率和固定資產投資為前提，121個樣本國家的人均收入的確逐漸產生了收斂。稍後一項研究顯示，以出口能力為條件，東亞經濟體的收入水平也在發生趨同，其中低水平國家增長更快。再以類似的政治經濟體制為考量，後殖民時代的非洲國家也同樣顯示了收斂效應。上述研究劃分收斂俱樂部的方法不盡相同—畢竟，你盡可按自己的心意來劃分世界經濟—最終，各個俱樂部的獨有特質會對成員國經濟預期產生足夠重要的影響。

　　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中國正掙扎於低生產率的收斂俱樂部中。“文化大革命”壓制了這個國家的大量知識精英，考慮不周的“大躍進”—例如家庭煉鋼—收效甚微。因規章限制和產品質量低下，中國基本被排除在海外市場之外。自“二戰”結束後，中國被其工業化鄰國越拉越遠。由於選擇了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經濟體制，中國身居其獨有的收斂俱樂部，發展速度並不快。

　　直至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鄧小平恢復領導職務，這一切才發生改變。鄧小平發起了一系列經濟改革，會見外國領導人，向海外開放中國市場，允許更多中國學生出國留學，甚至為私有企業的回歸奠定了基礎。隨著鄧小平主政的延續，中國政府默許私人公司的經營成長，越來越多地將金融和工業的掌控權還給市場。改革讓中國的發展有了脫胎換骨的變化，勞動生產率開始趕上日韓等地區經濟強國。對於中國來說，趕超日韓是否是一個現實的目標？抑或是像日本追趕美國一樣半途而廢？這取決於中國與其富裕鄰國是否身處同樣的收斂俱樂部。

　　但答案可能是：不現實。儘管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有了巨大改變，但和更富裕的經濟體之間仍存在巨大差異。一些差異或許能在未來十多年內改變，另一些則不行。經濟學家認為，人均收入發生收斂效應的前提—特別對於正在向上追趕的後發國家來說—有兩個尤其重要的因素，即貿易開放性和創業便利性。自毛澤東去世後，中國為開放市場做了很多努力，但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一些貿易協定細節直至今日仍存有爭議，例如中國的廉價出口商品在歐美市場的配額。另外，儘管其他國家打開門戶讓中國廉價製成品湧入，中國卻未以同樣程度開放自身市場。

　　談到創業，中國甚至更為落後。世界銀行旨在研究企業經營環境的年度《全球商務環境報告》中，“創業環境”一欄將中國排在181個國家中的第151位。該排名基於專家和商務人士的調查反饋，比較不同國家開辦小企業所需要花的時間和金錢，同時體現了註冊手續的繁簡和融資的法律門檻。在中國，創業者手中需要有相當於平均年收入130%的資金才能註冊企業。而在其他91個經濟體中，從美、日、德等主要國家到阿富汗和津巴布韋，都不存在此種限制。中國也許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對於首次創業的小商戶來說，全世界恐怕找不到幾個地方比中國更困難。

　　當然，這些錯誤可以被修正，中國有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可以迅速制定新法規並大力推行，和其他工業化國家一樣，變成一個適於新投資（包括國內外）的環境。但也有一些不易改變，而從遠期來看又可能變得極為重要的因素。

　　中國的未來遠景主要取決於新古典主義模型所稱的“技術”。這裡講的技術並不只是你從電腦城買到的那些玩意兒，廣義的“技術”代表著人類利用勞動力和原材料創造產品及服務相關的所有決定性因素。它並不只是圖紙和配方，而且還包括腐敗情況、經理對待雇員的方式、法律對投資者的保護、文化對競爭環境的影響、教育傳統對工人創造力的塑造……你還可以列舉很多。上述深層次因素將決定中國身處哪一個收斂俱樂部，而這正是中國的潛在不足之處。

　　儒家傳統可能是影響中國商業活動的首要因素，退一步講，至少是區分中國和其他國家商業行為的最為顯著的因素。儒學源遠流長，深深根植於中國社會。作為極具影響力的國家報刊，1996年的《人民日報》曾號召學習儒家的“寶貴商業理念”。儒學的一些核心宗旨或許在社會層面有所裨益，但無助於發展經濟。

　　儒家倫理教導人們應該把集體置於個人之上，雖然孔子本人不認為集體至上等同於盲從，他的觀點更傾向於只要集體能夠保持和諧，個人就能夠在集體中散發光彩，但在當代中國，孔子的思想被扭曲了。研究中國哲學的清華大學教授貝淡甯（Daniel Bell）認為，儒學中混入了中國歷屆統治者的尊奉傾向，借儒學的文化共振幫助嚴刑峻法的推行，使統治更顯合法。另一個相關的儒學教條可被稱為“禮”，其包括了東亞文明的標誌性觀念—“尊老”。儒家思想中的“尊老”不僅限於家庭關係，也包括統治者與臣民、主人與僕人、雇主與雇員。上述儒學教條是中國商業活動等級森嚴的原因之一。貝淡寧指出，即使孔子本人也不認為年輕人應該進行批判性思考，而應該先學習長者的教誨。只有在集體中獲得足夠的資歷後，才能開始挑戰現有學說和進行創新。

　　在一個成熟的經濟體中，複雜的等級制度可能會帶來問題。正如管理學研究者方元和克裡斯?霍爾指出的，當中國經理決策時，決策必須通過公司等級體系層層下達，很可能在途中就被稀釋了。這個很耗時間的程序損害了公司應對業務變化的快速反應能力。此外，尸位素餐的管理者憑資歷長居高位，而年輕員工即使壯起膽量發言，由於提議常在層層上報中被耽擱，也很少得到採納。在一個創業環境惡劣的國家，這個問題進一步加劇了。

　　由於最終的“長者”，集體的代表—政府—在中國很多大型企業都有控股權，因而這些企業多少都含有上述儒學教條的色彩。但是，政府的利益並不一定符合企業利益，政府並非以商業利潤為唯一目標，否則應售股套現以實現收益最大化。研究表明，政府絕對控股的企業較少分紅，現金流也較脆弱。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所有權複雜的企業中，中國的上市公司一般有五類股東，而美國公司很少超過兩類或三類。

　　此外，中國還有一個文化傳統同儒家思想一樣深入人心。從書本、電影和課堂中，中國民眾耳濡目染的是一個關於民族形成的獨特史話，數千年的激烈鬥爭都是為了將這片廣袤的土地和眾多民族統一在一個旗幟下。那些想將中國劃分成小國的人，就是逆賊；而那些尋求統一中國的，就是英雄。但英雄經常殘忍而暴虐，例如在公元前3世紀用鐵血軍隊統一六國的秦始皇，他的帝國最終分裂了；接下來統一中國的統治者們，例如隋，在殘暴方面也不遑多讓。傳遞的信息十分清楚：為了統一國家並實現大國崛起的夢想，中國民眾需要不容置疑的強有力的統治。

　　同樣的信息也被帶進了公司會議室中，中國企業傾向於將所有權力集中于一個強人之手，包括公司最重要的三個角色：首席執行官、董事會主席、黨委書記。政府通常是最大的股東，因而公司老闆代表著政府利益，普通股東則被邊緣化。毫不奇怪，大一統思想在中國公司增長戰略中也有所體現。一些巨頭公司，例如海爾電器，通過兼併較小競爭者實現了令人驚奇的增長。儘管這樣可利用規模經濟為消費者降低價格，但如果一個公司成了無可撼動的行業領袖，那麼它就沒有動力再進行創新或迎合市場需求的變化。

　　普遍的透明度缺乏使得中國商業環境更為艱難；中國複雜的官僚系統導致了根深蒂固的腐敗；經濟數據被定期修改，引起質疑；美國《大西洋月刊》近期的系列視頻節目指出，中國的人口統計數據誤差幅度可以億計。由於上述部分原因，在中國的商務談判更多地基於私人關係和信任，而非數字和合同。

　　一些西方政治家認為在經過長時期的經濟開放後，中國最終會越來越民主和透明化。即使如此，也無法改變所有限制中國發展的深層次因素，一國政治制度和經濟形勢之間並不一定存在必然關係。請看下面的例子，韓國儘管是民主政體，儒家文化仍在其企業架構和創新領域發揮著影響力。俄羅斯這個有著悠久的威權統治歷史的國家（無論是沙皇、斯大林還是普京），在過去20年間嘗試民主化改革後，實質上又回到強人政治的老路，腐敗和外企受到粗暴對待的問題並沒有緩解。而民主化已有幾十年的瑞典，政府在很長時期內仍保持對經濟的強力干預，這種干預一直持續到10年前為止。

　　因此，要說中國將處理好等級制度問題，或是讓政府實質性地減少對經濟部門的干預，都還言之過早。這種現狀將抑制私企發展，阻礙外資進入。改革開放30年後，中國政府仍通過實際控股和直接管理的方式實質性地涉足國內大型企業。與此相對，日韓等地政府在其20世紀工業起飛時代發揮的作用是牽頭搭建合作平臺和提供保護，以培育私有企業。

　　此外，中國有一套極為龐大的官僚體系，儘管該體系經常成為新產業發展的障礙，政府也很難施加更嚴格的約束。同樣道理，提高法律體系透明度的過程進展緩慢，有些地方政府利用不透明度干涉外企經營。

　　上述所有因素都將拉低中國物質生活水平的目標。從技術層面講，將拉低中國人均收入水平的收斂目標。鑒於這些因素，中國沒有進入美國的收斂俱樂部，而更像和越南及哈薩克斯坦等國身處同一個俱樂部。這些國家在文化基礎、法律體系、政府對經濟的干涉、產業模式以及氣候等方面至少與中國共享部分因素。這說明，國家大小並不影響它所屬的收斂俱樂部，一國物質生活水平可達到的極限，取決於從底部支持經濟增長的深層次因素，在大小迥異的國家，該極限有可能是相似的。

　　當然，這並不是說中國不能進行改進。一份1999年的研究表明，相比老一輩，中國新一代經理人更注重個性，這在長期將有助於鼓勵創新；時至今日，那些年輕經理人無疑有許多正身居要位。不過，還有太多根深蒂固的差異，使得中國民眾在經濟急劇增長結束後無法獲得和西方一樣的收入水平。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收入水平最終取決於勞動生產率。儘管中國工人能獲得最新的製造工具和技術，但如果沒有和歐美同等的創業機會、透明的監管制度、有力的法律保護、高效的企業結構以及創新能力，其生產率仍無法同歐美工人相比。

　　在確定了物質生活水平的目標後，接下來再談談增長速度。一般來說，經濟學家認為離目標越遠的國家向上收斂的速度越快—換種說法就是，人均收入距本俱樂部的領跑者越遠，增長速度越快。一份2003年的高盛報告認為，中國的改革雖然已過去了四分之一世紀，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期還會持續很久，在趕上本俱樂部的領跑者前至少還有40年。不過，對中國以及其他快速發展中國家的歷史加以仔細考量後，中國似乎會更早地進入穩定期，快速增長的年頭不會持續那麼久。

　　相比其他大型經濟體，中國經濟現代化步伐要快得多。鄧小平成為中國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時，中國還處於工業化的起步階段，絕大部分人口仍然在從事農業生產。多數農民的收入僅夠勉強維生，這是個非常貧窮的國家。在短短30年間，中國已轉變成為一個中等收入國家和世界工廠。這種轉變很大程度上源於中國複製技術的能力，同時，還有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即大規模的城鎮化浪潮，農民進入迅猛發展的城鎮務工，為整個世界生產廉價製成品，離開這一點，前面提到的技術將無用武之地。

　　不用奇怪，收斂效應和城鎮化總是形影不離。當城市的機會並不比農村更好時，也就是說，當工廠的勞動力需求變得飽和，而農業的生產率獲得大幅提升後，城鎮化自然就會逐漸停止。舉個例子，美國在20世紀初成為世界工廠，在20世紀60年代進入了經濟成熟期。戰後的太空競賽和歐洲人才流入為它提供了動力和條件，使之從一個超級製造業大國變成了技術和高端服務的領跑者。

　　1910年美國人口普查顯示,有46%的人口居住於城鎮地區，在此前的10年中年均增長率為3%；1910~1960年間，美國城鎮人口年均增長2%左右，直到2/3的美國人居住於城鎮中；1960~1980年間，美國的城鎮化進程減緩，城鎮人口和總人口的增長率相差無幾。

　　同1910年的美國相似，2008年中國的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43%，年均增長率稍低於3%。雷同之處還有中國近年層出不窮的消費品醜聞，令人聯想起美國作家厄普頓?辛克萊爾1906年的小說《森林王子》（The Jungle），該書揭露了芝加哥肉類加工業的內幕，激起了美國民眾的怒火。美國民眾於是發起了改善工作環境，提高商品安全的運動，同中國工人（特別是農民工）正在做的一模一樣。兩國的工薪階層都在變得更富有，誕生了新的城市中產階級，並開始維護自身作為勞動者和消費者的權利。

　　因此，這是否意味著中國還有50~60年的強勁增長，直到抵達經濟成熟期？不一定。首先，如同上面已討論過的，中國生活水平增長目標並不一定能達到美國的高度。軌跡或許相似，但並不意味著會抵達同一個目的地。此外，中國的城鎮化和歷史上的有所不同。農業技術的進步足以在不犧牲莊稼產量的情況下讓勞動力進入城市務工，並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建立一座容納他們的城市。全球化的市場、商品和服務，以及“準時制”的供應鏈可將勞動者與資源以極快的速度配對，以實現新的商機。如果有區別的話，中國的城鎮化所需時間將比美國大大縮短。這應該可以解釋中國目前極快的經濟增長（約10%，已考慮通脹），比美國城鎮化的高峰時期增長速度（7%）更快。究其原因，整個過程似乎被壓縮進了一個更短時期內。

　　另一種可能的情況是，中國的城鎮化將達不到美國的程度。再以日本為例，在20世紀50年代初，日本的城鄉人口比例大概和中國今天相似；至1975年，超過3/4的日本人口居住在城市中；之後25年，該比例幾乎沒有發生變化，日本的城鎮化和快速經濟增長像是結束了。直到21世紀的前10年，一波新的城鎮化浪潮才終於啟動，這次或將有助於日本進一步追趕歐美。

　　綜上所述，中國的快速增長期可能還剩下30~40年。隨著人均收入逐漸接近目標（該目標很可能低於一些世界經濟領跑者），中國的跨越式工程和大規模城鎮化將會失去動力，如同世界上所有主要工業國所發生的那樣，平緩下來進入穩定增長模式。前文闡述過的深層次因素意味著，當中國經濟進入穩定期時，人均收入水平不大可能趕上西方，甚至無法達到日韓的水平。在那之後，問題就將變成中國經濟的平均增長率是否足以使其保持在第一集團。

　　在新古典主義模型中，只有“技術”相同的經濟體才能夠在進入穩定增長模式後繼續以同樣的比率擴展，這裡的“技術”是個包容性的概念，涵蓋了深層次因素和其他所有相關事物。如果中國的“技術”不足以滿足經濟增長的目標，那麼就會開始落後。用另一種方式來說，中國的人均收入將被世界經濟的領跑者們越拉越遠；中國民眾在很大程度上變得富裕後（相對於世界其他國家），又將再次緩慢地走向貧窮。

　　在另外一個層面，上述觀點對中國整體經濟實力有何影響？人均收入只是衡量物質生活水平的一種手段，但並不代表一個經濟體的絕對實力，即採購資源、主宰市場以及為實施巨型工程（如戰爭、太空探索）所能動員的力量。為作進一步預測，這裡還欠缺的要素是中國的人口增長率，確切地說是勞動人口。在這一點上，情況並不樂觀。一份2007年發佈的國際勞工組織報告稱，中國是有史以來老齡化速度最快的國家。報告顯示，儘管沒有全面推行，中國政府在1979年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效果已經顯現。中國的人口增長率已經降至年均0.7%以下，2008年全國人口僅增長了0.5%，這是本書寫作期間所能獲得的最新政府統計數據。中國的勞動力人口—15~59歲之間—2005年占總人口的67%，到2050年將降至僅54%。日本和一些歐洲國家也會面臨嚴重的勞動力人口，甚至總人口縮減的問題。美國的情況稍好，如果目前出生率和移民的趨勢保持下去，美國勞動力人口的降幅將只有中國的一半，從2005年占總人口的62%，到2050年降至56%。人口問題會進一步擴大中美收入增長的差距，這意味著相對于物質生活水平落後於美國，中國整體經濟實力的衰退速度甚至會更快。

　　上面所述的這些代表著什麼？從傳統觀點來看，就如高盛報告所預測的，中國將在2041年趕超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並且在之後進一步擴大優勢。至2048年，中國每年擴大的領先幅度才開始在百分比上緩慢下降，但下降的絕對數量很小。

　　但還存在另一種可能發生的情景，綜合本章之前所述觀點，即，

　　（1）中國經濟並不會朝著世界最富裕國家進行收斂；（2）中國經濟的穩定期將來得比預期更早；（3）中國的長期經濟增長率將低於那些已確立的領先國家。基於這些觀點，一個合理的預測如下：中國經濟將最遲在2050年進入穩定期，其間增長速度慢于高盛的預測；中國人口增長率不會超過美國；中國長期的人均收入增長率將稍低於美國，大概是1.5%對2%。受限於這些條件，中國或能勉強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但只能保留此桂冠幾年時間，由於美國在人口增長率和勞動生產率方面雙雙領先，從而將再次實現反超。

　　由此一來，一些認為中國存在無限潛力的投資者和企業家們會感到非常失望。中國民眾受限於較低的物質生活水平，將不能像歐美民眾一樣購買商品和服務。中國國內市場雖然非常廣闊，但仍不足以壓倒其他主要經濟體；此外，股東和債權人在中國市場獲取的巨額利潤回報，將無法抵消因腐敗、透明度缺乏所導致的風險。中國的證券熱潮將會緩慢而肯定地消退。在經濟史的長河中，中國時刻令人印象深刻，但只是短短一瞬。

　　隨著新古典主義模型的主流化，一些經濟學家試圖對其加以改進，允許廣義的“技術”從內部萌發，而不是完全取決於恒定的歷史因素。當然，這也有可能發生，當某國經歷了一次投資潮，一些資金通常會流入研發領域。但無論有多少新資金，也無法改變一國的法律體系，也無法改變民眾已奉行了數千年的指導學說。

　　當然，這並不是說中國註定會永遠陷於低下的經濟增長和生活水平。數十年的過程足以改變最根深蒂固的傳統，如果突破性或革命性的力量介入，這個時間可能還會縮短。舉個例子，蘇聯的解體讓一些國家處於一張白紙的狀態。它們仍保有自身的文化，但能夠完全自主地重新選擇一些基礎經濟制度，這可能會造成深遠影響，參見下一章。

中文出版序

　　中國重回全球經濟舞臺意義非凡，在此基礎上實現的偉大人道主義成就或可稱為史上之最。通過參與國際貿易、改革經濟政策，中國在短短30年間讓數億民眾脫離了貧困。這樣短的時間內取得如此巨大的經濟成果，可謂前無古人，可能也後無來者。在對中國的多次訪問中，我有幸目睹了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變化。中國現在的問題是，接下來該怎麼辦？

　　辛勤工作的中國民眾想要向富裕國家的生活水平看齊，這是理所應當的。然而，中國幅員遼闊、國情複雜，要領導它在接下來的幾十年延續快速增長，是一個重大而富有挑戰性的任務。

　　幸運...

中文出版序
引言　
第一部分　極限
　中國：崛起之後是什麼
　歐盟：將分崩離析
第二部分　障礙
　新“殖民主義”：對誰有利，對誰有害？
　移民：簡直是一場災難
　資本主義會如何，社會主義又怎樣？
第三部分　機遇
　美國的商業文化還將獨霸世界嗎？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中間商將成為贏家
　世貿組織將名存實亡，貿易會如何開展？
　上海、香港、紐約和倫敦將會被新興宜居中心取代？
第四部分　風險
　一個巨大的金融黑市將會形成
　全球變暖會讓這個世界“天翻地覆”
　世界政治體系將會阻礙經濟發展
後　記　

中文出版序
引言　
第一部分　極限
　中國：崛起之後是什麼
　歐盟：將分崩離析
第二部分　障礙
　新“殖民主義”：對誰有利，對誰有害？
　移民：簡直是一場災難
　資本主義會如何，社會主義又怎樣？
第三部分　機遇
　美國的商業文化還將獨霸世界嗎？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中間商將成為贏家
　世貿組織將名存實亡，貿易會如何開展？
　上海、香港、紐約和倫敦將會被新興宜居中心取代？
第四部分　風險
　一個巨大的金融黑市將會形成
　全球變暖會讓這個世界“天翻地覆”
　世界政治體系將會阻礙經濟發展
後　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