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1. 在有關蔣介石的眾多研究著作中，從精神層面透視其成敗得失者，本書可謂先河之作。

　　2. 陳鐵健和黃道炫都是近代史界相當有名的學者，其著述以觀點新穎，立論客觀，史料翔實並經得起推敲而聞名。

軍人的信仰

　　

　　自幼成長在基督教環境中的宋美齡曾在回憶中說到：“想要明白舊約中複雜繁奧的真理，這是一件頗為煩難的工作，因為難得有幾則聖經歷史，是一個不在基督教環境中長大的人所能領會欣賞的。”宋美齡所說的困難，指的是她本人對蔣介石信教經歷的體認。確實，作為一個在中國思想環境中成長的軍人，不惑之年後卻與基督教結緣，並在日後成為基督教的信奉者，這樣的經歷多少會讓人覺得有困惑，這樣的路徑對蔣介石如何可能，是一個頗有趣味的問題。

　　蔣介石出生于中國傳統家庭，祖父蔣斯千、母親王采玉都是虔誠的佛家信徒，溪口的雪竇寺又是佛教名刹，南宋被敕為“五山十刹”之一，明代進入“天下禪宗十刹五院”之列。自幼浸潤於濃重的佛教氛圍中，中年以前，蔣對佛家體認顯然較其他宗教為深。他曾在《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一文中寫道：“先妣于楞嚴、維摩、金剛、觀音諸經，皆能背誦注釋，尤複深明宗派。中正回裡時，先妣必為之諄諄講解，教授精詳。近年來中正嘗治宋儒性理家言，而略究於佛學者，實先妣之所感化也。”

　　在蔣介石早年的日記中，可以看到求佛拜佛的記載。1920年8月，蔣介石做股票，投資不利，因此在農曆七月十五這天，“五時後起床，供佛許願。” 次年3月，“隨母王太夫人上普陀山，施千僧齋，參觀新衲受戒式，病其儀法繁酷，慨然有改革佛教之志”。 1920年代，蔣介石常有讀佛經的記載，有時甚至會有出家之想：

　　1922年9月9日 出寺門步幽，作解脫塵緣之想。

　　1923年2月3日 看心經，甚覺虛空之理不誤也，以後擬多看佛經。

　　1928年2月26日 余與三妹嘗談，餘終久必為僧也。

　　蔣介石與佛林中人過往，值得一記者為太虛。太虛（1889—1947），浙江海甯人，現代中國佛教改革的最重要領袖，人生佛學的主要倡導者。1927年蔣介石第一次下野時，太虛在佛林已著有聲望。因黃郛之推薦，蔣介石邀約太虛到溪口相見。9月8日，蔣介石日記載：“太虛和尚應召而來，擬于雪竇相見。”10日，是為中秋，蔣介石日記中記下該日行止：“復函及致果夫書，送客後往千丈岩下重遊，查看仰止橋及中山菴地址，與太虛同行，以詩贈予。下午回慈菴休息，即到樂亭，太虛、禮卿亦來。汪精衛等將來滬，党國全為偽君子所誤矣。晚在樂亭過中秋賞月，太虛為餘講心經。十時回慈菴。”

　　關於蔣介石、太虛會面情景，太虛的回憶更為詳盡。8日，太虛抵達溪口後即登雪竇山與蔣介石初次會見，太虛記載：

　　翌日，長談，蔣公擬邀我同去日本住一些時，把陽明學和佛學作一番研究。偕我及吳禮卿、張文白兩君同遊千丈崖下，與寺僧規劃建橋築路和修理飛雪亭、妙高臺等工程，興致甚高。當晚，有一美國人來謁；談後，蔣公趣向上似有了遷變。中秋的早晨，美國人辭去後，我亦辭行；但蔣公約我同到溪口過節，下午乃偕吳、張二君等下山，路經蔣母墓庵暫停，轉至溪口文昌閣。閣上蔣公藏書頗富，山水尤占形勝。晚餐畢，團坐賞月。蔣公集親友，請我為講《心經》大意。我次日返甬，致函申謝，並告以欲赴歐美考察遊歷。蔣公旋過滬，東渡扶桑。過滬時，囑陳君果夫以3千元贈余，作歐、美游費。

　　1928年上半年，蔣介石和太虛兩次見面。3月3日，蔣介石日記簡單記下兩人的第一次會面：“到靈隱午餐，與太虛談話。”太虛則回憶了兩次見面的狀況：“17年春間，蔣公蒞杭訪余於靈隱寺，同攝影多幀，蔣公訂出洋前再一晤談……6月初，蔣公暫由北伐前線返京……謁于總司令部，蔣夫人宋美齡女士亦出相見。蔣公數日後，又招游湯山。旋再出發前線，派張副官長送余旅京費300元，餘移捐作中國佛學會籌備處的經費。” 不到一年時間，蔣介石與太虛三次見面，可見其當時對佛門態度。此後，隨著蔣介石與基督教關係日深，對佛教和太虛才慢慢變得疏遠。

　　和早期對佛教的熱誠態度相比，蔣介石與宋美齡結合前，與基督教較少發生關係，蔣介石日記中也只有零星記載，1919年10月4日記有：“上午往訪徐季龍先生，談耶穌教事約二小時。” 當時革命党人中不乏基督教徒，其影響也日漸增大，蔣介石對基督教有所注意應屬正常。國共合作開展國民革命後，適應國民黨左轉的趨勢，其對基督教一度表現出激烈的排斥態度，1926年1月日記記有：“接見美國新聞記者，約談兩小時，痛詆美國外交政策之錯誤及基督教的虛偽。” 不過，這種表態和作為政治人的蔣介石其他表態一樣，不必太過當真。

　　1927年蔣宋結合是蔣介石宗教信仰的一個重大轉折點。宋美齡回憶：

　　我母親的宗教精神，給了蔣委員長很大的影響，我於是想到，我在精神方面，不能鼓勵我的丈夫，實在覺得萬分遺憾。委員長的太夫人是熱心的佛教徒，他的信仰基督教，完全是由於我母的勸導。為了要使我們的婚約得她許可，委員長允許研究基督教義，並且誦習聖經。後來我發現他謹守前約，我母去世後，也絲毫不變初衷，但教義中，他起初很也有一些不能瞭解的地方，讀時很覺沉悶。他每天誦習舊約，苦思冥索，自多困難，所以我在日常談話中，實有把難解決之處，委婉示意的必要。

　　1928年初，蔣介石日記中多有閱讀基督教入門書《信仰之意義》的記載。1929年底，讀基督教書籍的記載更為集中：

　　1929年12月11日 看聖經。

　　1929年12月24日 看耶穌教教人生哲學，甚以人心思亂，毫無定力為憂，惟有宗教以範圍之乎！

　　1929年12月25日 看耶穌影片甚有感覺，其生死如一，始終不渝也。……到岳母家聽道。

　　1929年12月29日 上午會客批閱後，到湯山聽岳母講教義。

　　1930年，也許是受到蔣介石研究教義行動的鼓舞，宋母開始催促蔣介石入教。蔣介石日記寫道：

　　1930年2月17日 岳母勸我入教甚堅，餘以尚未研究徹底，不便冒昧信從。岳母似必欲餘入也。

　　1930年2月21日江長川牧師特由滬來京，岳母與妻室皆勸餘受洗禮，餘以未明教義對。江勸餘以先入教而後必明教義，對餘約以三個月研究教義，假我以時間也。餘意以救世之旨信耶穌則可，而必以舊約中之禮教令人迷信則不可也。

　　通過數月的思索、閱讀，蔣介石對基督教的瞭解逐漸加深，並已有加入基督教的意願：“今日看完新約全書，尚未深加研究。特再看一遍，惟耶教乃救人救世、損己利人為本，當信奉之。” 此時，宋母病重，更為蔣介石最終決定受洗起了臨門一腳的作用。10月23日，是蔣介石的受洗日。這天，他在日記中寫道：“晨到上海，謁見岳母病態頗重，其精神遠不如上年，心甚憂悶。老人愛婿等於愛子，先慈既棄養，但願岳母長壽，故受洗禮之心益切，以償老人之願，使其心安病痊也。下午請江長川牧師在岳母家，余受洗禮。岳母頓佳，心為之慰。”

　　可以看得出來，蔣介石受洗，有自願的成分，也有順從老人的意思，此時，他對基督教的態度其實還不無保留。受洗次日，他在日記中寫道：“人欲至今橫流已極……欲防微閉邪亦無其道，惟有使人人精神上受一種高尚之信仰，克自誡勉，或足挽救世道人心于萬一。而主義為餘政治行動之信仰，教義乃為餘精神惟一之信仰，願從此以後，以基督為餘模範，救人救世，永矢勿怠也。” 11月初，在閱讀耶穌傳記《完人的模範》時，他的感想仍然是有褒有貶：“《完人的模範》一書，譯筆甚佳，餘對耶穌一生之事業，尤為欽感。至其生前與死後之神話，則可勿論也。”

　　按照宋美齡的說法，雖然她自幼成長在宗教環境中，但繁瑣的儀式並不能完全固化她的信仰，逃避甚至是她常常會想到的方式。應該說，就一般人生成長歷程而言，宋美齡的回憶有相當的可信性。因此，當蔣介石表現出其對基督教的興趣後，蔣、宋的基督教信仰某種程度上是相互促進，相得益彰。宋美齡談到：

　　我就把我所知道的精神園地，引導丈夫進去。同時我因生活紛亂，陷於悲愁的深淵，也想找一自拔的途徑，於是不知不覺地重又回到了母親所信仰的上帝那裡。我知道宇宙間有一種力量，它的偉大，決不是人們所可企及的，那就是上帝的力量，母親鼓勵委員長精神生活的任務，既由我擔負了起來，我也日漸和上帝接近了。

　　宋美齡的說法不無參考意義，人們通常都會提到1936年西安事變時的經歷對蔣介石的影響，認為這是蔣介石明確把基督教作為自己信仰的開端。從蔣介石、宋美齡有關西安事變的記載看，事變中的經歷確實令蔣介石增進了對基督教的信仰，宋美齡描述其赴西安見到蔣介石的情景：

　　吾夫言曰：“餘雖屢囑君千萬勿來西安，然餘深感無法相阻也。今晨余展聖經，適閱及：‘耶和華今將有新作為，將令女子護衛男子’句，今君果來此。”……吾夫屢言，苟利國家，願以身殉。餘告以自彼被困之後，全國民眾，憂疑惶急，向所未見；即平日反對其政策者，亦抱同感，祈禱其出險者，遍佈全球；稚齡學童，號哭如喪考妣；兵士聞其不諱之誤傳，竟有自殺者……餘複告以感覺劫持彼者已萌悔禍之意，倘處理得宜，或可立即解決。我等目前應自製，應忍耐。吾夫述十二日晨經過情形時，感情衝動，不能自持，余即溫慰之。出聖詩就其榻畔誦讀者有頃，始見其漸入睡鄉。

　　這樣的經歷對習慣於暗示和神靈庇佑的中國信徒增進信仰自是大有幫助。

　　不過，結合宋美齡的回憶和蔣介石日記看，蔣介石密切與基督教關係似乎並不完全自西安事變始。受洗後的蔣介石，很快就融入到基督教中。下面的記載很可以提供佐證：

　　1933年8月7日 基督教之精神，乃為人類之生存與向上而取積極的宗旨也，簡言之，以增進世界人類之幸福而已。

　　1933年10月13日人之必需上帝之種種磨煉，乃臨難可無屈撓耳。餘等且當視苦難為至寶，如上帝之意忍受之而不懈也。近日對於信念上帝之心益切，乃覺萬事皆由上帝在冥冥中為之主宰，吾人惟依其旨意而行，不懈怠，不強速成敗生死，聽之於天而已，上帝，即天也。

　　1934年6月13日中國復興之道，除復興孔子仁義之哲學外，非提倡基督救世，認定宇宙一元，必有主宰維繫於冥冥之中，使國民精神皆有所依歸慰藉，得與惡劣污穢之世界奮鬥，以自救而救世、救國，其他實無他道也。

　　1934年6月15日 如先慈在世，與之說明此理，彼當亦信奉基督也。

　　蔣介石一生，母親在他心目中具有異常重要的地位，因此，當他為其母設定信仰時，證明基督教於他已非同一般。所以1936年2月，他在日記中會說出：“中國宗教應以耶教代佛教，方可與歐美各民族爭平等，而民族精神之發揚與應有德性之恢復亦能得事半功倍之效。”

　　蔣介石接受基督教，除了人們經常談到的宋家的影響外，和國民黨內尤其是孫中山的宗教信仰狀況大有關聯。孫中山青年時代，受洗成為基督徒。1896年，孫中山在英國倫敦被難，事後，孫中山在給區鳳墀的信中談到被囚時的心情：“初，六七日內無人知覺，弟身在牢中，自分必死，無再生之望。窮則呼天，痛癢則呼父母，人之情也；弟此時惟有痛心懺悔，懇切祈禱而已。一連六七日，日夜不絕祈禱，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無憂色，不期然而然，自雲此祈禱有應，蒙神施恩矣。” 民國建立之初，孫中山數次在演講中稱讚基督教：“兄弟數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號，始終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會所得來。” “此次革命功成，兄弟亦滋愧悚。但兄弟數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號，始終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會所得來。今日中華民國成立，非兄弟之功，乃教會之功。” 基督教在孫中山心目中地位可見一斑。

　　作為政治人物，孫中山的思想、言論經常處於變化當中。和宗教相比，科學觀念在孫中山這裡有著更重要的地位，這些和政治態度的變化相結合，就有可能導致其與基督教日漸疏離。1924年他在講演中談到自己：

　　于耶穌教之信心，隨研究科學而淡薄。予在香港醫學校時，頗感耶穌教之不合倫理，固不安於心，遂至翻閱哲學書籍，當時予之所信，大傾於進化論……科學的知識，不服從迷信，對於一件事，須用觀察和實驗的方法，過細去研究，研究屢次不錯，始認定為知識。宗教的感覺，專是服從古人的經傳。古人所說的話，不管他是對不對，總是服從，所以說是迷信。就宗教和科學比較起來，科學自然較優。

　　對孫中山的宗教態度，宋慶齡在1966年寫給愛潑斯坦的信中曾談到：

　　孫中山明確地告訴我，他從來不信什麼上帝，他也不相信傳教士（他們不是‘偽善者’就是‘受了誤導’）。他說這些話是聽到我講，在美國上學時，一到星期天學生們就被趕到教堂去做禮拜，我總是躲進衣櫥裡，等女舍監帶著姑娘們走了之後才出來給家裡寫信。他聽後開心地大笑著說：“所以我們兩個都該進地獄啦！”

　　宋慶齡寫這封信的時候，正是文革的前夜，很難說當時的政治氣候對宋會不會有影響，所以她刻意強調了孫中山與基督教的距離。應該說，雖然孫和基督教的關係曾有被誇大的因素，但確也不是空穴來風，正因此，當蔣介石尋求和基督教結合時，孫中山與基督教千絲萬縷的關係，成為其良好的精神資源。在徘徊于基督教門前時，蔣介石就不忘以孫中山為自己作出暗示：“上午會客批閱後，往孔宅，與亮疇、庸之聽耶教之義。總理亦教徒之一，且倫敦被難時，專心虔禱得免禍害也。”

　　蔣介石強調孫中山與基督教的關係為自己信奉基督教作出鋪墊，充分顯示其政治人的特點。蔣介石應該很清楚，他選擇信仰基督教勢必在中國社會及內部陣營受到政治上的質疑，因此，如何應對這樣的聲音成為蔣介石考慮的重點。1931年4月，與宋靄齡等長談後，他在日記中寫道：

　　與大姊等談共產黨與基督教之比擬，共產主義實為一宗教，亦可謂之馬克斯教，以其含有世界性、無國界者也。耶蘇教亦不講國界，完全以世界為主，蓋凡稱為宗教者必帶有世界性，而且皆排擠他教與其他主義，而以惟我獨尊者也。其目的則皆在救人，然而其性質則大有區別。馬克斯則以物質為主，是形而下學之哲學，並以恨人為其思想出發點。其所謂救人者，單以工人一階級為主。至於後進之今日，則一般共黨往越趨越下，而以卑劣仇殺為其本分，是其單欲以工人階級利己主義，以物質誘人深入罪惡也。基督教以博愛救世為主義，今日共產黨之惟一大敵，且其以精神感化世人自新。故今日反對共產黨者，當以聯合基督教共同進行，且基督教乃世界性而不講國界，故決不為任何一國帝國主義者所利用。共產黨指基督教為帝國主義侵略之工具，吾人不測，亦從而和之，是盲從者也。吾人一思基督教與共產教在中國之損益與禍福及其時期之久暫，則敢斷言基督教于中國國民有益而無損，不若共產黨為禍之大也，願國人審慎之。

　　由於篇幅和精力所限，蔣介石在日記中針對一個問題如此長篇大論地發議論並不多見，這段話應該是其深思熟慮的結果。稍後，蔣介石以此為綱，撰著《主義與宗教之關係》一文，向其部屬系統闡釋其宗教觀念。蔣介石比較了佛、道、基督教、共產主義的特質，認為：“主義與宗教之發生，其動機莫不出於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意識之中。釋教之慈悲主義即出於愛與哀者，道教之樂天主義即出於樂與喜者，耶教之博愛主義乃出於愛，而馬克思教之共產主義乃全出於惡與怒者。” 由此出發，他強調：

　　今日世界各派宗教，其比較的近於科學，而具有革命精神，且其人生觀念，摩頂放踵，奮鬥犧牲，實行其救世主義而最有益於人類者，不能不推耶教為首。至吾人之信仰耶穌教，尤以耶穌教有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之人格，又有打破黑暗反對階級之精神也……當此物質思想與精神衝突，邪說紛紜，禮教破壞無餘之時，而欲挽救世道人心，使人類之互助與和平，使民族之發展與自由，使國民之立己與立人，犧牲其自私自利之惡習，而願為世界與人類求生存，以進於大同之世，則對於物質方面當力求其科學之昌明，以破除虛偽之迷信，而對於精神方面，當保持其宗教之精神與人格之所在，勿使一切倫理與道德亦隨其虛偽之儀式而破壞無餘。故維持世道人心者，對於今日滅絕人類之共產教不得不聯合一致而撲滅之。

　　科學、革命、倫理道德，這就是蔣介石賦予基督教的關鍵詞。雖然這並不一定為基督教本身所擁有，但卻是蔣介石需要的特質，蔣試圖以此說服他的部下，顯示其對基督教的信奉並不違背國民黨的革命精神，並且適足以此與正在對國民黨構成重大威脅的共產主義抗衡。然而，蔣介石的這一努力似乎並不怎麼成功，其最親近的部下之一陳誠在家書中留下了對蔣介石文章的觀感。4月27日，陳誠在家書中寫道：“蔣先生要發表關於宗教的那篇文章，實在使我對於革命前途起了無限的失望和悲觀。” 陳還提到，將給蔣介石去信討論這一問題。兩日後，他又在家書中進一步解釋其觀點：

　　前日所談關於耶教問題，每感年來中國社會的變革，實為中國歷史所未見。但怎樣使這一變動適合民眾的需要，使中國社會達到較高度的模型，是全中國人民意志的總匯。目前雖然許多現象是模糊而不清晰，然而一切變動，一個新的社會政治中所蛻化，在新舊交替的過程中這種現象是不可避免的……目前視共產主義為共產教，用耶教克服共產教，實在沒有必要。同時共產主義決不是共產教，用耶教絕對不能打倒共產主義。耶教在中國根本不能存在，青年信仰不堅確，不能以耶教做中心，可以使之堅確。

　　基督教在革命黨人心目中向為帝國主義侵略的使者，而且也和革命黨人打破迷信的信念相左，雖然蔣介石在文章中對此作了解釋，試圖為自己的行為自圓其說，但並不能左右革命黨浸潤已久的習慣思維，而以宗教代替共產主義作為中國人信仰的想法，更為陳誠所不取。在當時的時代，革命思想並不是那麼容易可以動搖的。

　　為消解人們對宗教和迷信的疑問，蔣介石強調：“所謂迷信與宗教的信仰不同，前者是信賴鬼神邪術，拿來支配現實的事物；其結果必妨害社會之進化。後者是基於哲理的信仰以為個人精神之超象的寄託，以涵養人類高貴的德性。所以宗教的信仰是應當有並且應當聽其自由的；而迷信卻是絕對不可有而應當徹底破除的。無論一個地方或整個國家與民族如果不能破除迷信，一定要蒙受莫大的禍害！” 確實，在蔣介石接受基督教之初，他更看重的是宗教裡的人性，而非神性，每天的宗教儀式於他而言也是修身養性的一種方式，只不過把原來中國式的打坐換成基督教的禱告而已。正是從這一層面言，蔣介石內心對超越意義的靈性的追求，是他接受基督教的重要心理基礎。如他自己所說：“基督徒的生活是最滿足而豐富的，在物質方面可以享受上帝所賜的一切幸福（並不像其他的宗教一般要滅絕一切欲望的）；同時更可以在靈性方面得到永生的快樂。”

　　隨著蔣介石在基督教中浸潤時間的延長，宗教中的神性漸漸在他心目中顯現力量，尤其西安事變更加深了他的這一印象。因此，在遇到困難時，禱告成為其獲得力量的重要源泉，這一點，在三年內戰處境艱難時體現得尤為明顯：

　　1946年7月14日 今晨三時點起床，祈禱可否剿共問題，得默示“可剿”，乃即下令致函伯陵，決於18月20日之間開始進剿也。

　　1947年12月25日 天父許我明年聖誕節可消滅山海關以內各省之共匪，並令我不可放棄永吉與長春各要據點，可知天父之意旨，皆今實際與必然之理，凡遵照意者，必皆成功也。

　　1948年1月6日 子醜禱告時請求天父指示，對美可否決絕表示，連叩三次者，皆示為不可。照常理決策，以為對頑固不靈之政敵，有詞可藉，有機可乘，非予以當頭一棒，使之有所覺悟不可，而神則再三示為不可。過後半日乃發現餘自主觀太強，思慮錯誤處之發現，始信知幾惟神，非人所能想及，自後諸事益不敢自是，皆應以神之指示為決定矣。

　　作為基督教信仰的一部分，當蔣介石浸潤日深後，他經常會力圖從宗教中獲得暗示，刻意製造神的意旨，以天意作為支撐自身的精神力量：

　　1946年1月27日今晨末醒以前得夢撲滅無數之蒼蠅，幾乎隨手可矣，其勢甚易，而且蠅畏懾，作不敢逃避之狀，此乃今年剿滅赤匪之預兆，伏願一切榮耀皆得歸於我慈悲天父也。

　　1946年8月31日 夢見岳母宋太夫人扶掖我登梯上樓，此乃剿共成功，國家統一事業上進之兆也。

　　1946年12月25日 今為聖誕節。四時初醒，回想十年前尚被囚西安情景。五時前起床洗盥畢，禱告讀經，查考基督降生時刻甚久……下午三時半舉行國大閉幕典禮，此時正十年前余在西安脫險起飛之時，亦雲巧矣。若非有上帝在冥冥之中主宰其事，盍能巧合至此。

　　其實，蔣介石所言的夢境和巧合，和基督教信仰並不完全契合，有其中國民間信仰的成分糅合在內。有意思的是，1948年2月10日農曆新年那天，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昨日默禱五次，每次皆在十分時以上。讀舊約四章，耶利米記第四十二至四十五各章，自覺對天父仰賴益切，信心彌篤，本年必蒙更大之恩典與救法，消滅全國共匪統一中國事業，完成上帝所賦予之使命並無疑問，故未曾占卜也。及至午夜一時與妻共同禱告後乃寢。”蔣介石自稱因信賴天父，未曾占卜，其實從此時滿布其日記中的失敗陰影及當時的戰場實況看，更可能的是由於信心衰減，蔣介石已經不敢面對占卜的結果。

　　從日記中看，蔣介石在新年之際，通常都會占卜，以預測一年的吉凶，而基督教對占卜行為是禁止的。其實，不僅是占卜，蔣介石成為基督教徒後，其對中國傳統民間信仰的許多成分並未放棄，諸如堪輿等等，蔣緯國回憶：

　　父親不僅會看風水、面相，還會奇門遁甲。有一次，我們兩人一起到慈湖，在那之前我們都不曾去過。那天我們開車到慈湖附近，車子靠邊停下，我與父親下車走路，走到慈湖入口，父親說：“那裡面應該有個湖，我們進去看看。”我們走進去一看，裡面原來是一個土法開採的小煤礦，已經開採完了，變成一個廢坑，外面髒得不得了，都是煤渣，我們走了一圈，父親就用手指了一指說：“就是這個地方。”我不解地問父親，父親就說：“這個地方好，我們下次再來，今天沒時間了。”他要我第二天查地圖，確定位置，當天夜裡我就查了地圖，地圖上果然有湖的標示，而且後面還有一個湖。

　　第二次去慈湖時，父親帶了一個羅盤……父親一方面教我使用中國羅盤，另一方面拿著羅盤對方位，對到一個地方時，父親說：“就在這。”這個地方就是現在慈湖四合院的所在地。

　　雖然這些並不足以阻止蔣介石成為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但多少使其信仰帶上了一些光怪陸離的色彩。而且，蔣介石的整體思想就未嘗不有這樣的特徵，再放大看，轉型期的整個中國思想，何嘗也不有著多頭並進的複雜軌轍。

軍人的信仰

　　

　　自幼成長在基督教環境中的宋美齡曾在回憶中說到：“想要明白舊約中複雜繁奧的真理，這是一件頗為煩難的工作，因為難得有幾則聖經歷史，是一個不在基督教環境中長大的人所能領會欣賞的。”宋美齡所說的困難，指的是她本人對蔣介石信教經歷的體認。確實，作為一個在中國思想環境中成長的軍人，不惑之年後卻與基督教結緣，並在日後成為基督教的信奉者，這樣的經歷多少會讓人覺得有困惑，這樣的路徑對蔣介石如何可能，是一個頗有趣味的問題。

　　蔣介石出生于中國傳統家庭，祖父蔣斯千、母親王采玉都是虔誠的佛家信徒，溪...

前言
千江有水
第一篇
傳統精神的養成
一 思想形成期的傳統背景
二 日本留學
三 新文化中的舊人格
四 蘇俄考察
第二篇
豐富的傳統養料
一 學庸的闡釋
二 宋明儒的薰陶
三 調和朱、王的努力
四 墨、法思想與致用之學的傳承
五 蔣介石與陳誠：面對傳統經典的一個例證
第三篇
哲學的繼承與新創
一 力行哲學的淵源
二 力行哲學的基本精神
三 力行哲學的現實目標
第四篇
蔣介石的統治資源：政治
一 倫理中心的政治觀
二 民本和民主
三 三民主義：面對孫中山
四 法西斯主義的試探與轉向
五 “保守的革命者”：國共鬥爭中的蔣介石
六 妥協：藝術？性格？
七 蔣介石的烏托邦
第五篇
蔣介石的統治資源：社會文化
一 新生活運動
二 民族文化復興運動
三 科學與教育觀念
第六篇
軍人蔣介石
一 軍人與兵書
二 起飛之地：黃埔練兵
三 沙場馳騁
四 軍人的權術
五 軍人的信仰
六 軍人的愛欲
後記

前言
千江有水
第一篇
傳統精神的養成
一 思想形成期的傳統背景
二 日本留學
三 新文化中的舊人格
四 蘇俄考察
第二篇
豐富的傳統養料
一 學庸的闡釋
二 宋明儒的薰陶
三 調和朱、王的努力
四 墨、法思想與致用之學的傳承
五 蔣介石與陳誠：面對傳統經典的一個例證
第三篇
哲學的繼承與新創
一 力行哲學的淵源
二 力行哲學的基本精神
三 力行哲學的現實目標
第四篇
蔣介石的統治資源：政治
一 倫理中心的政治觀
二 民本和民主
三 三民主義：面對孫中山
四 法西斯主義的試探與轉向
五 “保守的革命者”：國共鬥爭中的蔣介石
六 妥協：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