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再訪天竺 自明中土

　　在想像世界版圖的“西方”時，尚有一個離感官更遠而脚程更近的“西天”。

　　中國須要深切思考印度、親近印度是爲了自明。

　　★印裔美籍歷史學家、漢學家杜贊奇，自選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文章結集再版。杜贊奇曾爲美國歷史教科書《東亞史》編寫者，因對中國的極大興趣和研究成果而贏得世界聲譽；

　　★最新收錄“族群，國家與可持續發展：有關泰戈爾的當代性關聯”一文，重新思考泰戈爾近百年的思想、目標和策略，以今人眼光探究泰戈爾關于民族問題、亞洲或所謂“東方”及世界問題的概念化論...

歷史意識與國族認同



大多數中國人都爲他們悠久而連續的文明深感自豪。有些人還宣稱其歷史有五千年之久。但事實上，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中國革命者對于這造就了奴隸與封建思想的數千年文明却抱有矛盾甚至否定的態度。現代歷史意識在中國的變遷，準確地反映了當權者與知識分子在尋求建立新中國和中華民族身份認同的過程中，爲之爭論不休的到底是怎樣一種國家和社會。換言之，如果我們希望瞭解中國領袖與中國人民是如何看待他們的社會及其他們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那就必須去瞭解中國人不斷變化的歷史觀。

過去一百年間，那些努力想要理解中國現狀的學者和政治家們都專注于一個核心的歷史問題，即中國從一個儒家、帝制社會到一個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轉變過程。與其他非西方社會相比，中華帝國擁有一些能促成其轉變的特點。當然，也會有一些特點阻礙其轉變。促使其轉變的特徵包括：統一的官僚制國家，擁有社會責任感、政治化的士紳階層，一個相對開放、較少世襲職位的社會，以及一個高度發展的前工業化經濟和大批企業家人才。

另一方面，也存在許多障礙。例如，從19世紀下半葉起，帝國主義列强的入侵和剝削導致政府被大大削弱。此外，官僚及貴族精英代表了位于社會頂層的少數，他們無力——且常常反對——對資源和人力進行有效的調配，而此種調配對一個競爭性的資本主義世界甚爲重要。近代中國民族主義之父孫中山時常抱怨，人民就像“一盤散沙”，無法爲民族的共同目標而凝聚起來。20世紀初的政治家，例如梁啓超，就注意到，如果沒有一種積極向上、進步主義的歷史觀，中國社會無法把它自己當作一個有前途的國家來看待。

事實上，現代意義上的歷史書寫，于18世紀末的歐洲與民族國家同時誕生，幷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非西方世界出現。這種類型的歷史書寫，常常先播下“民族國家”這個概念的種子，然後逐漸灌輸對民族國家之愛和對民族敵人之恨，幷創造出在新世界裏爲國家服務的公民。在這種新的歷史觀中，民族國家——本國的人民與文化，而非王朝與貴族——才是歷史的集體能動力或主體。由于當時大多數歷史書寫的目的在于重新發掘一個共同的，或有可能被統一起來的、可以實現他們的現代使命的“人民”的概念，因而，國家本身的綫性嬗變過程就具有一種推進作用。而當時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世界觀無疑又進一步催化了這種作用。根據當時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如果一個國家不能成爲一個强大的民族國家（殖民地亦是如此），這個國家就注定將永遠被殖民，就注定要滅亡。

不用多說，中華文明擁有複雜而豐富的歷史寫作傳統。例如，由漢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偉大歷史學家司馬遷所記錄下來的歷史就擁有一個相當現代的關于時間的概念。他呼籲要爲新一代設立新的體制。但毫無疑問，這種綫性的時間觀在歷史寫作中幷非主流。在帝國晚期（約10001911年）編著的大部分史書都力圖回到古代的理想聖賢君主時期，充滿著“厚古薄今”的情懷。此外，王朝的編年史家們也趨向于把事件記錄成一種循環宇宙論模式的表現，人在其中與超自然力量緊密相連。因此，自然灾害，如水灾，或推翻某個王朝的起義，都被理解爲上天對君主與官僚的不滿，他們道德敗壞，以至于上天收回了其政權的合法性。

因此，進化論或進步主義的時間觀認爲人總是可以改變未來，而中華帝國的歷史學却幷不這麽認爲；換言之，未來的發展是被稱爲“歷史”的實體的一個組成部分。萊茵哈德·科塞勒克（ReinhartKoselleck）把“歷史時間”的現代理解總結爲“過往經驗”和“未來期待”之間的斷裂，人們開始期待一個不同的未來，而非期望過上祖先曾經經歷過的生活。過去與未來被綫性地連接起來，但後者與前者却幷不相同。儘管在普通人的歷史觀中，這不是什麽大問題，但對于全球的歷史學家和其他思考民族問題的人而言，要與過去保持一致或與過去緊密相連，同時又前行幷開創與過去完全不同的未來，乃是一大難題。

在19世紀末的中國，儒士和心憂天下的其他人均認爲，日本及西方帝國主義者將瓜分滿清帝國（由滿洲人于1644年建立），作爲一個文化與政治實體的中國將不復存在，這時他們便開始放眼世界，不僅尋求新的軍事技術，同時也尋找能够讓中國在現代世界生存下來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體制。隨著他們爲解决方案而爭辯，他們也開始吸收時間與歷史的新概念，作爲對新世界的最基本構想。綫性、進步、人類的歷史觀成爲理解他們自己的社會、過去及未來的前提條件。

梁啓超與《新史學》

到了20世紀早期，中國歷史開始從中世紀的、專制的宰製中解放出來，以啓蒙模式來書寫。歷史學家梁啓超——他有可能是第一位以進步的歷史觀書寫中國歷史的人——明確指出，一個民族如果沒有一部綫性發展的歷史，它不可能成爲一個國家。他于1902年撰寫的世界史《新史學》不僅僅是一本描述歐洲征服世界的書，而且是從給世界帶來啓蒙的歐洲角度進行撰寫的。如果說他以前的老師康有爲把進步的觀念帶入了儒家史學中，那麽，梁啓超的叙述則代表了對中國傳統史學的全盤否定，因爲傳統的歷史書寫方法無法給中國的民族國家歷程賦予意義。

20世紀初，這種歐洲模式經由日本傳來中國。當時，明治時期（18691912）的歷史學家已在撰寫一種將日本民族和文化合爲一體的新歷史。他們使用如歷史分期和考古學等技術來建立日本歷史的起源與持續性。爲了回應歐洲以“文明教化使命”爲理由對各國進行征服的歷史叙述，日本歷史學家力圖在民族歷史的基礎上發展出一部東亞文明史，這部歷史將記下東亞地區時代精神的進步軌迹。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這段東亞文明歷史（日本人稱之爲“東洋史”）被一部分歷史學家利用，以此賦予日本作爲進步的古代文明領導者占領中國及亞洲其他地區的合法性。

在中國，梁啓超的《新史學》想要利用上世、中世和近世的分期方法寫一部兼具解放性和連續性的歷史。他批評把歷史按照朝代劃分從而忽略了國民傳統的中國史學。在梁啓超的分期方法中，中國的上世史“自黃帝以迄秦之一統”（公元前221年），“是爲中國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自發達、自競爭、自團結之時代也”。中世則自秦統一後至清代乾隆之末年（1796年）。在這段時期裏，中國“爲亞洲之中國”，即中國的民族與亞洲其他地區的各民族進行交往，幷發展出它的一套中央集權。儘管中亞各個種族的勢力常常超過漢人，但漢族在精神上掌控著其他民族。到了中世的後期，亞洲民族（我相信他指漢族和中國在中亞的其他鄰居）統一起來形成了一個偉大的種族，對抗外族。在近世史中，中國爲“世界之中國”。此時，中國民族聯合全亞洲民族共同擺脫專制統治，幷與其他西方國家競爭。的確，梁啓超的歷史觀與民族國家的關聯甚爲緊密，爲了解釋綫性歷史的分期，他曾把歷史分期比喻爲民族國家以條約劃定各自管轄範圍。

在此模型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孕育了真正的中國——一個“是爲中國之中國”——的古代時期。上古是一個創造了民族及文化的時期，純粹且原初。中世則是一個衰落的時期——內部積弊、外來蠻族以及專制制度都在削弱民族的純潔性。嘗試進行精神革新的努力只獲得了暫時的成功。近世則是一個革新的時期——且常常是通過鬥爭取得的。近世還是一個充滿著變化的時期，向進步的方向變化。近世可能由復興揭開序幕，也可以沒有復興而進入近世。當然，民族復興的理念讓近世拯救失落的歷史的過程更具戲劇性。在一個現代民族邁向新紀元的進程中，總會遇到重新建構與過去歷史的聯繫的問題，不論這個過去意味著中世紀遺風、儒教、蠻族統治或迷信。因此，整個機制的運作將恢復文化的連續性以及民族的連續性，即使這個機制允許歷史學家否定這些可以被用來塑造未來的東西。

從此之後展開的對中國歷史進行分期的工作都是基于梁啓超提供的基本框架。但這個框架有相當多的爭議。爭議中的不同立場常常是由參與者不同的政治觀點所造成的。其中一個至今仍然持續的爭議是關于中華民族的組成結構。漢族是中國的主要民族，占據了人口的90%。中國是漢族的國家嗎？中國人是否包括許多我們今天稱爲“少數民族”的人：例如滿族、蒙古族和回族，以及其他在帝國周邊地區的更小的族群？儘管這些“少數民族”的數量很少，他們在歷史上占據的區域却占了三分之二個滿清帝國。他們以及他們所占有的區域是否應被排除在新的中華民國之外？漢人可否被視作是這個由帝國轉變成的民族國家中占主導地位的、更優越的族群？換言之，什麽人將構成這個民族國家，及其構成人群之間的相互關係——即身份認同——將會是一個大問題。

歷史意識與國族認同



大多數中國人都爲他們悠久而連續的文明深感自豪。有些人還宣稱其歷史有五千年之久。但事實上，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中國革命者對于這造就了奴隸與封建思想的數千年文明却抱有矛盾甚至否定的態度。現代歷史意識在中國的變遷，準確地反映了當權者與知識分子在尋求建立新中國和中華民族身份認同的過程中，爲之爭論不休的到底是怎樣一種國家和社會。換言之，如果我們希望瞭解中國領袖與中國人民是如何看待他們的社會及其他們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那就必須去瞭解中國人不斷變化的歷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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