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度揭秘軍國主義“思想刺刀”，震撼還原日本侵華“筆部隊”罪行。    ◆一份鐵證如山的日本侵華真實“罪案”，撕開日本軍國主義的遮羞布。    ◆用翔實的歷史拆穿文化戰犯的謊言，警戒日本右翼勢力的第二次文化侵華。    ◆全軍軍事文學重點扶持專案。內容提要    《刺刀書寫的謊言》聚焦抗日歷史的空白點，初次翔實揭露日本“筆部隊”以筆代刀、協力侵華的暴行，討伐日本軍國主義的文化侵略。火野葦平、林房雄、川端康成等日軍“筆部隊”為軍國主義鼓噪，美化戰爭，炮製戰爭謊言，用筆助戰，是文化戰犯！這支被中國人遺忘的“筆部隊”，戰後逃脫懲罰，顛倒黑白，埋下日本右翼勢力否認戰爭的禍根。《刺刀書寫的謊言》用事實清算“筆部隊”罪行。目錄暫時沒有內容作者介紹    王龍，成都軍區政治部文藝創作室創作員，少校，《西南軍事文學》雜誌編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員，擅長用歷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視野寫人物故事。著有歷史散文集《向左，世界向右》《國運拐點》等書。曾獲第五屆冰心散文獎、第七屆四川文學獎、第五屆在場主義散文獎、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作品獎，參與制作多部歷史紀錄片。文摘    《麥與士兵》在日本出版發行之後，在英國、美國、日本出現了三個版本的英譯本，除此之外它還被譯成德語、俄語、漢語等二十國語言。那麼，如何看待這樣一部既“感動”了全體日本國民，還風靡全世界的侵華文學作品？    其間耐人尋味的，是上文提到美國著名女作家賽珍珠對《麥與士兵》的欣賞。這位1892年出生僅4個月後，就被身為傳教士的雙親帶到中國的美國女性，在中國生活長達近40年。1942年，在聽聞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暴行後，她懷著對中國人民的深切同情，“針對日本侵略者帶給中國人民的種種災難”，創作了長篇小說《龍種》，極度地反映了抗戰時期中國人的精神氣質和文化內涵，連中國人自己也很難寫出這樣形神兼備的佳作。    而就是這樣一位視中國為“故鄉”的正直作家，卻于1939 年 6 月 7 日在美國雜誌《新共和》上撰寫了《一個日本士兵》一文，極力向美國讀者推薦她讀到的《麥與士兵》一書，稱讚作者富有“詩意”和“溫情”：“在士兵的淳樸中表現其美麗，讚揚了他們的崇高。但是卻沒有一點思想宣傳的味道，也沒有誇張的讚美和自我滿足。”    其他美國批評家不但隨聲附和，還特別強調作者具有“人道情懷”，並以書中一個動人的情節為證：“我”因為看到一桶毛茸茸可愛的黃口小雞，擔心它們在戰亂中餓死，便四處去找人來餵養，美國人據此認為作者富有“溫暖的感情”。此書很快在美國行銷了四十放版之多，火野葦平的“人道主義”深深打動了美國人，也冰釋了他們懷疑日本當局覬覦侵略美國的“誤解”。    這似乎是一個難解的謎題。火野作品中時時閃現這樣充滿“悲憫”之心的場景。在他的小說中，一面是如狂，一面是唏噓感傷。如同他自己曾經手書的一個條幅：“強的東西，就是美的東西，就是悲的東西”。    有人說，日本人喜歡的四個字是“誠、夢、愁、美”。在日本獨特的文化內涵裡，悲與美是相通的。日本人鍾愛諸如天邊殘月、初綻蓓蕾和散落的花瓣，認為其中潛藏著一種令人憐惜的哀愁情緒，而這種無常的哀感和無常的美感，正是日本人的“物哀美”的真髓。火野筆下那些“屠刀上面有菩薩，鮮血裡面見佛陀”的情節，正是日本人自《平家物語》以來形成的武士道的怪異的“審美”傳統，是日本人所謂“菊花”與“刀劍”，“和魂”與“荒魂”的兩面。    唯其如此，火野才會在作品中寫到“我”一面在給自己孩子的書信中自豪地炫耀：“爸爸就要殺那些人了。爸爸使用那把爺爺給的日本刀，像岩見重太郎(生於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的武士)那樣。等我把敵人的青龍刀和鋼盔帶回去給你作禮物好嗎？”(《土與士兵》)另一方面，他又直面殺戮之後日本軍人靈魂中的靈魂掙扎，企圖表現他們的“人性”之美：    在二十五裡鋪的城牆前面挖掘的壕溝中，兵的屍體堆積如山……屍體中有的在微微蠕動著。看到這種情景，忽然感到自己竟這樣漫不經心地麻木地看著這人間的慘狀。我愕然了。我變成惡魔了嗎？在戰場上，我真想親手射擊、斬殺兵，而且，我也屢屢射擊、或斬死了他們。面對敵人的死屍，我又感到了一種悲痛和感傷。我覺得一寒噤，轉身離開了這裡。        火野作品的迷惑性，恰好掩藏在這些“悲天憫人”的字裡行間。如果僅看字面的描寫，難免讓人覺得他真是一位充滿“人道主義”情懷的作家。但這些廉價的“溫情”背後，卻抽離出一個虛幻的背景。當他濃墨重彩地表現戰場上那些慘不忍睹的“慘苦”“悲情”，一遍遍誘發讀者的“感動”和“共鳴”時，早已悄然間遮斷了讀者理智判斷的視線。閱讀火野的《士兵三部曲》，會發現他在敘事策略上存在一個極其明顯的特徵：戰場細節真實生動，宏觀背景模糊虛幻。    如果孤立地看,作品中個別人物的命運甚至局部場面的描寫，不但顯得非常真實，還不無激蕩人心的藝術感染力。但火野葦平明顯有意回避了對戰爭倫理與道義、國家決策與個人命運之間的思考觀照，而只是把戰爭背景作為一個模糊的遠影放置在人物活動的舞臺深處，剝離了戰爭正義或邪惡的因果關係，更逃避追問造成這一切災難的根本原因。    火野把一切可能引發對戰爭反思與懷疑的爭議都盡可能地淡而化之，而把主要力氣花在描寫戰鬥的緊張慘烈、士兵的複雜內心、故事的原汁原味上。這樣就割裂了作品的人物行為與歷史時代之間的內在關聯，造成了戰場細節的真實與宏觀背景的虛幻之間極大的反差。終，火野創作中這種“偷樑換柱”的方式極其隱蔽。正如學者潘世聖所說，他置換了對戰爭本身應有的大是大非的詰問和思考，把作品變成了有血腥和感性但卻沒有是非善惡,有某種憐憫和哀傷但沒有懷疑和追究勇氣的文本。（潘世聖：《火野葦平及其的歷史考察》    戰後日本評論家分銅淳作認為火野葦平不過是“時代的悲劇的犧牲品”，他批判《麥與士兵》“不過是一篇不問戰爭的性質與目的，不問歷史的意義所寫成的戰爭的記錄而已”，“( 火野) 放棄了自我，喪失了批判的精神”。他還指出《麥與士兵》所謂表面上的“人性”，其實是由聖戰意識所產生的“人性”。雖有“人性”，但是仍然“不堪閱讀”。    我國作家、評論家巴人早看到了火野的軟肋。他於1939年在《文藝陣地》撰文，善意地提醒包括賽珍珠在內的美國友人，不要被《麥與士兵》所謂的“人道主義”所迷惑：    “試想一想，在生命的名義上，還有超過人類生命的嗎？愛惜一窩小雞卻不惜以犧牲自己的決心，去幫助侵略者屠殺中國的廣大民眾，真正的人道主義者肯這樣做嗎？不，決不！火野葦平的這一節敘述，不過是虛偽的同情的販賣而已。”    不可否認，《麥與士兵》那些片段或瞬間式的描寫中，依稀可以感受到作家作為“人”的某種感情的下意識流露。只是這種“人間溫情”在對中國人更多的血腥殺戮面前,實在顯得太過於孱弱和矯情了。巴人指出，火野葦平那種對於一窩小雞的“虛偽的溫情”，不過是出於生物本能的一點點同情罷了。人道主義不僅止於對生命的憐惜，還應充滿正義與公理的內容，否則那就是十足的“反人道”。相反，火野自己在小說中寫到中國士兵的肩章背面都寫著一句話：“不怕死，愛國家；不貪財，愛百姓”，這才是真正的對“人道”精神的堅守維護。    事實上，火野筆下所謂對中國老百姓的同情，不過是見了被日軍嚇得“顫抖”的抱著小女孩的老太太，而用日語說了聲“老太太，叫你受驚了”(見《土與士兵》)之類的事情；不過是對將被殘酷屠殺的中國俘虜虛偽的憐憫。巴人在評論《麥與士兵》的時候，曾引用了作品中的這樣一段描寫：    兵士們有的拿出果子和送給孩子，她們卻非常懷疑，不大肯接受。於是一個兵拿出刀來大喝一聲，那抱著小孩的女人才勉強受了。        巴人接著精闢而又一針見血地評論道：    “這刀頭下的恩惠，卻正是今天日本所加於我們的一切。只有汪精衛才會奴才一般地接受的。火野葦平所宣揚於世界的，也就是相同於這類情形的大炮下的憐憫。”    戰爭期間火野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告訴戰友》，主要向即將歸國的士兵傳達火野個人的一些“期望”。在這篇文章中，他告誡士兵應該有的準則:“我們必須反省這樣一句話：只是強大卻並不是武士。我們的軍隊是美麗的軍隊，這是指我們不能忘記反省如何可以成為真正的人，應當時常保持謙虛。”    從中我們似乎看到火野十分關心日本軍隊的形象，並且要求士兵關愛中國的民眾。對於這種前後矛盾的敘述，安永武人在《戰時下的文學》的中評論也許能給我們解開疑惑：    實際上是作為模範士兵以及富於古代武士情誼的他（火野葦平），在面對著在他內心所形成的被美化的，帶有觀念性的“皇軍”的時候——認為這些（殘忍行為——作者注）對於進行“宏大戰爭”的天皇神聖而又的軍隊來說，是不應有的行為，並在此基礎加以批判的。     由此可見，在火野的思想深處，日本軍隊是“的軍隊”，這場侵略中國的戰爭是一場“宏偉的戰爭”。他認為“”的日本軍隊不應該做出自損形象的殘忍事情，並不是從什麼人道主義的立場上去反省戰爭罪惡，更談不上對中國人有什麼真正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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