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二戰後的美國對外政策》為美國外交政策經典作品，已再版20次；2.國際研究協會（isa）外交政策分會前會長擔綱力作；3.西方高校*受歡迎讀本之一，世界知名高校必修教材；4.語言平實、史料翔實，可供普通讀者閱讀學習；5.案例豐富、見解獨到，可為專業人士研究參考；6.讓您透徹瞭解美國對外戰略的沿革，洞察世界政治格局之變遷。  內容提要通過對二戰結束至奧巴馬時期美國對外交往史的研究，《二戰後的美國對外政策》深刻剖析了其外交政策的決策機制，揭示了其對外戰略的形成規律。同時，它將美國置於全球背景下，分析了其對外政策與世界政治格局之間的相互作用。從中，我們還將看到：☉美國對外政策變遷史；☉美國外交案例的研究；☉美蘇爭霸攻防鬥爭史；☉全球經濟發展變化史；☉國際多邊組織再發展；☉地區種族衝突再升級；☉反恐戰爭日漸白熱化；……作者將引導讀者撥開二戰後美國對外政策的重重迷霧，深入理解其對外戰略的全景圖。  目錄暫時沒有內容作者介紹史蒂文·胡克（steven w. hook） 美國肯特州立大學政治系教授。國際研究協會外交政策分會、美國政治科學協會前會長。著有《美國對外政策：世界權力的悖論》《國家利益與對外援助》等書。其文章常見於《世界政治》《國家研究季刊》等雜誌上。約翰·斯帕尼爾（john spanier） 耶魯大學博士。早從事美國戰後外交政策研究的專家。自1957年伊始，先後在佛羅里達大學、美國外交學院、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等數所軍事院校任教。著有《美國外交政策是如何制定的》《變革年代的世界政治》等書。文摘長期以來美國以獨特的國家特性處理世界政治，這種國家特性反映了國家間體系、美國地理位置及其豐富的自然資源所產生的不可避免的要求。歷史分析表明，持久的文化價值觀及其對國家認同、敵友界定的影響如何進一步改變著美國的對外政策。作為“不同意義的歷史傳播模式”，政治文化往往體現在民眾的國家認同感中。這些觀念有自己的作用，無法還原為物質利益與制度架構。美國政治文化深深地根植于其建國的時間與地域，總是塑造著其對外事務觀。17 世紀初歐洲人開始在北美定居，致使信奉“新世界”宏願的擺脫了歐洲的政治與精神外衣。美洲殖民地的初的發展恰逢強調理性、經驗主義與個體自由的啟蒙時代。新獨立的美國與歐亞大國之間遙遠的距離也有助於貫穿於美國歷史的國家“例外論”的形成。這些社會力量界定著美國對外政策的路徑。這一“國家特性”的關鍵在於，無狀態且易於衝突的國際體系與美國人所廣為信奉的規範性價值觀（如個體自由、代議制、自由市場、民族自決）之間的張力。由於這些價值觀的塑造，美國對外政策演變為一場道德運動，不僅為了保護美國利益，更為了挽救正在自我毀滅的國家間體系。兩個目標往往被視為是相關的：一個更加民主的世界將會更和平，而且美國只有在這樣的世界中才會真正地得到安全。這種道德觀集中體現為湯瑪斯· 傑弗遜所信奉的美國“自由帝國”、1917 年伍德羅· 威爾遜讓世界“因民主而安全”的誓言、1983 年羅奈爾得·雷根對蘇聯集團“邪惡帝國”的描述。2001 年恐怖襲擊使美國更將世界政治視為善惡的衝突。美國對外政策觀的獨特性也體現在另一種衝動中，即美國領導人使美國超脫於全球外交，按照美國人的意象重塑世界。這種語境中的超脫並不等同於孤立。孤立一詞意味著與外部世界的分離，往往（而且錯誤地）用以定義美國早期的對外政策。相反，超脫（detachment）意指一種普遍存在的感覺，即美國應該積極參與全球商業，但要與其他國家保持“盡可能少的政治聯繫”。這是喬治· 華盛頓總統在其《告別演說》中所建議的立場。近年來，這種超脫呈現出幾種形式，包括20 世紀90 年代末美國國會對聯合國的抵制、小布希的單邊行動、對國際法選擇性尊重的偏好。在公民社會中，這種超脫感反映在忽視世界歷史與地理的小學教育體系、長期以來公眾對全球性問題的錯覺以及商業媒體新聞中。甚至當美國在冷戰後獲得的地位時，新聞媒體減少了對全球問題的報導。民主理論認為，公民在對外事務中有發言權，對此他們也完全知情。然而，大多數美國人似乎沒有準備好肩負起這種責任。公共輿論調查表明，僅少數美國人能夠叫出國會議員的名字、瞭解世界地圖上的重要國家或認出對外政策重要決策者。他們對當前事件的錯覺抗拒著正確的新資訊——例如，2004 年8 月，半數美國人認為伊拉克領導人· 侯賽因“向基地組織提供了實質性支援”，然而，3個月後“9·11”事件委員會正式反駁了這一聲明。這些調查的結果證實了超脫感深深地根植于美國政治文化。與此同時，美國對外政策決策者從歷史上證明了美國的進取精神源於其所信奉的“例外論”。美國的西進運動被視為其“天命”的例證，這後來推動美國進入了東亞。希歐多爾· 羅斯福宣稱，美國是“國際員警”，維繫著拉美的和平。二戰後，美國尋求通過新建的聯合國與佈雷頓森林體系使其政治與經濟價值觀全球化。冷戰的勝利迫使比爾· 克林頓總統將民主“擴展”視為其國家安全戰略的關鍵。從超脫到融入全球事務，這種怪異行為對世界超級大國而言似乎是與眾不同的。但是，這種行為模式與美國對外政策特性完全相一致。當今美國所面臨的許多問題不可避免地挑戰著這種國家特性。根本的是，美國必須意識到自己的局限性，不是在經濟產值或軍費開支方面而是在價值觀方面。如政治學家撒母耳· 亨廷頓在很久前所觀察到的，自由、平等、個人主義、民主與法治，“美國信條”的這些核心要素難以適應複雜的現代國家，更不用說處於全球首要地位的國家。當領導人未能遵守這些價值觀時，“教義激情”的時期隨之而來，特徵往往是公眾憤世嫉俗、國會兩極化以及改革者竭盡全力“回歸到基本原則”。這種激情在越戰時爆發了，當時“美國人開始針對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國防開支、海外武力使用、軍工聯合企業以及至高無上的總統職權進行改革”。不可避免的是，當下這個時 期也是如此。人們往往認為，美國的首要地位是獨特的，因為到二戰結束時美國才發現自己是一個“受邀的帝國”。由此觀之，如果有區別的話，那就是在19 世紀，美國並不願崛起以反對大國政治，以及在兩次世界大戰爆發很久之後才選擇介入。由於美國民主政治理念的推動，美國在這些衝突中獲勝了，致使美國處於全球均勢的。然而，並不像其他霸權國，美國以一如既往的領導回應著國際社會的訴求。大多數外國領導人信奉美國政治與社會價值觀，期望美國的物質支持，因而“追隨” 而不是制衡美國。美國採取自由國際主義，接受了這種高度的責任，作為世界“不可或缺”的力量既服務於自身的利益，也滿足了志趣相投的夥伴國的需求。無論美國是否是並不情願地崛起，隨著冷戰開始，美國自由國際主義實踐呈現出數種形式。這一政策沿著兩條路徑前行。其一注重建設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各項制度，如聯合國、佈雷頓森林體系。第二條路徑意在積極地推進其他國家的民主改革——即“拓展”民主統治範圍而不是“深化”全球治理架構。我們的歷史分析表明了冷戰結束之後美國自由國際主義的變化。1994 年以來，美國從全球治理轉向單邊行動，積極推進其他國家的民主改革。在這個意義上，克林頓在沒有聯合國支援的情況下干預科索沃，很大程度上成為小布希單邊侵襲伊拉克的前奏。美國在這些冒險活動中有何收穫，這是一個長期懸而未決的問題。答案就是美國淩駕于於國際社會之上，從而放棄了之前兩代人所確立的東西。奧巴馬實施自己的對外政策目標，信奉軟權力。軟權力意指“按照自己的想法改變他者偏好的能力”。與此同時，國務卿希拉蕊· 克林頓呼籲“多夥伴”的世界，期望更多的志趣相投的擔負起一個和平、穩定與民主的世界秩序。然而，中國、俄羅斯及其他潛在的世界大國反對這種論述，它們“並不將自己視為美國的夥伴”。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吸引著許多發展中國家。俄羅斯領導人也以經濟福祉的名義阻撓新聞報導與大眾異見。與此同時，在阿拉伯世界新的選舉促成了伊斯蘭政權的建立，然而，伊斯蘭政權並不接受美國文化價值觀與全球利益。今日，美國面對著一個快速變化的世界，顯然意識到在海內外要實現自己目標，能力有限。因此，對美國對外政策研習者而言至關重要的是，理解美國所面臨的約束以及在世界舞臺上重塑政治、經濟、軍事領導的機會。這些經驗教訓極大地考驗著美國道德領導的耐力，將會進一步說明美國“例外論”是真實、合理的，還是僅僅是個“神話”。 序言古往今來，國家安危之本，安國定邦之道，不可不察也。中外智者始終敏于安危之勢，勤於制勝之道，精于安國之略，善於定邦之術。孫子曰：“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在《君主論》中馬基雅維利指出：“君主除了從事戰爭、訓練和軍事制度以外，不應該有其他的目標和思想，也不應該把其他事務當作自己的專業，因為這是做統帥的人僅能有的的專業。”在現如今全球大變革的時代，世界各國不同程度地面臨著安全與國際安全的雙重挑戰與壓力，正在重新界定自身的安全需要，從根本上改變思考和應對安全威脅與風險的方式與手段。任何特定的國家安全不僅涉及政治、軍事等傳統議題領域，而且擴展到經濟、生態、氣候變化、能源等非傳統議題領域，需要借助外交、發展援助、軍事能力、情報能力、貿易權力等國家權力工具得以綜合解決。鑒於安全與經濟因素之間的相互依賴性，國家安全也廣泛地涉及對國家安全的經濟工具的考量，如制裁、貿易、金融、援助等。由此可見，國家安全機制不僅涉及傳統的安全關切，而且包括更為廣泛的社會、經濟議題。全球化不僅加深了國家間的相互依賴，也導致了國家與非國家行為體之間相對權力及其影響的變化，對全球安全環境、國家安全決策產生了複雜的影響。不同國家有著自己的安全威脅與風險的判斷以及國家安全觀。在這種背景下，奧巴馬在2015 年《國家安全戰略》中將國家安全界定為“國防、國土安全、恐怖主義威脅、衝突預防的能力建設、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氣候變化、網路安全、太空安全、海洋安全、全球衛生安全”。2013 年《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戰略》提及海洋、太空、網路、官方發展援助、能源等領域的安全問題。根據2010 年英國國家戰略，英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認為：“恐怖主義、網路攻擊、以器或生化武器為方式的非常規襲擊、大規模的突發事件或自然災害——任何其一都會極大地損害我們的國家。”如康奈爾大學系教授喬納森·科什納( jonathan kirshner) 所指出的，全球化以三種方式影響著國家安全，即國家的自主性與能力、力量平衡以及衝突的性質。一是全球化影響著國家、非國家行為體的能力與自主性，即國家、非國家行為體、社會力量與市場力量的相對權力。二是全球化影響著國家之間的力量平衡，導致國家安全維護能力的重新分配。三是全球化催生了國家間衝突的新根源、新的政治暴力形式，從而改變著衝突的性質。隨著中國日益崛起及其“一帶一路”戰略的深入推進，當前中國安全環境、決策及其觀念等方面有著顯著的進步性變化。特別是2013 年11 月12 日，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2014 年4 月15 日，中國國家主席深入闡述了我國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即構建集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資訊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等於一體的國家安全體系。我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立與完善，不助於深入推進我國安全戰略的決策與協調、國家安全治理體系和安全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其在決策、協調、領導等方面將充分發揮作用，而且更加彰顯了我國國家安全戰略制定、戰略評估、預防能力建設等方面的緊迫性與必要性。孫子曰：為兵之事，在於順祥敵之意，並敵一向，千里殺將，此謂巧能成事者也。馬基雅維利認為：“為了訓練思維能力，君主還應該閱讀歷史，並研究歷史上的人物，學習他們在戰爭中是怎樣做的，思考他們成敗的原因，以免重蹈覆轍。重要的是他應該學習過去那些的人物，他要選擇其中一個受到讚揚和尊敬的人作為榜樣，並且經常把他們的言行銘記心間。”我國每一個公民都有必要學習大國戰略與政策的有益經驗，警醒大國行為與影響的慘痛教訓，以“寬猛相濟，政是以和；內聖外王，文武兼備”。 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指出：“誰要是追求不可能的事情而忽視可能的事情，那就會是一個愚蠢的人。”為此，我們策劃了這套“國家安全與對外戰略叢書”，希冀政策者、學習者以及社會大眾瞭解與認知世界安全大勢、安全戰略的權術，助力亞洲新安全觀、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以及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身體力行地為維護與拓展我國國家利益盡職盡責。本叢書首先以國家安全為主題關注國家安全的不同維度及其政治、軍事、經濟等手段，以尋求確立理解國家安全的全景式框架與場景；其次聚焦于國家安全的觀念、目標、戰略、決策、政策、行為與外交等諸多方面，並不僅僅局限于單一方面或維度，因而會涉及大戰略理論與方法、大國對外政策與行為、經濟治國方略、公共外交等具體議題；再者以中國利益、立場與態度為落腳點，促進對我國國家安全的局勢、環境、策略與手段等方面的理解與認知、思考與探索，力求使政商學各界人士為國家安全而組織與行動起來。後但重要的是，由衷地感謝金城出版社社長王吉勝等領導對本叢書策劃的支持與關照，體現了對國家安危的深切關注，也致謝編輯們竭盡全力的編務與潤色工作，確保了出版品質。需要提及的是，本叢書是金城出版社與高校教研機構通力合作的有益嘗試之一。中央財經大學國際政治系與中國海外發展研究中心教研人員致力於從政治經濟學、經濟社會學等跨學科視角研究當代安全與戰略、海外發展與對外援助、大戰略的經濟工具和手段等議題，將會深度參與本叢書的翻譯與著述等工作。由此，真誠地感謝中財相關教研人員及其他教機構青年學者出色的參與。讀者是叢書品質與效果的評判者。該叢書僅供讀者參考和學習，作者的觀點並不代表出版社和譯者的立場。請讀者多批判性地閱讀，提出建設性意見，向讀者們致敬。主編 白雲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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