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知識份子的崗位：以施蟄存在「文學工廠」與「水沫社」時期的實踐為例
「海派」文學在清末，被視為科場失意的江浙無聊文人在上海小報小刊上的塗鴉。但魚龍混雜中也不乏才學之士（如王韜），他們逐漸在傳統社會讀書人科舉一條路之外，創出另一番事業成就：辦報辦書局，做買辦搞洋務……在古代社會，知識份子的前身「士」是價值世界（即「軸心突破」後的超越世界）的承擔者、支撐者。隨著科舉廢止、社會轉型（日趨多元化、分工日趨細密化），知識份子已不能佔據中心位置而呈現「化整為零」的趨向，演變成各類專家，諸如教授、律師、醫生、工程師、編輯、職業作家等等。形形色色的知識份子依靠其知識技能謀生，而不再依附、借助於統治者「行道」。這批不同於傳統的知識份子大約從19世紀後期開始出現於上海，如鄭觀應、李善蘭、王韜、馮桂芬等。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上海的書報出版行業已經推行稿費制度。出版事業與文化市場的發達，逐步走上正軌的稿酬制度提供穩固的經濟來源，這也許會促生若干「遊戲的消遣的金錢主義的文學觀念」；但更重要的是，由此獲得了比封建社會中人身依附關係自由得多的精神活動場所，給人性提供了相對寬裕和自由的發展空間。20世紀二三十年代是知識份子的成熟期，職業、人格、政治主張與學術均呈現出多元傾向。京海論爭時，杜衡曾回覆沈從文說：「在上海的都市文化與中國現代都市小說文人不容易找到副業，……於是在上海的文人便急迫的要錢。這結果自然是多產，迅速的著書。」 海派文化人較早適應了勞動交換的商品社會法則，絕大部分作家憑自己的寫作才能來維持生計，已不再依附於政黨、宗教、統治者，隨著作家作為社會獨立階層的出現，他們對知識份子民間「崗位」也有了日趨清晰的把握。施蟄存即為其中代表。
在本文中，我想以施蟄存從1923年入上海大學求學，到1932年《現代》創刊之前，這十年間的人生經歷與文學實踐為例，考察其如何從受新思潮的激蕩；到親身參與革命活動；到面對「四‧一二」血雨腥風時的倉惶震驚；到放棄革命者的具體身份只是在文學實踐中顯現激進意識，以及這種先前包含著左翼色彩的、模糊的激進意識，如何逐漸褪去政治的外衣而被現代主義的文學意識和自由主義的思想主張所凝定……這一段過程，既是與左翼運動的漸行漸遠，也是對自身崗位的摸索。施蟄存從親歷革命，到在創作與出版的崗位上安身立命，依賴於上海城市社會的飛速發展和職業的不斷細分、衍生，一個整體性的文化生產網路（除寫作外，辦報、編刊、譯書、教學……）無疑為海派文人提供了較為豐富的生存資源和多樣的發展機遇。故而，圍繞著崗位的一系列實踐，可看出與海派文學獨特的制度和環境空間的關聯，也能見出海派文化土壤中所培育出來的文化實踐的特性。
一、施蟄存的「赤色歲月」
從1923年入上海大學求學，到1928、1929年水沫社期間相繼參與《無軌列車》與《新文藝》，這大約7年的時間是施蟄存一生中革命色彩最為濃厚的幾年。來看一下其經歷：
1923年至1924年在上海大學求學，教師中如中文系的沈雁冰、田漢、方光燾，社會學系的惲代英、瞿秋白、施存統等，都是第一代的革命思想家，得風氣之先，施蟄存接受了新文化思想以及革命思潮的薰陶。
1925、1926年秋，施蟄存與好友戴望舒、杜衡先後進入震旦大學法文特別班。震旦兩年間，「青雲子弟氣吞牛，欲鼓風雷動九州」，一時人心激蕩，施蟄存等人親身投入了革命工作。1925年秋，由上海大學的同學陳鈞介紹，施蟄存、戴望舒與杜衡一起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C‧Y），參與了散發傳單等具體工作。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身為共青團員的施蟄存，「在白色恐怖的威脅之下，撤離校舍，暫時隱避」。不久，戴望舒與杜衡轉到松江施蟄存家中一間小廂樓暫避，「從此成為我們三人的政治避難所，同時也是我們的文學工廠」。「文學工廠」是他們對施家小樓的戲稱，意思是甘願像勞工一樣為文學服苦役。三人閉門不出，只顧埋頭譯書、寫作，將內心焦慮轉化為工作的勤勉。不久，馮雪峰也通過與戴望舒的關係而加入文學工廠。施蟄存有詩云：「小樓忽成逋逃藪，蟄居渾與世相忘。筆耕墨染亦勞務，從今文學有工廠。」1928年3月，四人同上海光華書局接洽，預備編一本新興文藝小月刊《文學工廠》，結果因內容左傾被書局老闆拒絕。1934年時施蟄存曾在舊雜誌堆中揀出一紙包，出人意料的是，這正是《文學工廠》的紙型，在這份始終未曾印行出來的《文學工廠》創刊號上，一共包含著5篇文章：第1篇是杜衡的譯文《無產階級藝術的批評》（署名「蘇汶」）；第2篇是畫室（馮雪峰）的《革命與智識階級》，後來登載在《無軌列車》上；第3篇是施蟄存模擬蘇聯式革命小說的《追》（署名「安華」），後來也曾在《無軌列車》上發表，並且由水沫書店出了單行本，後遭禁；第4篇是戴望舒以「江近思」的筆名發表的《斷指》；第5篇又是畫室譯的日本藏原唯人的《莫斯科的五月祭》。這份紙型的最後一頁上，還保留了一個「本刊第二期要目預告」：蘇汶的小說《黑寡婦街》、畫室譯《在文藝領域內的黨的政策》、周星予的《文學的現階段》、江近思的詩《放火的人們》、安華的《寓言》、升曙夢的《最近的戈理基》以及綏拉菲莫維支的《戈理基是和我們一道的嗎？》。「這七篇文章，除了那首詩從此沒有下落之外，其餘的後來都曾在別的刊物上發表了。」從上述目錄中不難發現，夭折的《文學工廠》是一份標準的左翼文學刊物。
1928年夏，戴望舒、施蟄存先後回到上海，同寓劉吶鷗家中，「這樣就結束了松江的文學工廠，而開始了包括雪峰、吶鷗在內的水沫社」。9月，由劉吶鷗出資，第一線書店開張，9月10日，文藝半月刊《無軌列車》創刊。可惜好景不長，同年12月因「宣傳赤化嫌疑」，第一線書店被勒令「著即停止營業」。同遭厄運的還有《無軌列車》，出至第八期被迫停刊，國民黨將其列入查禁反動刊物，罪狀為「藉無產階級文學，宣傳階級鬥爭，鼓吹共產主義」。1929年9月捲土重來，水沫書店開張，《新文藝》創刊，第2卷第2期排版竣事，即將出版的時候，受到政治壓力，刊物和書店都有被查封的危險，水沫書店諸人無奈之下決定丟卒保車，停辦刊物，保全書店。水沫社出版了許多左翼進步人士的著譯，如柔石的《三姊妹》、胡也頻的《往何處去》，夏衍譯蘇聯台米陀伊基的《亂婚裁判》等等，其中水沫書店於1929年2月推出、列為《今日文庫》一種的馮雪峰譯《流冰》，選輯蘇聯革命初期詩作，被唐弢譽為「金剛怒目，充滿戰鬥意味」 。1929年5月到1930年6月，通過馮雪峰與魯迅接洽，合力策劃推出《科學的藝術論叢書》，「系統地介紹蘇聯文藝理論」。而「當時的『水沫書店』是被認為左翼作家大本營的，因為左翼作家時常在書店的樓上召開會議。」而劉吶鷗的一位親密友人也回憶說水沫書店「是受了日本文壇左翼作品盛行的影響，成為左翼作家的大本營」。
這期間，施蟄存也創作了一批「擬普羅小說」、「仿蘇聯小說」，如《追》、《鳳陽女》、《阿秀》、《花》……對於他來說，這似乎是一段「洗淨風花雪月辭」的「赤色歲月」，但是，施蟄存的思想圖景真的是如此明晰而單一麼？我們先從兩份雜誌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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