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與錢穆先生的對話是多年前的舊稿，緣起於一九七○年元月錢穆先生應台灣成功大學羅雲平校長之邀，在成大甫成立不久的文學院所做的史學講座。該講座共有四講：第一講在元月六日，第二講在八日，第三講在十二日，第四講在十四日，且以「史學導言」為總題從該年三月二十一日到四月五日發表在《中央副刊》上，接著在該年五月又出版成書（錢穆，1970）。這篇講稿是錢氏積多半生史學研究的心得，擇菁含銳簡化成數萬字的精華篇，乃當日極具代表性的言論，很值得吾人重視，因此才引起我與錢穆先生對話的衝動，因而草成一篇評論的長文。本來寄給了香港的《明報月刊》，那時候的《明報月刊》主編胡菊人先生回信說因為稿子太長了，要分數期發表。後來於一九七二年初發表的時候，主編特別為此策劃了一項「『中華文化與中國之路』論集」，把我原稿的結論置為該論集的首篇，並發表聲明說：「本期刊出的第一篇，是遠在墨西哥大學馬森教授長文的一部分，特別論及中國民主制度如何建立的問題。」（註二）該文的標題為〈中國民主政制的前途〉（馬森，1972）。過了一年，又刊出一篇，題為〈中國的家庭制與衣食住行〉（馬森，1973），是擇取原文中間的一部分，並未依照原稿的順序，以後即沒有了下文。不知是否礙於錢穆先生當日的盛名，誤認我說話不知輕重，深恐唐突先賢，故凡與錢先生論辯之文均未刊出。重點既未刊出，所以發表等於未發表，不但失去了使錢先生過目的機會，甚至從已出的段落也看不出這是一篇企圖與錢穆先生對話的文章。
其實我對錢穆先生十分敬重，而且早與錢先生有一面之雅。記得大概是五○年代，我剛步出大學不久，一天途經台北市歷史博物館前，曾聽朋友說起錢先生下榻館中，那日心血來潮想拜望一下這位海內聞名的史學家，於是就不加思索地走進去。錢先生很友善地接待了我，雖然只有短短的約二十分鐘的交談，至今仍使我不能忘懷那種令人如沐春風的感覺。特別使我感動的是他那種對待一個陌生的年輕人的謙和溫存的態度。我國的名我也見過不少，那些做官的且不去論他，就說學術界中，我也不知領教過多少倨傲冷峻的嘴臉，也正因此錢先生忠厚長者的風範更顯得超拔不群。八○年代，我由英倫返國後又再度到台北外雙溪素書樓登門拜謁過錢先生，那時已是錢先生的晚年了。因為錢先生始終未看到這篇文章，所以那日我們的談話也未涉及到相關的話題。
對錢先生我無幸親領教誨，對他的為人認識不深，但其大作《國史大綱》、《莊子纂箋》、《先秦諸子繫年》等都曾拜讀過，而且早年研究莊學時，曾為必備的參考書。從其言論中感覺他是位有情敢任之士，故引發我與他對話的豪情，暗忖即使我有冒犯之處，也會得到他的諒解。因此我想這篇舊稿絕不會唐突了錢先生，如果他地下有知，很可能會引我為知己。我為何有此想法？因為如係我自己，倘有年輕晚輩如此細心地讀過我的漣品，且願意跟我展開冗長的對話，不管意見是否相同，都是我莫大的榮幸。當年《明報月刊》主編胡菊人先生的顧慮，實在是多餘的。
在我寫這篇評論的一九七○年，為何忽然對史學發生興趣？實乃由於環境與時代的影響使然。一九六七年春我在巴黎應墨西哥學院之邀，遠赴墨京建立中南美洲第一所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雖然重心放在文化、語言與文學上，但也不能忽略中國的歷史。再加以時值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大陸上日日都在發生一些令人怵目驚心的事件，使我感觸良深，對中國的傳統與社會不能不更加注意，因此平素即涉獵了一些有關中國史朋著作，所以才特別注意到史學大師錢穆先生的言論。讀過錢先生這篇《史學導言》後，深感錢先生維護中國固有文化傳統的心情老而彌堅，值得我們後輩的學習和尊敬。一個真正的學者，總得先是一個正直忠厚的人，如此才可以無偽地把他的人格貫注在他的言行著作中。不管別人是否同意他的見解，免不了為他真摯的態度所感動，讀錢先生這篇《史學導言》就有這種感覺。然而在為錢先生真摯的態度感動之餘，不由地同時有一種惋惜之情油然而生。惋惜的是我們畢竟是屬於兩個不同的世代，我們的所見、所思都有一段相當的距離。他的史觀縱然極富微言大義，很值得後輩學習與參考，但總體言之，應該是屬於過去的一代了。今天我們這一代的人有今天的生活，有對今天世界的認識，也有對今天的責任。這一點恐怕為當日的錢先生所忽略，或者以錢先生當日的年紀無法完全理解，縱使其在心情與精神上極願與當日的青年人接近（錢穆，1970）。這也就是為什麼我想針對錢先生的這篇《史學導言》對話的原因，並想藉此機會一抒個人對中國前途的看法。以一己的膚學淺見，所言雖難期一一中肯，但在當前的處境中，重要的乃在肯言與敢言，所以我仍願把自己的看法坦率地表達出來，一者就教於當日的錢先生（可惜他如今已經不能回答了），二者就教於關切我國命脈的當代學人。而且，如今我自己又屬於年長的一代了，所謂的「新世代」、「新人類」自然也會有他們的看法，因此我跟錢先生的這番對話，就具有了承先接後的意義。
如今距離我與錢先生對話的時代又過了四十年，中國早已經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陰霾，其經濟社會的狀貌已遠非昔比，變化之大，也遠出當日預料之外。今日之中國雖仍沿用社會主義之名，卻已失社會主義之實，而且走資走得越來越徹底，人民的生活與行為已非毛澤東時代所可以想像，生產力與國勢幾乎要與美國並駕齊驅了，可是在政治上，令人不能不遺憾的是離民主政制還有一段遙遠的距離，因此我與錢先生的對話就似乎還沒有過時。
此篇評論，除了校訂一些體例及可能的錯誤、疏漏外，其他一概保持原狀，就是我在一九七○年的觀點與看法，縱然今日我可能已有些不同的意見，但並未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而加以修訂。
二○一一年元月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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