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導論（摘錄）
四、釋現地研究五步驟
本書以現地研究法作成，有必要對「現地研究法」先作說明，下文不談概念性的話題，將直接切入具體的研究方法，我稱之為「現地研究法五步驟」。
五個步驟：一為熟讀原典詩文，二為文獻詳讀，三為地圖手作，四為現地考察，亦即原作品的現場比對，五為完成論文，公開可供複驗的GPS數據。
（一）熟讀原典詩文
熟讀被研究主題的原典詩文，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何以在現地研究中視為第一等大事？
現代的碩博士論文寫作教育，一入手就要求學生收集國內外研究為參考文獻，用功的學生如果努力的執行了這項要求，對於他人的研究知道得很多，不免在自己的論文中大量引用。其結果，有可能因為追逐流行和盲從權威而寫出一堆沒有自主性或沒有必要的論文；更令人擔心的，便是表面上是在寫論文，實際上卻只是學術謠言的散播者。何以說是謠言？因為作者並不是自己親自深入原典詩文，而是接受、抄錄、整理、轉述那些前人的見解。試問，他人的話語未經自己的證實，就去傳語，不是散播謠言是什麼？
其實，在研究過程中最容易被研究者忽略的便是原典詩文。舉一個最顯明的例子：一般人談到五言古詩押韻，都會引用「五言古詩可以任意換韻」，或是「五言古詩可以任意轉韻」的說法，甚至編入國、高中教科書，貽誤眾多師生。事實上，五言古詩的主要特徵，就是一韻到底，古詩用韻比較寬，相鄰幾個韻同用，還算是一韻，並不是換韻；換韻的情形雖有，比例上極少。轉韻必須合乎轉韻規定，五言轉韻的情形，更是必須在樂府體類才會發生，怎麼可以把換韻、轉韻說是五言古詩的常態性用韻方法呢？
要得到具體的證明，非常簡單，只要打開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一查就可以了。阮籍的〈詠懷八十二首〉，陶淵明、謝靈運的全部五言古詩，都是一韻到底，其他的詩人也都是如此。這就說明了五言古詩的規則，一韻到底才是常態，少數詩篇的個別例子，只須當作例外處理，不可混淆為常規。逯欽立的《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並不是冷僻之書，千千萬萬個散播謠言者，為什麼不打開一次來看看呢？從這一點就知道，要求學者們熟讀被研究主題的原典詩文，並不是容易的事。
再舉一件李商隱（813-858）詩的例子。李商隱詩，古今注解已備、賞析論著亦眾，看起來好像已無可作為了。其實，重新去詳讀還是非常必要的，例如〈奉同諸公題河中任丞新創河亭四韻〉詩云：
萬里誰能訪十洲，新亭雲搆壓中流。河鮫縱玩難為室，海蜃遙驚恥化樓。左右名山窮遠目，東西大道鎖輕舟。獨留巧思傳千古，長與蒲津作勝遊。
題目中的重點是蒲津橋中間新建的河亭。清・馮浩《玉谿生詩集箋注》注了「任中丞」為「河東留後任畹」；又引《唐六典》及《新唐書・地理志》注了蒲津關和蒲津橋，並沒有解釋「河亭」為何物。劉學鍇、余恕誠集解：《李商隱詩歌集解》會集眾說再加按語，但同樣也沒有說出「河亭」的實相。
蒲津橋是《唐六典》所載十一座巨梁之首，屬於聯舟而成的浮橋。位於唐代河中府，跨越今山西和陝西兩省間的黃河，橋之西，為河西縣，橋之東，為河東縣，橋中心是河中洲島，河亭便建在河中洲島上。河中洲島本有名稱為「中潬島」，島上除此河亭之外，還曾建有中潬城。日本・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記載他在開成五年八月十三日（西元840年9月12日，儒略日2028123）渡過蒲津橋時所見的實況為：
到河中節度府，黃河從城西邊向南流。黃河從河中府以北，向南流到河中府南，便向東流。從北入，舜西門出。側有蒲津橋關，到關，得勘入，便渡黃河。浮船造橋，闊二百步許。黃河西流，造橋兩處，南流不遠，兩派合都。過七重門，向西行五里，到河西八柱寺宿。
據圓仁所見，橋是用浮船連結，長約二百步許，以唐大尺一步＝1.495米換算，長度略多於299米，因為河中有洲島，河水為洲島所分，左右兩處分流，所以說「造橋兩處」，而且，河水在橋南不遠處便兩派合流。雖然從圓仁的行記，很容易便知道河亭的情況，但其實不必另求圓仁，只要詳讀李商隱原詩，也可以看到這一點。
李詩首聯說：「新亭雲搆壓中流」，已經指出亭子不是在左右兩岸，而是位於黃河中流，這不就是說，亭子所在是河中島嗎？「東西大道鎖輕舟」，東西大道，是指亭子的東方和西方兩側各有一段浮橋，浮橋由大船連鎖而成，故用「鎖」字，其義在此。大道，乃是橋面上舖成寬廣的道路。至於「左右名山窮遠目」，左山為中條山，右山為華山，中條主山雪花峰距離此地20餘公里，華山的主要三峰也距此30餘公里，所以用「窮遠目」來形容。這首詩形象鮮明地寫出「河東縣側黃河岸──河中島東側黃河船橋──河中島的亭子──河中島西側黃河船橋──河西縣側黃河岸」，以及「在河中亭子可以向左右眺望兩山」的實況，是研究唐代蒲津橋最重要的一首寫實之作。古人因為看不到這一點山川實相，反而批評這首詩是「尋常酬應奉同之作」、「多虛泛語」，深深的誤會了李商隱。
清人馮浩注《玉谿生詩集》的時候，山、陝間的黃河已經歷過多次泛濫和改道，不復舊觀，加上注家們都未到現場考察，做不出正確的注解來，本不是意外。然而，只要打開《全唐詩》，李商隱之前，已有呂溫（772-811）寫了〈孟冬蒲津關河亭作〉，可見在任中丞重新造這座亭子之先，已有前人所作的河亭。在李商隱之後，也有薛能〈蒲津河亭〉、唐彥謙〈蒲津河亭〉、溫庭筠〈陪河中節度使遊河亭〉。如果研究者切實使用「熟讀被研究主題的原典詩文」這條現地研究法則，則所見的研究深度，自然不同。
（二）文獻詳讀
文獻詳讀，顧名思義就是對於找來的參考文獻，必須詳細閱讀。參考文獻分成兩種，一種是古籍原典，一種是國內外的前行研究。了解國內外研究現況，一則可以開拓眼界，一則可以避免做重複工作，固然是必要的，但這並不是收集文獻的主要目的。
廣泛收集文獻的目的，是為了從古籍原典去發現新證據。
詳讀文獻的目的，是為了找出這些新證據的證據力。
新證據向哪裡找，對東亞古典文學研究者而言，最明顯的就是古籍。收藏在世界各圖書館的中國、韓國、日本、越南、琉球古籍，至今還有大量仍無人讀過，無人讀過或少人讀過的姑且不論，即使是人們所常見的古籍，也可以發現新證據。所以，關鍵在詳讀的方法。
多年來的經驗發現，現地研究的文獻資料，大略可分為人身、日期、地名、時間四種：
人身──指一個自然人與其生活應對的制度百物
日期──指文獻中有日期元素者
地名──指文獻中有地名元素者
時間──指帶有晝夜、四時、星象、節候者
分別處理這四類資料時，凡人身相關類，我採用以「人」為中心的讀法，其他三類，日期入古今曆表、地名入衛星地圖、時間用天文程式，說明如次：
1.「人」為中心的讀法
現地研究的詳讀方法，是把文獻放在「人」的角度去思考。
從「人」的角度來看問題的話，就會注意到這個「人」所身處的時代樣貌、制度習慣，也會從「人」的身體六識的需求，去做和他同步的思考。
仍以前引的李商隱〈奉同諸公題河中任丞新創河亭四韻〉為例，李商隱以「任中丞」來稱謂這位長官，馮浩認為是任畹，有此可能，劉學鍇、余恕誠的《集解》再加按語說：
石雄任河中節度使，但石雄係兼職，其主要任務是對劉稹作戰，故任命任畹為河中節度留後。
這段按語的想法，緣於石雄在三月中接任河中節度使之時，劉稹未破，所以料想石雄必定在前線圍攻，而任命任畹為留後。
據李德裕〈任畹、李丕與臣狀〉文中所言：「前月末與河中留後任畹委曲，令轉問李丕，有何方略，一一條疏報。」所謂前月末，是指四月末，當時任畹已出任河中留後，又為宰相李德裕轉傳令旨給忻州刺史李丕，匯報情資。李德裕的文中又說：「石雄就河府，王逢就絳州，各曬乾糧。緣日色猶烈，數日可致。」可知六月中石雄在河中府，並非人在前線而兼職河中節度使。劉、余二人「料想石雄必定在前線圍攻，而任命任畹為留後。」的說法，並不確實。
由於資料實在不足，任中丞可能是任畹，也可能不是，總之，無從定論。但是，問題不在這裡，而是在根本的解讀文獻方法上，《馮注》和《集解》的解讀方法，顯然不從「人」的立場來思考。
從「人」來思考的話，應當先考慮任畹所處時世的「任官制度」，御史中丞是司憲之職，節度使例帶本州刺史，而刺史有糾舉之責，所以才會在官員初授刺史兼節度使的時候，兼授御史中丞，以後再命，便升為御史大夫。留後並非刺史正官，除非另有軍功或特殊原因，不會帶御史中丞。一個人，很難踰越當代的制度，任畹的本籍在四川，出身為進士，出任河中節度留後以前的官職，應為兵部的郎中，不是節鎮世家，沒有軍功或特殊身分，所以，從制度面來看，任畹為留後之時，李商隱不應稱他為任中丞。既然詩題上面寫了「任中丞」，就出現了兩種可能：
第一，會昌四年（西元844年）七月平定劉稹之後，任畹以軍功加御史中丞。
第二，會昌四年十二月石雄升任河陽節度使之時，任畹繼石雄後，曾短暫的擔任河中節度使。
這兩種可能中，以後者較為合理。因為史無明文，這樣推算的結論也並無太大的必要，可是，從文獻詳讀來說，必須要看到這一層才可以。
2. 還原古人生活的文獻讀法
我這兩年都在收集古代旅行中，車、馬、輿轎、船舶的相關文獻，其著眼點也是在更精準的解釋「人」的行為。
舉例來說，屠隆在萬曆十一年（1583）七月由丹陽縣吳大帝陵口出發，馳馬赴京，據他自言：「日夜馳一百八、九十里，自陵口十有八日而抵都門」。這次的旅行，因為有明確的抵達日期，出發的日期也可以推算而知，所以，十八日之言，確定是真實之事。
然而《清實錄》所載：
丁亥（四月十四日）諭大學士等，昨日皇子允禔奏：往祭華山，每日行一百七、八十里。逼近潼關，連雨三日，泥濘難行，一日止行百里。
允禔（1672-1735）是康熙皇帝的長子，是年二十二歲，如果以康熙盛世的物力和皇長子的調度權限，每日最快只能馳行170、180里。那麼，屠隆是怎麼做到的呢？
從這個案例，使我們注意到一個研究上很基礎的問題，就是當我們把被研究者當作一個「人」的時候，他的能力就會被以「人」的真實性去考慮，他與人、事、時、地、物的相接，也必然是在可以真實的應對進退中被考慮。那麼，不可諱言的，今日古典文學研究界所掌握到的古代唯物史料，實在太不足了。
3. 用日曆表來整理
把一件帶有時間元素的文獻，放進日曆表中來呈現，是非常必要的方法。以宋亡之日，被派遣往大都的祈請使團日記官嚴光大所作的〈祈請使行程記〉為例。
此文又名〈丙子北狩日記〉，收入劉一清《錢塘遺事》。文中以日記形式，記載左相吳堅所率領之祈請使團的行程，除了詳記沿途路驛外，內容書寫宋軍對蒙古兵抗戰的現場，以及人民死傷情況尤多，作者不願降伏之心，十分明顯。最後記載使團在大都燕京與後續被俘北上的皇太后相會，因此，後半篇主要寫諸人在大都燕京及上都之活動。像這樣的文獻，以閱讀文章的方式來處理的話，看不見全部路程的經由，也看不到各種人事與心境變化。我為了現地研究，曾經編製了一套具有二十四節氣與儒略日（Julian date，JD）換算的每日曆表，從西漢到民國一○二年，二千餘年間，分朝代別，建成方便的Excel檔案，名為〈歷代中西對照節氣儒略每日曆表〉，簡稱〈每日曆表〉，讀者如有需要，可以來信索取。這篇〈丙子北狩日記〉我把它放進元代的每日曆表，以後，事件的本末就十分清楚。
以〈歷代中西對照節氣儒略每日曆表〉來處理行程日記還有一個好點，就是沿路的交通路線和行進日期，一目了然。
祈請使一行人所經過的地域，包括南宋的土地和原來金國的領土，在宋金分裂以後，南宋官方人員第一次踏上這條路線。此行自杭州至魯橋都行水路，到了魯橋才捨舟登陸，所謂「易行李上車，屬官皆乘舖馬」。陸行經過濟寧、東平、茌平、高唐等州縣，至山東陵州（即明代的德州）才重新登舟，沿衛河北上，直到大都之前，仍行水路。此一行程與明代大運河的水陸兩程相比的話，前後舟行的水路，與明代大運河相同；濟寧至德州的陸路，在明代也是大運河的平行陸路。至於從魯橋經由濟寧到臨清這一段不能乘船的地區，後來，元丞相脫脫就在這裡新開了會通河。此外，臨清和德州之間的衛河雖可通航，但是從高唐陸行，不會繞道到臨清。如上所說，這些道路特徵，都在全文輸入日曆表以後，清楚的表現出來。
這種文獻詳讀法，可以一本書一本書去做，其成果會全部累積在各朝代的日曆表中，真積日久，就可以形成無數條具備時間軸的旅行路線，可以計算行路日程，提供參考日數。我目前已經累積了四、五十個案例檔案，本書第十章李齊賢成都詩詞這一篇的完成，就得力於此。
4. 把文獻落實於衛星地圖
2016年冬天，我得到一冊明人鄭若曾的《江防圖考》，是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年刻的鄭開陽先⽣雜著零本。我看到刊行者鄭定遠的跋文中否定了《四庫全書》所收《鄭開陽雜著・江防圖說》，就把兩圖拿來比對，發現《江防圖考》果然較優，後者形同兒戲。我比對的方法，就是利用Google Earth Pro衛星地圖。
如果要詳讀這類文獻，除了直接把每個地名輸入衛星地圖之外，沒有別的好辦法。雖然明代地名和今天差異相當大，但是利用明清方志、清光緒年間為了編製《清會典圖－輿地》而製作的二十萬分之一和二萬五千分之一尺的分省各縣誌表圖、清末到民國間日本陸軍製作的百萬分之一尺東亞輿地圖、民國初年到民國三十年間測繪的五萬分之一尺地形圖、1950年代美國陸軍製成的AMS China L500 Map Series二十五萬分之一尺地形圖，再加上《高德地圖》、《百度地圖》等電子地圖，把它再重現於Google Earth Pro衛星地圖，並非全部不可能。現在，這本《江防圖考》已經融入我的長江詩文研究體系，在2018年一月進行的鎮江至九江南昌的考察中，成為重要的考察依據。
利用地圖數位化的技術，可以在Google Earth Pro衛星地圖裡，發揮前述早期地圖的研究效能，但如果是更早的古地圖，把原圖置入衛星地圖的困難度高而且未必有效。所以，我對於年代較早的古地圖，一般只把疊圖數化作業視為輔助，主要的方法，是把古地圖中的地名內容取出，經過辨證後，手動置入衛星地圖。延伸這種方法，可以處理的文獻很多，像上述《江防圖考》裡的長江圖便是一個例子，我還處理了包括《乾隆南行紀程圖》等不少案例。
近年來，我收集了許多韓國奎章閣所藏的朝鮮時代古地圖和上述近現代的早期地形圖，雖然時間不允許全部都做詳讀，但凡是遇到相關研究主題的部分，就用上述方法作業。
除了地圖，文獻中如遊記型的日記、遊記型的詩卷，除了編入每日曆表一法以外，也必須利用地名條件，讀入衛星地圖，在衛星地圖中建立專屬的行程路線。一個文字性文件，每轉化成為一條路線，文獻的證據價值就會大大提高，個人研究的基礎也會不斷厚實。以後如遇到個別帶有地名的文獻，就可以在地圖裡的群組中得到互相支援的線與面。目前，我從唐人李翱的〈來南錄〉、北宋歐陽修〈于役志〉、宋元之際嚴光大〈祈請使行程記〉、明代楊士奇〈南歸紀行錄〉以下的明清行記，建立了許多各人專屬路線的.kml的檔案，每月每日還在陸續的擴增中。
更有意義的是，這些資料全部可以經由GIS網站平台，免費提供大眾使用。由於我個人現在的研究進度，仍放在論文撰寫和專書出版中，大概在這幾年內，會與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員劉苑如教授合作，將研究成果分享於在她主持的「東亞文學與文化地圖」研究平台，作為GIS與文學研究的案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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