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何種人，在哪個地方過活，也有他們生活方式的選擇；這當然也有因條件所限而被逼活著吧，但中國如沈從文一般的文人學者畢竟不算多，能欣賞他人在他鄉的生活方式，正是「這就是生活」怨憤消減的原因。這等消減非但不屬同情，而且是源於作家深明所謂民間疾苦的想像，其實已不再生效：愁衣食者只要一個麵包，向他們遞上一碗牛肉麵是多餘的。他們已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容他人入侵。以經濟扶貧，比起提供貧者自強方法來得更務實。只要保留文學供我們觀照生活、思考階層、尊重和包容不同的生活方式，雜誌所「介紹」和「消滅」的，都會存有社會對它的素質確認，都會存有各界書寫者（作家、傳媒人、出版人、學生等）的共同載體。 「這就是生活」，不是生活表演或生活建議，而是書寫者人文素質的觀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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