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誠實的相遇 文 / 孫大川
1990年代以來，由於台灣社會發生一連串內部結構性的變化，使原住民的議題不但被顯題化，而且其討論的層次，也逐漸從一般社會救濟的層面，昇華到重新釐清民族與國家（nation to nation）相互關係的高度。毫無疑問地，這將近二十年中間，台灣原住民，特別在法政和文化學術的領域方面，似乎有了不少突破性的發展。「原住民」正名入憲、「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的設置、若干原住民專屬法律的通過，以及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的設立，在在顯示一個建立在客觀法政制度上的原漢關係，已經成形。而從原住民主體這個側面來看，80年代正名運動所引發的能量，使原住民在文學、音樂和藝術方面有著源源不絕的創作動力；配合早期社區總體營造的政策，以及最近文化創意產業的推動，原住民部落呈現了另一番值得觀察並需要投注關心的面貌。
梅芬這本大書的完成，應該就是對原住民這段歷史變化的觀察與關心。「觀察」乃是一種客觀分析的致知活動，它必需營造某種距離感；而「關心」則鼓勵一種不容自已的「投入」，使自己勇敢地朝向「他者」。這當然不同於一般的論文寫作，也不是學院專題研究的理論虛構，整本書其實反覆地糾纏兩種「存在的焦慮」：原住民文化的存在與作者自己的存在。原書名「台灣當代原住民藝術的立己之路」涉及「立己」之道，既是原住民之「立己」，也是作者本身之「立己」。用傳統儒家的說法來說，這裡所談論的學問，乃是「為己」之學而不是「為人」之學。梅芬給我的信上說：
這本書花了整整三年的時間完成，但蒐集資料、觀察、參與、投入原住民藝術的時間已經近十年了（1997-2006）。寫這本書的動力，並不是為了升等，急於墊高自己的學術位置，那是水到渠成的結果。動力，來自這幾年自己親眼所見、親身接觸，積壓在內心的問題必須透過寫作，分析、釐清自己內心的困惑與疑問。
這正是這本書最吸引我的部分。約八年前（1999），作為梅芬成大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口試委員的我，因風雨的關係，飛機在台北台南之間往返幾次，終於趕抵考場，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梅芬。她的論文和卑南族的藝術生態和風格有關，詳細的內容我已不復記憶，但是她那強烈的「涉入」性格，卻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隱約可以估計像她這樣性格的人，將來在學術界、職場和人際關係上會有什麼樣的遭遇。之後，我們沒有進一步的聯絡。雖然輾轉知道她到了史前博物館，結了婚，生了小孩，且仍不斷與原住民各方藝術工作者互動；但，無論如何都很難想像她怎樣在中華民國那麼務虛的行政體系裡生存？又如何拉得動時常「脫鏈」的原住民朋友？這本書多多少少給我提供了答案，這些答案不是抄襲或轉引自某某學術理論，而是來自於她的實踐、參與和反省，每一個段落都有烽火與傷痕，有衝突、有原諒也有超越……。
在本書「後記」的初稿中有這樣的兩段話：
對於一個必須在既定時間完成行政程序並兼具質感成果的「文化行政者」來說，在公共藝術執行過程裡，面對不懂行政程序、不瞭解公共藝術執行與建築工程介面，甚至連自身的藝術專業都不穩定的創作者，我曾氣的跳腳、甚至發脾氣，幫他們寫公文，也曾因部落人的努力感動的流淚。終於，在一個傳統文物、標本印象已深的人類學博物館，有了原住民當代藝術與人的溫度。
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位置，因此，我提醒自己特別留意與反省，儘量避免不自覺地以中產階級所發出的評論觀點「建議」原住民藝術談如何改善？在此之前，在還沒有能力提出解決方案之前，最大的學習與挑戰是，如何中肯地說出他們的處境？表達他們的感受？我必須誠實勇敢地面對自己。站在第一線，我遇到的原住民藝術是什麼樣子？我聽到的敘述是什麼？眼睛所看、內心所感的是什麼？不能是隱惡揚善的人道關懷，而是要用愛心說實話；不是指責式的批判，而是報以更深善意的理解。
兩段話裡表明了梅芬對原住民文化藝術工作的「涉入」，不是一種盲目的熱情，而是一種以「誠實」為基礎的勇敢「對話」和「相遇」。相對於過去對原住民處境的冷漠，90年代之後，台灣整個社會瀰漫著對原住民浪漫的想像，其中還攙雜政治性的綁架和族群意識形態的操弄。從某種角度說，90年代起原住民社會的種種突破性發展，是具有虛幻性的。我從80年代末期對原住民事務的發言，即不斷明確地指出這一點。在我看來，台灣原住民主體的挺立及其「立己」之路，必需建基在充分穿透此一虛幻迷霧的智慧和勇氣上；我將它稱作「黃昏意識」，也將它視為對「死亡」的敞開性。可惜這二十年來，並沒有太多人嚴肅對待我提出的命題。梅芬說這本書命名「天還未亮」，乃是對我黃昏觀點的響應和延續，我有一種很深被理解的幸福感。其實，「立人」、「立己」之路有什麼高明的法門，「誠實」而已。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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