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信疆與我
瘂弦
我在《聯合報》副刊二十一年，編輯生活對我的影響，一直到今天好像還在延續著。風晨雨夕，當年的許多人與事，仍不時在我腦海中迴盪。章詒和有本書《往事並不如煙》，也的確是如此，特別是很多一起工作過的夥伴，甚至曾經「過招」的「敵報」友人，如今回想起來，都好像在同一條船上共過患難的親人一般。因此，溫哥華的子夜，當電話那頭的高信疆太太柯元馨告訴我信疆去世的噩耗，我再也無法入眠，對著窗外的黑暗，眼淚一直不停地流。我心裡說，信疆走了，為了台灣副刊事業跟我一起打拼的人走了，屬於我們的時代是真正的結束了。詩人艾略特說，龐德與他相較是「更好的工作者」，而在我們的隊伍中，信疆也是一隻領頭雁。他和我的關係是如此密切，是不打不相識的摯友。提起那一階段的副刊，人們每每把他與我並提，還說我們兩人有所謂「瑜亮情結」，其實也不如外傳那麼嚴重，總之後人評說，總難免把我們兩個綁在一起。如果信疆成立了，我也就成立了；勿寧說，那段故事是他和我合寫的。
我認識高信疆甚早，遠在他就讀華岡文化學院新聞系時，他就是我主編的《幼獅文藝》專訪撰稿者。我們是河南同鄉，他是武安，我是南陽，他們高氏昆仲（信鄭、信譚、信鄧）都是我的好友。雖然我比信疆年長很多，但是我們兩人最談得來，情誼深厚，沒有所謂代溝的問題。我一直以這位意氣風發、才華洋溢、有守有為的小老弟為榮。
話要從一九七六年的夏天說起。《聯合報》總編輯張作錦，當年也寫詩，筆名金刀，是我的舊識。有一天他告訴楊牧，他很想請我去主編聯副，不過他說有個困難，在大學我比他高一班，怎可讓學長當部下呢？楊牧說，「文人副刊」主編向來有客卿的意味，這一點倒不必過慮。不過當楊牧向我轉達金刀的這番意思時，我正準備去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進修，出國手續都辦好了，不宜更改，只好婉謝。對於聯副這個具有文學重鎮地位的報紙副刊，我是很願意參與的，可惜時間不湊巧。金刀表示《聯合報》願意等我一年，期間由駱學良（馬各）擔任主編，等我學成歸來。事情就這麼敲定了。
一年後我結束進修打道歸國。一出松山機場，就看到高信疆赫然出現，二話不說把我的行李提上他的車子。上了車，他開始發話了，說《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要他來接我，有意請我擔任「人間」副刊主編，並說余先生現在就在辦公室等。由於事出突然，我一時無法應變，就請信疆先載我回家再說。到家不久，門鈴響了，余董事長親自來訪，懇切表達邀我去時報的意思，余先生說：「我快七十歲的人了，從來沒有像這樣請一個人的。早就希望你到時報來，來了以後，你主持國內的工作，信疆主持國外的工作，你們倆是好朋友又是同鄉，並肩作戰，實在太理想了。」
接下來的半個月，信疆一直居間協調，希望能促成此事，並且開出優渥的待遇。記得最後一次到報社見余董事長時，信疆也在場，余先生說他辦公室隔壁就是報社的會議室，各單位主管都在，是臨時召集的會議。只要我答應下來，進了這個門，這個會就變成特別為我開的歡迎會。當時的陣仗可以用「兵臨城下」來形容，憑良心說，我那時幾乎有點動搖了，不過忽然轉念一想，在台北那麼多年，每次見到余先生他總是稱讚我《幼獅文藝》編得如何好，但從來沒有邀我到他報館工作，為甚麼聽說我去《聯合報》，才來搶人呢？這恐怕是報業競爭的關係吧，絕對不是我真的有那麼大的價值。這麼想著，心理輕鬆不少，我遂對余董事長說，他的這份知遇我將終生銘感，來日讓我以別的方式來報答吧！君子重然諾，《聯合報》既然已經等了我一年，絕對不能失信。我並且對余先生說，信疆能頂半邊天，應該由他繼續來主持「人間」副刊。余先生沒講話，辭出後我對信疆說：「﹃人間﹄副刊過去你編得那麼精彩，余先生最賞識你，老馬識途，你重新出山吧。你在﹃人間﹄我在「聯副」，我們的情況就像羅馬競技場上兩個決鬥的武士，面對著全場萬頭鑽動，如雷歡聲，不管願不願意都得搏鬥，而且要打個你死我活，觀眾才覺得夠勁，過癮。但是有一點老弟可別忘了，就是當我被你打倒的時候，你的劍不要真刺到我的身上，做個假動作刺在地上就好了。」
我是一九七七年十月一日接編聯副的，沒多久，信疆果然重披戰袍，再一次主持「人間」副刊。從此硝煙四起，龍戰在野，我們兩個難兄難弟就打將起來，打得天昏地暗，丟盔卸甲，不可開交，差點兒賠了我半條老命。不過儘管競爭「慘烈」，但是我們兩個從來沒有玩惱過，動作大，是故作誇張，目的是要引起讀者的注意力和興趣。之所以從來沒有翻臉過，最主要的原因，是兩個人對文化和文學的想法，非常接近，期間並沒有意識形態的對立。副刊編輯的策略雖然不同，但是要表達的主題內容，常常具有很大的同質性，往往他要找的人也是我要找的，他要做的專輯也可能是我要做的，他重視五四時期的老作家及上海淪陷時期的張愛玲，他想藉大量邀約海外作家的稿件，使台灣能成為世界華文文學的中心，以及他比較側重台灣本土文學的建設和青年作家的培養等，都與我的觀念不謀而合，我走的也是這樣的路子。
由於想法的一致，我們兩家的副刊，都沒有參與當時已經掀起的鄉土文學論戰，因為我們認為鄉土文學從來就不是問題，沒有討論的必要，真理愈辯愈明這話不錯，但如果師出無名等於打一場亂仗，那會影響台灣文壇團結，造成族群的撕裂，事後證明我們的想法是對的。如果當時兩家各有百餘萬銷路的大報也參與論戰，情況將不可收拾。
如果要說我和高信疆的作風有甚麼不同，那應該是做事的方法上，在個性上我溫吞，他急進。新聞系出身的他，一切講究速度，在他的字典裡，根本沒「慢」這個字，攻擊和衝刺是最重要的作為，與這樣的對手周旋，是夠累的。我曾開玩笑，說高信疆有新聞記者的「劣根性」，時間因素第一，什麼事都要快，乃是以搶新聞的態度來編副刊。他這個編法，逼得我不得不研究一套以柔克剛的辦法來因應，當時有人分析我倆的戰法，說他善攻我善守，事實上勝敗乃兵家之常事，不管是攻是守，勝利總是屬於失誤最少的一方。
詩人余光中曾經笑說，瘂弦和高信疆，每天早晨一定有一個人吃不下早飯。原因無他，這邊還在組稿，怎麼？對手已經整版推出了。長期對壘之下，使我養成隨時保持警覺的習慣，國內外文壇不管大事小事，都得密切注意，舉凡思潮的轉變，作家的動向，都要在掌握之中，像諾貝爾文學獎的報導，更是要列入年度的重點工作，不容掉以輕心。由於編輯工作大到無邊無際，編輯室常常整夜燈火通明，加班熬夜是家常便飯，有時關於戰況的討論、得失，甚至帶到自己家裡的晚飯桌上。不過無論怎樣競爭，我始終相信並經常溫習孔老夫子在《論語》中說的那幾句話：「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我深信，報紙重要，友誼也重要。
信疆和我，一直都是孔老夫子箴言的遵循者。只有一次在一個座談會上，我和信疆卻差點吵了起來。我發言說，副刊選稿有其特定的訴求，最好根據廣大讀者的最大公約數來取捨稿件，而雅俗共賞是必要的。試舉一例，如果詹姆斯．喬伊斯活在今天，把他的代表作《尤里西斯》長篇投向聯副，我一定退稿，建議它改投《聯合文學》，不是作品不好而是不適合。想不到信疆站起來駁斥我的意見，他說他有不同看法，一件作品只要有文學價值，再難懂也應該由副刊來登載，《尤里西斯》也不例外。散會時我問信疆，你真的相信《尤里西斯》適合副刊讀者嗎？他笑著說，他是看到場子裡有人打瞌睡，才故意製造爭議的話題。雖然他這樣解嘲，但我想他那天是真的有點生氣了才發飆、對我嗆聲的。總的說來，我們競爭的那些年，基本上彼此都信守了那個原則：劍不要刺在對方的身上，但偶爾擦槍走火，亦屬難免。
退休後，漢寶德、葉維廉、何懷碩、董陽孜等人和我到印度去旅行，信疆也去了。旅途中有人看到我和他坐在一匹大象上有說有笑，就問，怎麼，你們和好啦？事實上我和信疆從來沒有不和好過。名報人成舍我名言：辦報的人沒有成功的一天，只有一天的成功。每天早晨比報發現自己勝過對方，符合了社方「你無我有、你有我好」的工作要求，但是過了中午，眉頭就皺了起來，明天怎麼辦？信疆和我先後退休後，記得有次和他聊天，他說他想了個點子：「我們兩家副刊能不能把當年重要戰役，列出十個來，彼此不商量，每一個戰役各寫一篇文章，然後編成一本書，那該多麼有意思，說不定有賣點哩！」我說：「好啊，恐怕讀那本書就像讀日本小說《羅生門》，彼此都有一套自己的說法，不會承認被對方擊敗。電腦時代，恐怕沒有人有興趣去找那一堆堆發黃的舊報紙堆了吧。」
劉再復有篇文章，題為〈巴金的意義〉。這裡容我也根據和信疆交往多年，同為報紙副刊獻身的一些感受和體驗，說一說高信疆的意義。
高信疆是詩人，他用高上秦筆名發表的作品，具有一定的藝術高度。參與《龍族詩刊》時，他曾製作專輯，反思現代詩運動的得失，專輯中唐文標、關傑明的批判文章，引起詩壇很大的風波和爭議，這說明信疆具有濃厚的社會運動家氣質。主編「人間」後，他這種傾向更為顯著，主要是他全力嘗試改變傳統文人副刊的體質，把文人副刊提升到報人副刊的層次。使副刊具有現代傳播的新思維，譬如新聞性、現實性、時間感和速度感等，更以主動約稿、計畫編輯等策略，擴大版面的容量，產生集中的效果。這是過去副刊所沒有的。人們還記得上一個世紀的二、三十年代，《晨報副刊》主編孫伏園，人們尊稱孫伏老。此公一襲唐裝、寬袍大袖，儀態從容，在報館是客卿、爺們，很少來辦公，半個月才晃到報社一次，稿子一發就是二十天，然後到莫干山避暑去了，那日子過得真是月白風清，這是老式文人副刊老編的派頭。等到信疆一出，副刊編輯部的日子立刻變得月黑風高，選稿、組稿之外還要開座談會、辦學術會議，主持文藝營的訓練，忙得沒完沒了，此時編輯的形象不像文人，倒像一個呼風喚雨的導演，一個滿頭大汗的節目主持人了。這種改變，都是信疆開的頭，各報相繼跟進，成為今日副刊的主調。
從文藝副刊發展到文化副刊，也是高信疆的嘗試。在過去，副刊是小說家、散文家、詩人的天下，學者很少到副刊上來。高信疆一反過去的傳統，邀請很多學者豋場，特別為他們開闢專欄，營造一種文化評論的新氣候，很多意見領袖因此誕生，眾聲喧嘩，為廣大的文化社會創造另一種溝通管道。他的這種作法，跟我可謂「英雄之見略同」，聯副的〈塔裡塔外〉、〈啄木鳥專欄〉也是為教授們預備的，不過我希望教授們盡量避免長篇大論，所謂「長話短說、雅話俗說、冷話熱說」等等。當時正處於白色恐怖末期，官方對政治消息管制頗多，而對副刊的限制較為寬鬆。人們打開報紙，各家的新聞都差不多，言論是處於半封鎖的狀態，這使得民間有許多的呼聲無法登上新聞版（正刊），只有借助副刊的版面，如此就微妙地為知識份子開闢了一條言路，大大增加了副刊的社會參與功能。那年代，如果有一篇激進派的文章登出，大家都會競相走告，引起廣大的注意和熱烈的討論。這是極富建設性的一個發展。
過去台灣各家副刊是清湯掛麵，每天的編法都差不多，版面變化不大，也很少使用插畫。「高式副刊」卻一反過去的做法，特別重視美術設計，原則上主編不畫版，而由優秀的美術編輯以最高的審美觀點設計版面，並搭配生動精美的插畫，作大篇幅的呈現。這是一次革命性的改變。它對後來報紙的編風產生很大的影響。記得當時為「人間」畫插圖的，是一臉絡腮鬍的林崇漢，他的插圖作品，一時無兩，我很敬佩。「人間」副刊版面革新飆到最高的時候，舉辦「版面設計大展」，每天請一位名畫家來社親自設計版面，當然，不見得每一種嘗試都是成功的，但副刊的面貌大大不同了。我是編雜誌出身，一向也重視版面的美感，信疆創出的新路我十分贊同，乃請來長髮披肩的王明嘉到《聯合報》主持美術工作，棋逢對手，端的是好戲連台，大家看得過癮。
「人間」和聯副都是採用單項約稿和廣向徵稿並重的方式來擴充稿源。不過兩家的作法不同，我約稿方式是勤於寫信，總覺得用雁往鴻來的傳遞方法才比較正式，有禮貌，高信疆的方式是大量的打電話給對方，當時的越洋電話極為昂貴，他的電話特別長，可以跟約稿的對象在電話上聊天，時間長得使對方「叫饒」，直說，電話太貴了，稿子我一定寫就是了。如此凌厲的電話攻勢，當然感動了許多人、交到不少朋友，也因此得到不少稀罕的稿子，大家都為他的誠意所感動。另外，他也常常對外訪求人才，這些人他不一定認識，有時只讀過他們一本書、一篇文章，就去登門拜訪，延攬至報館工作。這種方式是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常說幫助、提拔人要來得早，邀孔明出山要是落在劉關張的後面，那就不稀罕了。人才像花，一個好的編輯人，不能一味拼命採花而不去種花，信疆種花的眼光、耐性與功夫，特別是採用的方式是非常特別的。當年他所培植出來的年輕人，很多都已成為今日文壇的中堅，而成為他一輩子的朋友，這些人跟台灣的文化（文學）建設，關係密不可分。而信疆功不可沒。
人常說生不逢時，我卻說生正逢時，我和信疆有幸參與了被人形容為報紙副刊的黃金時代，能夠恭逢其盛，也真稱得上緣份。當時的電子媒體並不像現代這麼發達，網路還沒有出現，基本上大家還是非常尊敬文字。在報紙副刊工作的人，雖然辛苦，但是卻充滿了幹勁，一個個都像是冶金者，日夜披沙揀金，比賽著看誰的金子成色好。一件工作來了，大家腦力激盪，挖空心思想點子，每每選難度最高、挑戰性最大的方式來做，在「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的要求下，的確留下不少可貴的紀錄。
高信疆常常使我想到美國的巴頓將軍，這位富有英雄主義色彩還帶點豪邁浪漫氣質的典型軍人，強調戰爭只有三個原則，大膽、大膽，大膽！他作起戰來勇猛頑強，親自駕著坦克上陣拼搏，這很像高信疆辦報的作風。對於信疆來說，副刊就是他的坦克，只要有副刊編他就來勁，沒有副刊編，他就悶悶不樂。他甚至把副刊的功能提升到「副刊可以改變一個國家的國民性」的高度，在副刊工作，他永無倦色，全力以赴，無怨無悔。只是，有時客觀條件也未必能夠完全配合他。我非常尊敬余紀忠先生，他和《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先生，在新聞史上的地位無庸置疑。但我必須說，余先生對於信疆的工作安排和調動上，有些時候是有欠恰當的，是忽冷忽熱的，無形中也造成了信疆的心理上的一些挫折，這是新聞界文藝界很多朋友都有同感的。老實說我的編輯生活從文學刊物到文藝副刊長達四十年，從來沒有看到一個像高信疆那麼熱愛工作的人，沒有工作，等於要他的命。最近的十幾年，他一直隱居海外，很少回台北，他就像一個失去戰場的將軍，給人以悲劇英雄的落寞感。他那踽踽獨行的身影，想來真讓人感到不忍。
這篇悼文，我不只是為信疆悲，也是為我自己悲。大環境變了，整個文化氣候已經不適合信疆和我這樣的人。我們就像恐龍一樣，將逐漸在地球上消失。我哭信疆，也是哭我自己，更是哭我與他共同走過的時代。所幸今日的台灣副刊仍有後繼者、傳薪者，人才濟濟，他們自然有屬於他們自己的揮灑的空間，但是屬於我和信疆的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
沒有人間，哪來鄉土
王健壯
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國民黨中央召開「第二次文藝會談」，由於事前已知《中國時報》將是會談要批鬥的主要對象，開會前夕，余先生找了高信疆、楊乃藩與我去他家裡，特別交代：「會，要去參加，但去了聽聽就好，盡量不要講話，非要講話，就由乃藩代表發言」。當年局勢險峻不明，余先生有此交代，不是怕事，而是不想多事。
楊乃藩是當時的《中時》社長兼總主筆，信疆已離開「人間」一年兩個多月，我接「人間」主編還未滿四個月；國民黨中央文工會邀了我們三人代表《中時》參加會談。
第一天開會因為都是官方活動與官方報告，全日無戰事。但第二天的分組討論與提案討論，卻開始砲聲隆隆。信疆與我被分配參加的第二分組「發揮文藝功能，加強心理建設案」，就有人提出這樣的意見：
「對於目前少數文藝作家，倡言開放三○年代左傾文藝作家作品，提倡狹隘的鄉土文學及專以工、農為寫作題材的論調，深感不但有悖當前革命需要，而且易為敵人所利用。因此，建議將防範敵人利用文藝進行統戰分化陰謀等條文，加列入提案中」（引自中國國民黨中央文工會編印之〈第二次文藝會談實錄〉）。
由於當時大陸十年文革浩劫才結束一年左右，「人間」不但是最早刊登陳若曦〈尹縣長〉等大陸文學的報紙副刊，也鼓吹政府應早日解除三○年代文學的禁令。再加上「人間」在信疆任內，既開闢關懷台灣本土的「現實的邊緣」專欄，更刊登了不知凡幾像黃春明、王拓、王禎和、楊青矗等本土作家的小說；所以可以想見，類似第二分組那樣的眾多提案，擺明了就是針對《中時》而來。
雖然余先生的交代言猶在耳，但當天開完會後，信疆仍氣得對我說：「太過份了，走！我們去重慶南路買書，把他們（國民黨與軍方）自己出的三○年代的書都買下來。」
兩個人報館也沒回，就坐了計程車直奔重慶南路，幾乎跑遍了每家書店，尤其是在政戰系統外圍的黎明文化書店待得最久，祇要看到跟三○年代有關的書通通買下來。書店打烊前，兩個人各提兩大袋「匪書」回家，準備隔天「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進行反擊。
第三天一大早就趕到劍潭活動中心，楊乃藩社長看我們提了那麼多袋書，心裡早已有數，信疆也告訴他我們要反擊，但楊乃藩以余先生有交代，一再勸說算了，再加上開會後的發言人選早已內定，信疆與我空有滿腔憤怒卻無處可發。祇能眼睜睜看著那位大詩人，站在台上拐彎抹角批判鄉土文學，並且聽到警備總部那位專管文化的官員，嘴巴裡竟然說出這樣的警告：「對於那些不聽政府勸告的人，政府不是不辦，祇是時候未到！」肅殺之氣，令人不寒而慄。
其實早在二次文藝會談之前，「人間」就已是有關單位的箭靶，明槍暗箭從來都沒停過。我才接「人間」不久，有天余先生找我去他家裡，拿了一封所謂的密件公文給我看，公文中寫著類似「根據我駐海外單位的情報，共匪已滲透進《中國時報》」等等，我看後覺得太不可思議，但余先生對我說：「這些人什麼事都做得出來，你們要特別注意」。
後來我從余先生手中又看過更多件這種假情報的公文，但公文卻互相矛盾，前一件公文才說信疆與我被共匪滲透影響，後一件公文卻又指控我跟信疆與島內台獨份子掛勾。另外還有許多黑函，信不是打字也不是手寫的，而是剪貼報紙的標題字貼成的，內容更是荒唐透頂，造謠說信疆與我在外面開出版社，偷偷賺報社本來該賺的錢等等。
我當時才是二十多歲的菜鳥，又接「人間」不久，像警總那樣的老大哥，當然不會把我放在眼裡，更不會以我為敵，他們要打擊的對象當然是信疆，是「人間」，是《中國時報》。
但官方玩的是兩手策略，二次文藝會談前後，警總的人也常常請信疆跟我吃飯喝酒，我那時天不怕地不怕，有請必到，信疆則是世事洞明加上人情練達，每次也欣然赴會。警總請客，席間不是清一色他們的人，就是請一些跟信疆與我熟識，也跟有關單位關係不錯的學者文人。酒過三巡，當然會溝通一下當前局勢，聊聊他們對副刊的看法，我的個性是惡聲至必反之，信疆卻是進退有節、縱橫捭闔，尤其是他大杯豪飲的風采，更常常讓舉座警總官員震懾得不知何言以對，意外收到「杯酒克敵」的效果。當時我就曾想：如果二次會談時，信疆若能上台發言，以他的雄辯風采，與會的兩百多位人士，特別是那些黨政軍特人員，對鄉土文學與三○年代文學，應該會更早有所覺悟與正確理解才對吧。
尤其是鄉土文學。信疆一向自稱是個「擁抱台灣，熱愛中國，胸懷天下」的編輯人，為了胸懷天下，所以在一九七○年就有了「海外專欄」；為了熱愛中國，所以敢於突破禁忌刊登大陸文學；為了擁抱台灣，所以早在一九七五年就開闢了「現實的邊緣」專欄，以報導文學的形式書寫現實台灣；當然他更不可能不去刊登以台灣底層社會為主題的所謂鄉土文學，不可能不去發掘長期隱藏民間卻無人聞問像朱銘、洪通、陳達那樣的鄉土藝術。在一九七○年代回歸鄉土的呼聲中，信疆的「人間」其實扮演的是「先行的實踐者」角色，但他的實踐方式是以作品呈現，而非理論的鼓吹者。
當時回歸鄉土、擁抱現實的理論鼓吹者，是《夏潮》結合的那批左翼與本土派知識份子，是《文季》反現代主義的那幾位作家。但所謂鄉土文學「論戰」的火苗，卻是由一本當時才剛創刊兩個月的《仙人掌》雜誌點燃的。
一九七七年四月一日出刊的《仙人掌》第二期，以「鄉土與現實」為封面故事，內文刊登了十一篇以「鄉土文化往何處去」為主題的評論文章，其中引起爭議的有王拓的〈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銀正雄批判王拓的〈墳地裡哪來的鐘聲？〉以及朱西寗質疑回歸鄉土的〈回歸何處？如何回歸？〉等等。這是鄉土文學正反兩派，首度在同一個媒體上交鋒打擂台。
同年八月十七日，彭歌才在《聯合報》副刊寫了〈不談人性，何有文學？〉三天後，余光中接棒在聯副發表〈狼來了〉，兩篇文章都是痛批鄉土文學之作。小眾媒體的《仙人掌》在四月初點燃的論戰火苗，延燒了四個半月後，才在《聯合報》副刊這個大眾媒體上，燒成了燎原之勢，《中央日報》與《青年戰士報》也桴鼓相應，聯手變成了反鄉土派的旗手。十二天後，國民黨中央召開二次文藝會談，試圖以官方力量打壓其實勢已難擋的鄉土運動。
鄉土運動是因台灣一連串「外在挫折」而起，當時文壇的作家與學院的知識份子，既無統獨之分，也無左右之別，許多人都因為「外在挫折」而回頭重新審視自我，但這個自我並不是「小的自我」，而是「大的自我」，指的是「當下生活的土地」與「當前面對的現實」，也就是說，鄉土運動之興其實是「外在挫折」引發「內在省思」與「內在蛻變」後，必然會有的一個結果。
但官方，尤其是軍方的警總與政戰系統，卻擔憂甚至恐懼「外在挫折」會在「島內」引發難以控制的連鎖政治效應，因此不得不進行嚴厲的管控，一九七七年的二次文藝會談是「文的管控」，一九七九年的美麗島事件則是「武的管控」。
我既曾是《仙人掌》「鄉土與現實」那期雜誌的主編，又曾接下信疆的棒子，在主編「人間」時「高歸王隨」，繼續刊登像黃春明「我愛瑪莉」那樣的鄉土小說，現在再回首述說當年歷史，其實真有點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的感慨。
三十多年過去，有些當年圍剿鄉土文學的人早已表示悔不當初，信疆這個儼然曾是「鄉土教父」的編輯人，雖然後來也曾因為台灣本土政治的變質，而後悔當初曾鼓吹擁抱台灣的鄉土文學，但不論是作為一個文化人、新聞人或編輯人，高信疆這個名字跟鄉土文化早已是血肉相連密不可分。
一九七三年五月到七六年六月，信疆首度「人間」主編任內，他替台灣的鄉土文化披荊斬棘，開闢出一個表演的大舞台。二次文藝會談結束後三個月，從一九七八年一月到八三年三月，信疆二度主編「人間」後，他仍然不改「祇開舞台，不打擂台」的實踐方式，繼續深耕鄉土，即使前一年的鄉土文學論戰硝煙仍在，但他在一九七八年創立的時報文學獎，卻讓洪醒夫、詹明儒、宋澤萊、黃凡，這些不同於黃春明那個世代的本土作家，一個個相繼以文學作品繼續實踐鄉土理論，鄉土的香火不但未被政治撲滅，反而更加熾旺。
兩任八年報紙副刊主編，形塑影響三十多年幾個世代的文學甚至文化的風貌，台灣歷史上唯信疆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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