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與歷史學家的私人交談
作為代表團的團長，我個人只有很少時間和精力拜訪史學家。不過幸運的是，我還是有機會與一些傑出的史學家進行了私人交談。
首先是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任繼愈，他是研究中國佛教思想的專家。他研究中國佛教的文集《漢唐中國佛教思想論集》初版於1963年 。任先生1930年代在北京大學哲學系念書時，師從湯用彤和熊十力。因為我多少了解一點熊的著作，所以我們便從熊的哲學影響，特別是熊的兩位高足唐君毅和牟宗三在港臺領導的新儒學運動談起。從當代新儒家，我們的話題自然轉到了宋明理學。在一起簡單回顧了西方、港臺和日本的理學研究，特別是朱熹和王陽明研究的近況後，我問任先生，中國的哲學家和思想史家們是否會對理學感興趣。我強調，理學的傳統在思考的範疇(categories of thinking)方面，而不是思想的內容(substance of thought)上，其學術力量(intellectual force)遠沒有喪失。為了說明這點，我向他提了兩個重要的事實：首先，一般說來，儒家思想家，特別是理學家，對改造世界要比解釋世界總是抱有更多的興趣。這與馬克思所見到的西方哲學傳統幾乎完全相反。為什麼馬克思主義那麼吸引中國的知識分子，我相信這是主要的奧秘之一。其次，現代中國人非常強調「專」與「紅」的區別，這在理學「道問學」(朱熹)與「尊德性」(陸王學派)的區分中可以找到很深的根源。我希望中國學者能更嚴肅地對待理學，而不是僅僅在政治上指責它。任先生顯然能接受我的非正統觀點，雖然他很可能只是出於禮貌。不管怎麼說，他讓我相信他有編輯理學原著的計畫。他特別提到，在這個計畫中，王陽明的著作可能在不久後能出版。
在成都，我有機會與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繆鉞交談。我求見繆教授不僅因為他是一位傑出的學者，而且因為他是我以前的老師錢穆教授的老友和楊聯陞教授的內兄。和錢穆一樣，繆也是一位自學成才者，精通古籍、歷史和文學。在四川大學歷史系，他主講和研究魏晉南北朝時期(220-589)的歷史。他的著作很多，其中《讀史存稿》(北京，三聯書店，1963年)收集了他研究魏晉南北朝史的論文，《杜牧傳》(北京，三聯書店，1977年)的初稿實際完成於1964年。他對杜牧(803-853)這位盛唐詩人做過詳細的編年研究，寫成了《杜牧年譜》，此書正待出版。
繆將近八十歲，儘管患有白內障，但「四人幫」倒台後，他恢復了活力，堅持從事科研和教學工作。
交談中，我了解到整個「文革」期間沒有學者能夠進行任何嚴肅的研究工作。譬如，雖然教授們全都不教學了，但仍要求參加日常的政治會議，學習「革命文件」。有時甚至要過半夜才回家，實已筋疲力盡。後來我在北京時，從瞿同祖教授那裡印證了這一點。瞿教授是「文革」前夕回國的，我問他回國後從事哪項研究，他說幾個月前才調入近代史研究所，他沒有機會看一頁書。至此才弄清楚，在動亂年代，只有考古工作才允許繼續開展，因為考古碰巧滿足「四人幫」政治宣傳的需要。
我從繆教授那裡得知，除四川大學外，還有兩個魏晉南北朝研究中心。一個在武漢大學，由唐長孺主持；一個在山東大學，由王仲犖主持。王是《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第1冊(北京，三聯書店，1962年)的作者。為了培養在這一重要領域的年輕學者，三個中心最近重建了研究生點。
11月初，當我們回到北京時，我偶然得知唐長孺教授也在京城工作，我於是要求與他單獨會談。11月15日下午，我們的主人友好地安排了我和唐教授在故宮會面。
唐是前上海光華大學已故呂思勉教授的學生。他的主要著作有：《唐書兵志箋證》(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年)、《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三聯書店，1955年)、《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北京，三聯書店，1959年)和《三至六世紀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兩本研究魏晉南北朝的專著已得到國內外同行專家的充分肯定。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可能是迫於「四人幫」的壓力，他發表了一篇討論曹操和另外一個人的法家路線的文章，歌頌「歷史革命」。所謂「歷史革命」，無非是影射史學 。我很想知道「文革」對唐這樣優秀的學者究竟幹了些什麼。
儘管唐的單位是武漢大學，但他已調到北京多年，從事被指派的工作。由他主持的正史標點本已出版。過去幾年他主要在編輯新疆吐魯番發現的唐代文書。他告訴我，這是另一個大項目，已快完工。1960年代初以來，從吐魯番的各種各樣的墓葬中出土了八千多份唐代及更早的文書，包括政府公文、私人文書(如不同種類的契約)，以及政府與私人間的文書。最近的研究(包括唐本人的)清楚地表明，他們十分關注這一時期的地方行政和社會歷史 。我們有希望在二三年內看到他們的出版物。
交談中，我特地問起他對門閥制度的看法。我這樣問是因為我知道他在此領域做了一些開拓性的工作。1959年，他發表了有關門閥制度形成與衰落的重要文章 。文章中，他把占田制看成是門閥制度的經濟基礎，把九品中正制看成是它的政治基礎。但據1962年底的報導，他完善了他的理論，明確提出門閥制度的經濟基礎不是土地制度，而是被稱為「部曲」或「客」的農奴制 。在我的印象中，1962年以後，對此問題他沒再改變過看法。至於門閥制度的衰落，他仍認同已故陳寅恪的解釋，認為隋朝統一後，科舉制取代了九品中正制，削弱了門閥制度的政治基礎，7世紀末武則天反對北方貴族的政策給了它最後的打擊。他完全知道有學者長期持另一種觀點，認為門閥制度直到唐代結束，或者甚至更晚的時候才崩潰。然而在他看來，所有的證據都有很強的說服力，不可能有別的解釋。他傾向於對作為一種政治、社會和經濟制度的門閥制度與個別的「世族」做出重要的區分，後者在7世紀以後仍繼續存在。
最後，就中外史學家進行合作的可能性問題，我詢問了繆鉞和唐長孺兩位教授。他們都表示贊成，這很令人鼓舞。我分別問他們，假設《劍橋中國史》叢書的編者邀請他們寫有關魏晉南北朝時期那部分，他們是否會考慮接受。他們的反應都是謹慎的，但顯然是肯定的。這似乎說明，我們的中國同行變得更為積極，他們進入國際史學家行列中的日子已經到了。
四、個人的一些觀察
正如前部分開始時所說，在代表團訪問期間，我與中國史學家的接觸非常有限，就好像是奔騰咆哮的黃河巨流中的一滴水珠。當然，即使是河流中跳動的一滴小水珠，它也能反映出目前河流的某些狀況。在前面分析的基礎上，在結尾部分我冒昧地發表一些個人的評論。
反「影射史學」運動中，不難看出中國歷史學家的熱誠和嚴肅，他們把從1966年「文革」開始以來就喪失了的理性帶回歷史研究中。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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