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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試圖說服另一個人支持死刑時，往往不是站在非常抽象的「社會整體的立場」，而是站在「受害者家屬的立場」，告訴對方，被害人當初是如何如何受到歹徒的欺凌虐待直到無法掙扎，請對方感同身受------如果你是受害者的母親，你每到半夜，想起懷胎十月的孩子，有著大好前程，結果就這麼死在歹徒的欺凌下！你會不會崩潰！你會不會想手刃歹徒！
會！
當你說：「會！」的時候，心中必定燃起一股強烈的正義感。
這股正義感，就是死刑之所以存在的真正防守線。
——九把刀 知名作家

法律真的是用來保護一般人民的嗎？相信愈來愈多人已經產生了這樣的疑問。
當我們考慮被告人權的時候，有時候是不是更應該考慮到被害者的人權保障呢？
雖然我們不鼓勵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刑罰政策，
然而讓加害者得到應有的懲處，不正是法律所要彰顯的正義層面嗎？
與絕望奮鬥，其實要求的只是最基本的東西而已。
——葉宜津　立法委員

台灣的司法階級極為封閉狹隘，並未給予被害者應有的保護，被害者難以在司法中得到心情的平復，而法和平性自然也難以求得。然而，死刑除了可以安慰受害者家屬的傷痛，卻往往也能替一個失職的政府找到治安敗壞的卸責藉口。許多犯罪案例的背後，往往存在著一個破碎的家庭或是失敗的社會照護體系。
本書中的主角，無論是加害少年福田或是受害者本村，都是國家大機器下的渺小齒輪。這兩個齒輪的運轉因為國家機器的欠缺保養和年久失修，不得不由著產生了耗損與故障。社會怠於教化、國家惰於執法，導致犯罪頻傳、惡人如麻，執政者又檢討了誰？
——黃偉哲 立法委員

本村洋先生不只是一位失去至親的被害者家屬，更是一位身體力行的實踐家。帶著和腎臟疾病搏鬥的身軀，在這九年間，本村先生一方面走遍全日本，以自身的經驗為例，呼籲各界對被害者權益加以關注，另一方面，他也創立了「全國被害者協會」，透過立法的方式來為被害者發聲。在全國被害者協會的努力下，包括「犯罪被害者保護法」、「改正刑事訴訟法」、「改正檢察審査會法」、「犯罪被害者等基本法」在內，保護被害者各方面權益的法案陸續獲得通過。在本村先生的努力下，被害者不再是連遺照都無法帶進法庭內的弱勢族群，而陳舊司法體系在量刑上的僵化，也隨著光市事件的轟傳全國而為之土崩瓦解。
以一人的力量，挑戰腐朽的司法制度，並最終撼動了這座有如高山般的巨塔，本村洋先生的故事，不只震撼人心，更是為深陷廢死爭議中的台灣社會，提供了一面閃亮的明鏡。
——雷路許　書評家



你願意一起為捍衛司法而戰嗎？　　　朱學恒

「若是就這麼認定這次的判決，以後的審判都會以此案為基準。我絕不允許這種事情發生。就算上司反對我也要繼續上訴，即便失敗了一百次我也要嘗試第一百零一次。這件事非做不可。本村先生，你願意跟我一起為了改變司法而戰嗎？」
這是在本書中的「光市母女殺害事件」初審宣判之後，吉池主任檢察官對本村洋的承諾。
時間跳到2010年的三月，某日，我在家裡吃晚飯的時候，看到電視新聞報導台灣連續多年不執行死刑的內容。我把我參加研考會願景2020調查，和在部落格寫了多篇文章替受害者家屬打抱不平的文章的事情都告訴了我的家人。並且說了如果有可能的話，我想推動要求政府執行這四十四名已經定讞的死刑犯死刑的活動。
家母聽了之後眉頭深鎖，她委婉地告訴我，「你已經是有了小孩的爸爸，這樣會不會不太好啊？」
我當然知道母親的關心，我當然知道有些宗教覺得不管怎麼樣罪大惡極的人都不該死，否則會有報應。
但我也知道強凌弱是不對的。正因為不對，所以應該有人說些話，應該有人做些事。
被鐘德樹縱火活活燒死的受害者家屬曾經留言給我：「朱大,謝謝你替我們這種受害人家屬發聲。為什麼受害人家屬沒有聲音?因為一開口馬上就被"你要有寬大的心原諒他們"給堵死了,加上所謂人權團體都是所謂清高份子,誰會在乎你們受害人家屬的感受?就像我婆婆說過的:人家權力那麼大,我們沒辦法跟他們鬥...所以就只能選擇沉默。」
當面對人生平順，只能在網路上靠著打字憑空想像親人生命慘遭剝奪有多痛苦的網友時，她的回應是：「請想想:你的姊姊被鍾德樹潑了1身汽油,在她孩子面前點燃,臨死前最後一句話是叫孩子快逃!一個父母養育32年的人就這樣死在白髮人和孩子面前,情何以堪?」
本村洋在日本遭遇到的是法律過時、判例陳舊，不注重受害者家屬權益的高牆。
但在台灣，這些受害者家屬所面對的高牆更為奇特。他們是反對死刑的廢死團體。
這群在所有民意調查中從來無法超過五分之一的人們，他們是擁有充足經費、國際奧援，甚至可以印刷出版書籍免費贈送的極少數人。他們是熟知法律、懂得如何非常上訴、懂得如何用盡手段遊說、關切的極少數人。因為他們打著「與國際接軌」、「生命無價」、「人權至上」、「尊重生命」的光環，他們所代表的這些少數民意，就和兩任違背國民之付託玩法弄權的法務部長施茂林、王清峰狼狽為奸，拿著這些受害者家屬所被承諾的處死四十四名死刑犯的正義來獻祭。
換取了什麼？換取了他們清高的形象，換取了他們拯救生命的自我滿足，換取了國際間組織的關懷金援。
那受害者家屬呢？那些摯愛之人生命遭到剝奪，從此再也不能相見的受害者家屬呢？有誰聽到他們來自靈魂深處的慟哭？有誰為他們本就被承諾的正義挺身而戰？
醒醒吧！各位！那些要求廢除死刑的團體發言人、投書報社、來回奔走的所謂廢死團體成員，哪一個人不是擁有專業的法律知識？哪一個人不是受過多年的法律訓練？哪一個跟你我這些升斗小民比起來不是人上之人？但這些人卻利用這些知識和能力去侵逼、壓迫那些經歷喪夫、喪妻、喪子之痛的家屬們，阻止、拖延已經經過重重審理，毫無冤獄可能之四十四名死刑犯的刑罰執行。
日本至今還有死刑。他們的司法官員表現是否比台灣的要好？看看職務等同我國拒簽死刑執行令的兩位法務部部長的日本法相鳩山邦夫吧。他在因為簽署了十三人的死刑執行令，而被朝日新聞稱呼為死神時，憤怒的回應：「實施極刑雖然會使心情難以平靜，但我認為不管多麼痛苦，為了社會正義也必須這麼做。(死刑犯)也有人權和人格。司法部門經過了慎重判斷，法律也有規定。我是在痛苦抉擇之後才決定執行死刑的。難道說他們是被死神帶走的嗎？」
為什麼在台灣卻正好相反？為了受害者家屬爭取法律承諾的正義卻必須承擔道德上的壓力？
而擁有法律知識，懂得操縱法律的人可以違背全台灣的主流民意，刑法明確的規範，自我感覺良好的犧牲受害者家屬所被承諾的正義？
答案很簡單。
因為你我沈默不語。
因為你我天真的以為法律會照章執行。
因為你我以為法有明文規定的正義不會被剝奪。
所以，我要問你一件聽起來很困難的事情。像你我這樣沒有受過司法訓練、沒有專業的法律知識、沒有國際組織奧援、不會因此而領到薪水、不是執業律師、永遠也不會成為法務部部長、當不上司法官、無法憑一己之力拖延刑罰的一般庶民老百姓；你我是否願意站出來，面對擁有這上述一切我們沒有的力量、資源、知識、背景、權勢和能力的人們，在這場強弱懸殊的對抗中，從他們的手中捍衛司法承諾給予被害人家屬的正義？

你願意一起為捍衛司法而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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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限之外　　　李柏青

在某個公開的場合，有人問我：「為什麼現在的法律好像都只保護壞人，好人的權利在哪裡？」
我想了一下，回答：「其實法律並不是保護壞人，也不是保護好人，法律保護的就是『人』，只是，有些人你覺得他壞到不值得保護。」
或許這就是人類社會無解的難題，我們拋棄了「上帝全能」的信仰，試著用世俗的方法解決世俗的糾紛；我們投入大量聰明的腦袋，反覆辯論，發展出一套又一套的理論，嘗試過一套又一套的制度，但搞到後來，這一套稱做是「法律」的東西，卻離我們理想的「正義世界」還有一大段距離。
或許我們要承認，人類的能力是有極限的。
法律就像是在抽象的社會行為上畫框框，框框以外的行為是黑，框框以內的行為是白(當然框框裡外還有框框，顏色也還有紅橙黃綠等)；千百年來，我們透過戰爭、決鬥、選票、抗爭或霸佔主席台不斷地修正這些框框，讓它們能盡量配合這不斷變動的社會，但社會往往變得太快，或是有時人類的心理與行為太過複雜，無論框框們再如何申縮挪移，總還有一些黑色的行為落在白色的區域，或者是落在灰色的區域。而更麻煩的是，框框一旦畫下去，任何細微的調整，都要再透過戰爭、決鬥、選票、抗爭或霸佔主席台之類的程序。
這本<與絕望奮鬥>，便是記載本村洋先生那十年的歷經，一場人與法律在極限邊緣的掙扎。
西元1999年4月14日，日本山口縣光市，本村洋先生的妻子與11個月大的女兒，慘遭一名十八歲的少年沒有理由的殺害；而第一審與第二審的法官卻囿於長久的量刑基準，拒絕對被告宣佈死刑。整個案子於是進入漫長的司法之旅，直到2008年高等法院的更一審的死刑宣判，劃下句點。
刑罰的「去殘酷化」似乎是人類文明進步象徵，從古老的十字架與車裂，到斷頭台與絞首，到現在的槍決、注射與電椅，人們逐漸接受以較快速、較小痛苦的方式，永久隔離那些罪無可赦的罪犯。但是當刑罰的框框畫到了「殺」與「不殺」之間時，文明與正義，似乎開始了一些拉扯。
「我們」相信「我們」是「好人」，「我們」可以不將「壞人」挑斷手腳筋後再泡入糞坑裡，但「我們」還是要給他一槍，讓故事有個完美的結局(君不見電影中好人要是饒了壞人一命，壞人一定還會再耍些小手段)。死亡是個終極的句點，沒有什麼可以取代，也不該被取代。
<與絕望奮鬥>一書中，不可避免地大量觸及了死刑的問題，而由被害人家屬的角度出發，結論也是在意料之內，但作者門田隆將先生與本村洋先生卻不是以那麼直觀的方式達成這個結論，他們接觸不同的聲音，勇敢地觸碰自己理念中最脆弱的部分，尤其本書尾段的一場會談紀實，更讓讀者重新思考整個議題的各個層面。書中並沒有長篇大論的論理分析，而是簡潔卻深刻的親身經歷報導，或許在這樣脈絡上所粹煉出來的理由與結論，能提供我們另一個觀點，去看待這個始終難解的議題。
本書中另一個觸及的議題是刑事訴訟程序上被害人地位的問題。近代歐陸的刑法理念，將刑事訴訟定義為「國家」與「被告」之間的程序，國家透過刑罰所處罰的是被告對於法秩序(術語：「法益」)的破壞，而不是作為代替被害人向加害人索求正義的管道。在這種思考下，傳統的刑事訴訟制度中的確是沒有「被害人」的程序位置，被害人或其家屬最多也就是以證人的身份出庭就案件事實做出證言，但不具備任何程序主體的權利。
這樣的制度行之有年，或許大部分的法律人都已當成理所當然，但在這樣的設計下，被害人或其家屬究竟受了多少委屈與犧牲？而這樣的委屈是否又符合刑法上最基礎的法益保護概念？在本書中，本村洋先生同樣是以他親身的血淚經驗，給我們一個最佳的反思。
然而雖然主題是一個殘忍的犯罪，這本書卻並非如其書名所稱是絕望的；相反地，主人翁本村洋先生堅毅與沉著的態度，使得本書充滿了勵志的效果。如前面所說的，當法律的框框一旦畫好時，必須要再花費極大的力，才能修正分毫，因而只有極少數的人，願意將自己的理念貫徹到這些複雜的立法活動中。本村洋先生的執著與勇氣是令人感佩的，特別當他經歷了如此的人生變故，還曾一度在生死與崩潰邊緣徘徊之後。而我也相信，因為這世界上有著這麼多勇敢固執的人，在這不完美的制度中，面對人類無法取代上帝的事實，我們對於未來，仍是充滿了希望。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編輯的話】

謝新潮社的木村達哉先生與作者門田隆將先生，以及京王文化公司的李玉瓊小姐，三位的慨然相助與熱心斡旋，是這本書能夠中文化的最大關鍵。另外，我還要感謝ＰＴＴ所有的鄉民，當我失意沮喪的時候，是你們的鼓勵與慰勉，讓我有了繼續奮鬥到底的勇氣。最後，我想感謝已經不在人世的彌生小姐與夕夏小妹，以及我心目中的英雄——本村洋先生，你們的故事，改變了我的人生，讓我知道，自己所要奮鬥所要努力的目標究竟是什麼。
在此，我謹將這本書，獻給我所敬愛的本村洋先生；和您的奮鬥歷程相比，我的努力實在不算什麼。
三百三十個日子的奮鬥歷程，終於來到了盡頭。
然而，這並不是終點，而是起點。
戰鬥還未結束。
戰鬥才剛要開始。
是為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