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分野消失
趙武靈王劃出了中原和草原的分野，一條新邊疆出現了，兩千年來這條邊疆總是雙方關注之處，這是農民的邊疆、牧民的邊疆，又是商人的邊疆。長城還標誌著文化的分野，難怪古時的騷人墨客跨過這道殘跡之時不免感慨萬分。
邊疆又是多民族的融合帶，在這裡成長的人往往眼界和胸襟更開闊，更能兼收並蓄。陳子昂說：「躍馬長城外，方知眼界寬。」雖然邊疆並不是經濟、文化的發達地帶，但是我們看到一個又一個強大王朝都是先在這裡扎根，然後問鼎中原。在他們的元勳中總是包含了多民族成分。
長城每次重建都要調整一下位置，所以在邊疆區內的長城遺蹟很難查清，今日模糊不清的丘墟；當年常是不可隨意越行的疆界。
我們遊覽長城歸來，免不了產生這樣的錯覺：長城自古就矗立在那裡，就在今天我們見到它的地方，自古代至近代都是如此森嚴壁壘，劍拔弩張。其實兩千年來沿長城嚴密設防的年代相當短暫，古長城也不經八達嶺或慕田峪。在絕大多數年代中，長城不過是一條殘跡。儘管如此，兩千年來這條邊疆帶的特徵是明顯的，位置也變化不大。
清代長城不再設防了，不過長城南北的差異仍然存在，清朝希望這文化語言的分野能保存下去，然而在移民大潮的沖刷之下，這道分野終於消失。
今天人們在穿過長城時不會發出多少感慨，因為長城南北已經沒有什麼差別。只有在特別的地方才能看到古人描述的塞外風情，我們希望這些風情不會消失，希望每個民族保持自己的文化特點。
清代各民族的交流超過了以往任何時代。設在北京的八旗官學、算學館、國子監內有不少蒙古族和滿族子弟就讀。他們懂得多種民族語言，這期間編纂了滿、蒙、漢文互譯用詞書，翻譯了眾多典籍。乾隆皇帝精通滿、蒙、漢三種語言文字，這在過去的君王中是沒有過的。蒙古族和滿族中都出現了許多傑出的學者，蒙古族數學家明安圖出任欽天監的監正就是突出的例子。
塞外的文化教育也有很大發展。
公元一七二四年（清雍正二年）在呼和浩特建文廟和設官學。
公元一七四三年（清乾隆八年）在土默特二旗設綏遠蒙古官學。公元一七四六年（清乾隆十一年）在呼和浩特增設滿漢翻譯官學。
清朝力圖滿、蒙兩族不被漢族同化，規定了長城和柳邊以外的官方文件必須使用蒙古文和滿文。
到了清朝後期，這個規定也極難執行了，漢人移民使得塞外的民族人口比例逆轉，封疆大吏也多為漢人，正式文書與商業合同不得不使用漢字，蒙古王公只好讓子弟學會漢文或者聘請漢人師爺代筆。
我們可以找到一些限制漢文的規定，這些與限制移民的規定同屬一紙空文，在洶湧的移民潮前無能為力。
公元一八三八年（清道光十八年）文件：
王、公、台吉等不准延請內地書吏教讀，或充書吏。
公元一八五三年（清咸豐三年）文件：
蒙古人起用漢名，又學習漢字文藝，殊失舊制，訟詞亦用漢字更屬非是。著理藩院通諭各部落，嗣後當學習蒙文，不可任意學習漢字。（《會典事例》【光緒】）
今天蒙古族仍然保存著自己的語言文字，而滿族的語言文字已經很少使用了。這大約是滿族內部本來就有極多漢族成分，所以更容易與漢族融合。
十九世紀俄國的學者們考察塞外之後都對蒙古族的文化特點極其稱讚不已。波塔寧（Grigorii Nikolaevich Potanin, 1835-1920）說：
即使在蒙古這樣一個貧瘠荒漠地區，人民也能替自己創造出和平的、有教養的生活環境。
旅行家見到以下這些景象都會感到驚奇的：游牧民的寺廟和祭壇（帶有許多佛龕）流動的圖書館（噶爾丹經常隨身用二百峰駱駝馱運書籍），高達數英尋的氈佛廟，辦在蒙古包裡的小學，游牧的醫生，設在礦泉旁的牧民醫院。你斷不會料到在游牧生活中會見到這一切事務，就初等教育而言，勿庸爭辯，在游牧民族中蒙古人是佔第一位的。
從亞洲的觀點來看，蒙古的王公都算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他們通常都能說他們所屬帝國的幾種語言，能用蒙文和藏文書寫，有時甚至還學習梵文，其中很多人在該國京城北京住過一、二年。
蒙古人的生活是安定的，待人接物彬彬有禮，從來未聽說他們有過粗暴對待婦女兒童的行為。犯罪，尤其是凶殺，極少發生；據烏里雅蘇台的俄國商人告訴我：他們在該城居住已經七年，卻從來沒聽說過一樁殺人案件。外國人在這個地方可以到處往來，十分安全。俄國推銷員帶著商品獨自從一個營地到另一個營地，從未抱怨受過什麼傷害。
我們自己也在這個地方住過幾年，從未遭過搶劫。
古老的分野現在已經消失，人們穿越長城也不再感嘆。但是邊疆的多種民族文化是不會消失的，我們都認識到了必須保護與鼓勵獨特的民族文化，多種文化的並存使我們的眼界和心胸更開闊，思想更開放。
文化不再需要用長城來防護，也不可能用長城來防護。
居庸關元代建築雲台的拱門內銘刻著好幾種民族文字，這是邊疆多種文化並存的象徵。
現在我們把兩千多年來長城南北使用過的和正在使用的部分文字及圖形繪下，其中借用了一句兩千五百年前常用的青銅器銘文「子子孫孫永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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