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一六二四∼一六六二年，在台灣開發史上，有著特別的意義。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設立據點，且逐步發展殖民事業，招引漢人前來開墾，使台灣成為移墾的新樂土。也因為荷蘭人的全球貿易網路，將台灣推向了國際舞台，從此在世界局勢的洪流中，翻滾浮沉。
荷蘭據台期間，總計有十二位總督（Gouverneur），（註一）姓名、任期分列如下：
一、宋克（Martinus Sonk）一六二四∼一六二五。
二、德．韋特（Gerrit F. de Widt）一六二五∼一六二七（代理）。
三、納茨（Pieter Nuyts）一六二七∼一六二九。
四、朴特曼（Hans Putmans）一六二九∼一六三六。
五、范德堡（Johan Van der Burgh）一六三六∼一六四○。
六、楚尼斯（Paulus Traudenius）一六四○∼一六四三。
七、陸美爾（Maximiliaen le Maire）一六四三∼一六四四（議長）。
八、卡隆（Francois Caron）一六四四∼一六四六。
九、歐瓦特（Pieter A. Overtwater）一六四六∼一六四九。
十、傅爾堡（Nicolaes Verburgh）一六四九∼一六五三。
十一、凱撒（Cornelis Caesar）一六五三∼一六五七。
十二、揆一（Frederick Coyett）一六五七∼一六六二。
在這三十八年間，台灣從一個被視為化外之域的小島，一躍成為眾家爭奪的貿易重鎮，荷蘭人所帶來的商機、墾殖制度絕對功不可沒。雖然荷蘭人的殖民統治，最終目的並不是為了這個島的發展。但此間所打下的基礎，卻對往後台灣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註一：在台灣，學界一般稱呼荷據時代最高行政首長為「長官」，但是西方所留下的文獻，皆以「Gouverneur」稱之，即「總督」之意，至於巴達維亞城總督則以「Gouverneur-General」稱之，以示有別。日治時代，台灣最高首長即稱「總督」，既然如此，本書將宋克及其後十一位行政長官，皆以「總督」稱之，以求名實相符。
第一章 宋克
荷蘭據台首位總督為宋克。在來台之前，他已在班達群島見識過巴達維亞城總督柯恩的殘忍統治手法。荷蘭初據澎湖後，司令官萊爾森奉命捕抓華人充當勞工，送往巴城協助建城，也是承襲柯恩的統治手法。為此，明廷派出特使，前往巴城交涉，荷方因而換了司令官，宋克走馬上任，並在李旦引導下，從澎湖轉到大員來。
繼韋麻郎之後，率隊前來澎湖的司令官是萊爾森（Cornclis Rigersz），時在一六二二年七月，距離韋麻郎於一六○四年停留百餘日，相隔達十八年之久。萊爾森的出征，即肩負「抓人」充當華工的任務。萊爾森與明朝官吏在澎湖談判期間的《報告》中曾提到：「盡力搶運中國人是我們（指巴城）對他們所下達的指令中第二重要的使命。」
萊爾森受命先後在漳州南方的虎頭山俘獲八十名，在鼓浪嶼「得到足夠的中國人」，最後裝運了「一百七十六名中國人順利駛來巴城」。另外在澎湖共「捉獲一千一百五十名中國人，其中有一半因水土不服和勞累過度而死亡，有五百七十一人……運往巴城，結果四百七十三人未免厄運，到達這�時只剩九十八人」。其餘相關記載，也指出荷方在各地抓人動輒以數百計。
萊爾森駐澎湖期間，從一六二二年九月起，陸續寄上巴城總督的信函，即提到：
──「希望本季就送一大批中國人去（巴達維亞）給您閣下」
──「約八十個擄來的中國人⋯⋯」
──「奈耶羅德先生的艦隊曾經捉了一百個人以上，也射死幾個人⋯⋯」
──「我們還要繼續對中國人作戰，會捉到中國人⋯⋯」
──「我們⋯⋯送五百七十四個捉來的中國人去給您們⋯⋯」
也由於荷方如此肆無忌憚，行徑可惡，引起明廷震驚，乃於一六二三年二月派出兩位特使：陳士瑛（官方代表）、黃合興（從事與外商往來致富的豪商）前往巴城交涉。這兩位特使來到巴城後，與荷方的交涉，除了促其退出澎湖外，也曾就荷方濫抓人一事，強硬表態，楊昆的際遇至此有了戲劇性轉變。
楊昆本來在巴城興建過程中，配合當局包攬工程，調度勞工，因而迅速崛起，荷方在巴城「裏應外合」的華人，就是楊昆。當中方有所反應後，巴城方面鎖定楊昆為替死鬼。同年五月四日楊昆被捕，一年後被押送到中國受審。
對特使而言，心頭大患獲得解決，對朝廷能有個交待，並且荷方也答應從澎湖撤退，於是兩位特使在一六二四年六月六日，在卡本特總督及多位巴城高級長官陪同下，到巴城附近田園散心，隔天出席宋克的餞別宴會，他將前往接替「迫切要求離任的司令官萊爾森」，中方則建議其往大員開設貿易據點，以打開對中國的貿易。
六月十二日，宋克從巴城出航駛向台灣，兩位使者也搭乘兩艘戎克船，載著三百名華人回國。荷據台灣的首任總督，走馬上任的背景，真令後人百感交集，感嘆先人命不值錢，加以官府昏庸，只能任人欺壓宰割。
一六二三年，是荷蘭據台的前一年，當年日本的動向牢繫著台灣命運的發展。首先是七月，德川幕府第二代將軍秀忠，以四十五歲（生於一五七九年）之壯年，比照父親的模式，「將軍」職由兒子家光襲位，自己當起「大御所」。家光就位後，對天主教徒採鎮壓手法，在貿易上更強化統制手法，日本逐步走向鎖國時代。
在此情勢下，首當其衝的是英國商館。該館開館以來，與中國貿易的拓展，一向委由李旦出面斡旋。但英方除了浪費很多活動費之外，實際上並不得要領，館長柯克斯有了日本情婦後，卻遭到女方需索無度的掠取，甚至這位女性也是劈腿族，同時仍與多位日本男性來往。
柯克斯如此於公於私飽受煎熬，加上一六二○年原任顧問的三浦按針過世，使其頓失依靠。更重要的是，英軍防禦事務主管換了新人弗士蘭（Richard Fursland），一六二一年其所率艦隊即首次進入中國南海領域，他素以紀律嚴明著稱，針對績效低落的商館，不惜撤館，於是在一六二二年春下令召回柯克斯。
有關英館撤館的傳聞，從此甚囂塵上。李旦既是房東，又是貿易夥伴，承受不小的衝擊，實際閉館則在翌年（一六二三）底。在此風雨飄搖之際，李旦尋求「替代方案」，以尋求出路。
既然過去有出入台灣的經驗，且風聞荷方在萊爾森率領下，在澎湖與明廷官員多方交涉，於是讓鄭芝龍於一六二四年元月抵達澎湖，擔任萊爾森的翻譯。繼之，到了八月宋克抵達澎湖後，李旦隨即從大員趕抵澎湖。他向宋克表明：荷自澎湖撤退後，他將可以仲介荷、中雙方進行貿易，但如果荷方以武力相向，他將撒手不理。在此情勢下，益增宋克登台的決心，終於荷蘭在九月初展開遷館作業，前往大員（今安平，也是「台灣」的代稱）開館。
對李旦而言，英館在平戶開設，荷館在台灣創館，他都躬逢其盛，這也說明外商東來，極需有李旦這樣的仲介角色居間策應，本身也因開館帶來的商機而獲益。日後英國據有香港，「買辦」出身的華人豪商大有人在，也是同樣背景產物。
鄭芝龍於一六二四年回日後，鄭成功誕生。也就是說，荷蘭據台開館當年，這位日後荷蘭的死對頭出生了。三十八年後，荷蘭人離台，鄭也離開人間，他的一生恰好是荷蘭據台的整段歷史。對荷方而言，鄭家父子前迎後拒，也改變了台灣發展的命運，真是歷史上的奇遇。
宋克雖然在台灣荷據史上留下首任總督的紀錄，可是當時帝國主義興盛時代尚未到來，統治當局威風凜凜走進堂皇建築物的場景並不存在。實際上，他赴任之初，大員仍是孤懸在台灣內陸之外的小島。稍前，荷方曾用泥土築起防禦工事，以儲藏商品財貨，當時已有中國、日本「冒險商」光顧。
對荷商而言，大員是建立城堡，作為商館（factory）的適當地點。
城堡、商館的模式，亦非荷人首創，而是肇始於「大航海時代」的先驅葡萄牙，在沿海各地尋找適當據點興建城堡、商館，旨在保護交易商品，並發揮儲運功能。例如前述的長崎開港，就是「經典」之作。荷蘭既是後進，理所當然地師法葡方的作為，且亦步亦趨，前來澳門、澎湖，就是最好的說明。
宋克初到大員，可以用「創業維艱」來形容，受到建材的限制，一切因陋就簡，例如四個角落的稜堡以砂填塞，堤防以木板圍成，軍舍以竹材建造，再以茅草覆蓋。商館東北側，幸好有取自澎湖的材料，可建成石牆。火藥與糧食則儲藏在地下室，這就是荷蘭在大員商館的原始場景。
商館起初命名為奧倫治（Orange），取自當時荷蘭最高統治者莫里斯（Maurice）之父威廉一世，於一五四四年承襲奧倫治家王子頭銜而來。到了一六二七年，奉董事會之指示，改名為Zeelandia，即一般所熟知的「熱蘭遮城」。
可是，大員畢竟未與內陸連接，尚且商品還有遭受淹水之虞。設施如此簡陋，又不足以吸引外商前來交易。於是翌年（一六二五）元月，終於決議「立足」福爾摩莎島，就近向新港社（今新市）原住民以十五匹綿花布（Cangan），買下建立普羅文薩城的用地。對此，宋克也有生動的描述：
一月十五日我親自去新港社，要去加強新的友誼……隔日就離開，並邀請該社所有的頭領來此地。一月二十日，他們約有七十個來我們這裏。我親切款待他們之後，用十五匹綿花布向他們購買一塊……土地。……他們是親切和藹的民族，若懂得他們的性情，又對他們略施小惠，那就可以跟他們來往相處了。
宋克來到大員同年底，即寫信到巴城，向總督請求派遣「像楊昆、林六哥之類，或其他能幹的華人，以及絲、金、刺繡、藥品……各方面的專家」前來，好讓市容繁盛起來。如今覓得新地後，他又同樣請求巴城方面派遣能幹的商務員及助理，以及二、三位神職人員散播上帝的福音，教化「野蠻的土著」，在在都顯露他在「招商」方面的熱切。
荷方在巴城的發展，借重華人商界領袖，即所謂僑長制度，楊昆、林六哥都是這一類角色。但是，諷刺的是，如前所述及的宋克來台背景，即是巴城方面接待兩位明廷特使，對其所反應荷人抓華工問題，不得不有所回應，而引發萊爾森下台的契機，楊昆後來也被押解到中國去。
因此，當巴城總督接獲宋克的建議信函後，徵詢華僑界的意向，大家反應冷淡，深怕像楊昆一樣被捲入抓人事件，也不喜與明朝廷官員打交道。再說，順了荷方的意思，卻可能冒犯中方，吃力不討好。
宋克的窘境尚不只如此，原來信誓旦旦勸他從澎湖轉到大員發展的李旦，在荷方來到大員後，他的表現一如先前他在平戶對英館的作法：毫無建樹，且又留下債務。如果以現代商業的說法，李旦是「噱頭」十足的人物。
荷蘭人從澎湖遷台之前，一六二三年四月，李旦的商船即到達大員，展現了他的實力，運來每箱二千里爾的箱子計七十箱，表明是要當作大手筆購買中國生絲的資金，並要荷方共襄盛舉，結果荷方加入八千里爾。但是後來李音訊渺茫。 翌（一六二四）年元月，李旦回到平戶，如前所述，這時英館已於去年底向日本人說「再見」矣！
李旦在一六二四年來台前夕，平戶荷蘭商館即警告萊爾森：「李旦積欠英國人債務，如要將大額金錢交予他，得三思而後行。」當年六月，巴城方面也傳遞訊息給萊爾森：李旦如果前來大員，要向他索回貨款，如果不還，再通知平戶索回。可見荷方的情報搜集與「危機管理」比較機敏。
宋克在一六二四年八月接替萊爾森，並與中方談判，對方提出派遣華裔使者的要求，宋克只好藉重李旦，李旦躍上了歷史舞台。但是李旦出發到對岸後，卻因病滯留廈門，只取得地方都督的書簡，並未到省城福州取得巡撫所發的官方貿易許可證。等於是荷方與中國貿易交涉事，仍舊一籌莫展。翌（一六二五）年七月，李旦出發返日。
這時荷方對他的評價是：「李旦就公司而言是個有害的人物，所以很歡迎他的離開。」宋克的處境，令人想起先前在平戶的英館長柯克斯，常被李旦耍得團團轉，付了大筆活動費，供其打通關節，以至於寫回倫敦的報告總是充滿樂觀的語氣。事實上是十年無成，如果說英館被李旦誤導所害，並不為過。如今，李旦也從荷蘭人手中，騙取了大量的金錢。
不過，李旦回日後不久，八月十二日即因病去世。取而代之的人物就是鄭芝龍。但宋克與鄭芝龍打交道的機會並不多，因為九月宋克即因乘船在大員入口處沉沒，慘遭溺斃。
宋克留下一個影響深遠的決策是：對輸出日本的貨品課徵百分之十的輸出稅。他此一構想的背景，乃因荷方來大員後興建各項「公共設施」，提供來此交易的外商使用，藉此籌措費用，理應說得過去。
另一因素是當時巴城方面堅持的方針是：「只要城堡防禦還有保障，盡可能不再動用已經非常微薄的財力，而慢慢地加固。優先進行貿易，獲利後也容易承擔建築城堡的費用。」大員商館與中國貿易既然無從施展，建城費用有增無減，宋克身陷「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窘境，當然動腦筋到日本人頭上。
但是如前所述，自「朱印船時代」於一六○六年開啟以來，日商即活躍在東南亞各地，就只有台灣未設據點，如今荷蘭捷足先登不打緊，猶「據地為王」，向他們課稅，自然大為光火。一六二五年，日商拿了大筆資金前來大員採購生絲，而以持有日本當局所發的朱印狀為由，拒絕繳納荷方要求的輸出稅，宋克下令沒收日商收購的十五擔（一擔約六○公斤）生絲，也埋下了日後爆發濱田事件的種子。
宋克為台灣留下最好的紀念文物是：一六二五年三月派出兩條帆船，在高級舵工出身，擔任船長的諾得洛斯（Jacob Noordeloos）帶領下，實地測量福爾摩莎島的位置，並繪製成地圖。修正了以往西班牙、葡萄牙人誤將台灣當成一串群島的錯誤，從此地圖顯示台灣是單獨的島嶼。目前此圖收藏在荷蘭海牙國立檔案館中。台灣有些地名在清代設省之前，即一直沿用荷蘭時代所取的地名，例如恆春半島舊稱南岬（Suijte Cape），即始自這次實地測量繪圖而來。
由於宋克來台之前，主要在香料群島一帶歷練，也曾見證了柯恩總督殘酷的統治手法，如今他來台灣的背景，是因「荷蘭抓人」事件而來，巴城總督改由卡本特擔任，自有所「反省」。對此他也留下見證：
──通過在中國沿海的活動，我們在別人眼裏，成為殺人兇手、海盜、暴力者。對中國採取的武力行動，依我之見，過於強硬和殘忍，這樣我們永遠也無法獲得中國貿易。
在轉函給卡本特的信函中，宋克也充滿反對與中國戰爭的論調，因為戰爭「影響所及，不僅會使大批貨物像以前那樣，湧向我們的敵人那邊去……也將使我們公司完全無利可圖……使我們的敵人成為上述（中國）貿易的霸主」。
敵人指西班牙人與葡萄牙人，這才是荷蘭在全球爭霸的死對頭，來中國是為了通商。這一點，宋克就有明確的定調：「我決定，將只對西班牙人與葡萄牙人發動戰爭，不能對他們和中國國王同時發動戰爭。」
宋克的名字是Martinus，取自羅馬神話中雷神、戰神的Mars而來，含有勇於作戰，追求真理之意，英文即Martin。曾有五位教宗以此為名，加上領導宗教改革的是馬丁．路德（Martin Ruter），荷蘭是基督新教國家，此名大受歡迎。
不管宋克在台作為如何，他勇於發表對中由戰轉和論調，對當時荷方原由「鷹派」居上風的「企業文化」，有所省思，似也顯露他有追求真理的特質。
宋克是在從澎湖回航大員的過程中，在港外發生船難後雖被搶救上岸，但三天後，即九月十七日（一六二五年）仍不幸去世，翌日在奧倫治城舉行喪禮。荷蘭據台首任總督如此不幸下場，創下死於任內的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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