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摘錄）
1949江與海
200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週年。六十年，即「一甲子」，在傳統中國宇宙論裡有著特殊意義，意味著天干地支循環一周，新的時代開始。對於人民共和國的官員而言，前一年2008年主辦北京夏季奧運會大獲成功，也激勵他們盛大慶祝建國六十週年。北京奧運可說是中國近期記憶裡最美好的時光，數億中國公民沉醉於國家主辦盛事的光采，觀賞全世界頂尖運動員的精湛表現，同時思考國家這一路走來的歷程。中華人民共和國光榮的國族史詩，始於1949 年毛澤東主席領導中國共產黨，打敗蔣介石委員長領導的中國國民黨。共產黨的勝利一統全國，終結由國民黨主宰、但多半仍四分五裂的中華民國。根據中共官方的主旋律，中共的勝利解放全國受壓迫的大眾，洗雪了外國帝國主義及其中國走狗（包括軍閥、資本家、地主，當然還有國民黨）百年來施加的羞恥與屈辱。而在盛大閱兵儀式與官方慶典無限推波助瀾的愛國主義和趾高氣昂之中，人民共和國的創傷起源仍被深深掩埋；毛澤東時代的恐怖和天安門廣場的屠殺，彷彿都不過是遙遠的記憶。
正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滿懷自豪與信心慶祝六十歲生日之際，同年《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書也在中國境外的華語群體引發不同的轟動。該書作者是臺灣女作家龍應台（1952年生），當中針對由意識型態和目的論驅動的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國國民黨）歷史，提出一套對抗敘事。其內容以大量個人回憶為基礎，這些回憶來自曾為中國內戰的戰敗一方效力，最後由於各種不同原因，與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中華民國）一同被驅趕到臺灣的那些平民百姓。其作者筆下的1949年，不是一場民族主義、社會正義和大眾解放的大革命，而是一場手足相殘駭人聽聞、社會大舉流離失所、骨肉分離撕心裂肺的大動亂。該書立刻在臺灣和香港成為暢銷書，也在世界他處的中文讀者之間激起大量討論。中國當局雖立刻禁止該書出版，但中國網民只要懂得迴避政府的防火長城，都能輕易取得一份數位版本。
龍應台出生於南臺灣的「眷村」，是流亡的國民黨所建立的住宅區，用以安頓跟隨他們離鄉背井的軍官及其家眷。眷村一詞有幾種不同英譯，例如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軍眷村）、veterans’ village（老兵村）、military compound（軍人聚落）等，我個人偏好military families’ village（軍人家屬村），理由是凸顯這些社區對於生長其中的人而言，本身就是家園／家庭。龍應台的父母也是蔣介石政權在中國大陸垮台時，流散到臺灣的約一百萬國民黨軍政人員、官兵和戰爭難民之一。中國內戰的流亡者及其後代（例如龍應台），在臺灣稱為「外省人」。毛主席在1949年10月1日登上天安門城樓，宣告新興的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之時，多數流亡者其實已經離開中國。事實上，這是二十世紀中國最龐大卻也最不被理解的一次人口外移。這些從中國出走的人四散於越南、緬甸，及其他東南亞國家。少數國民黨高層菁英獲准入境美國，絕大多數則在臺灣和香港落腳。
如今，從中國出走臺灣的這些人，以及中國內戰尚未平息的硝煙，仍持續對中美（Sino-American）外交關係，乃至東亞區域政治產生重大影響。但即使「臺灣問題」和「兩岸關係」（中臺關係）都已累積大量文獻，從頭開啟臺灣問題和兩岸關係的人群遷移故事，仍相對不為人所知。關於1949年出走本身和臺灣外省人，除了探討當代臺灣族群政治的少數研究，以及外省人作家某些譯成英文的小說作品之外，研究成果和著作出版都很少。而在歷史學界，直到2010年代初期，才有范堯盛（Joshua Fan）的《中國無家可歸的一代人》及馬一龍（Mahlon Meyer）的《在臺灣懷想中國》問世。如同龍應台的暢銷書，范堯盛和馬一龍的這兩部專論也以口述歷史為基礎。
由於龍應台在華語世界的著名作家／公共知識分子地位，加上出版商為她精心安排的全球新書巡迴活動，《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在國際間獲得廣泛關注。但這不過是近三十年來，臺灣民主化之後由外省人撰寫的大量口述歷史書籍及個人回憶錄其中一例。這場醒目的記憶熱潮，以1949年大出走相關的創傷和離散回憶為焦點。在這個記憶群體裡，敘事者是當時仍健在的老人和第一代移民。他們生於臺灣的子女和孫子女（例如龍應台等人），則為父母和祖父母的記憶擔任策展人與倡導者。同年出版的其他著名書籍，還有齊邦媛（1924年生）的《巨流河》和張典婉（1959年生）的《太平輪一九四九》，也都運用同一套江／海形象，隱喻外省人流離人生的煎熬和憂傷。
除了口述歷史和回憶錄，還有小說、電影、電視劇、舞台劇，使大眾關注特定兩個外省人群體：權利被剝奪的國軍退伍軍人（老兵），以及前述的眷村居民。范堯盛在2000年代發現臺灣有大量出版成書的個人故事可供運用，當時他正在臺灣研究「老兵」，而他恰如其分地將這些人稱作「中國無家可歸的一代人」。 馬一龍也同樣提及，這些風燭殘年的前內戰難民「渴望開口說話，渴望在當下脈絡中，想像和再想像他或她的認同」。
即使馬一龍對這些個人敘事的記憶本質和認同政治有所覺察，但和范堯盛一樣，他大多把口述歷史視為歷史─是一種恢復與重述臺灣民主化之前，遭受國民黨威權政體打壓的草根經驗的方法。本書則不同，既把口述歷史當成歷史，也視為記憶的社會生產或「社會記憶」─群體、社會或國家在特定時間點，為滿足特定需求或服務於特定目的，而專心回憶或紀念的事物。臺灣每個外省人家庭，據說都有段令人心酸的「逃難故事」。即使如此，卻要過了將近五十年，人們才從家中和私密對話裡掏出這些故事，開始講述、交流，並公開推廣。何以如此？國民黨曾經禁止談論戰敗，這肯定造成數十年的沉默，但原因只有如此嗎？1980年代晚期到1990年代初期之前，來自中國大陸的難民在想些什麼、緬懷些什麼？關於外省人的歷史和他們被迫移民臺灣，這些初始事件發生數十年後才說出來的個人敘述向我們透露出什麼？又有什麼沒告訴我們？敘述長輩的苦難與流離，對於當下這些出生於臺灣的前內戰難民子孫而言，意義又是什麼？
本書各章所勾勒的歷史軌跡（主要基於文獻研究，並以口述歷史為佐證），為這些複雜交織的問題提供答案。其實，大出走的痛苦記憶對外省人而言相對次要，直到臺灣政治開放後，他們受到兩次鋪天蓋地、驚心動魄的經驗衝擊為止。這樣的衝擊來自他們遲來的返鄉探親，卻再也認不出中國，以及臺灣波濤洶湧的後威權政治。本書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別敘述這些艱難又令人不安的經歷，即「中國返鄉的社會創傷」與「返回臺灣的社會創傷」。此外，我的研究也揭露1980年代晚期以前，臺灣外省人早先兩種社會記憶生產或「記憶體系」（mnemonic regime）的顯著性。從流亡之初到1950年代晚期，先前在日本侵華期間的逃難經驗，對這些新近流亡到臺灣的中國大陸難民有著特殊意義。自1960 年代初期到約莫1980 年代中期，與中國祖籍地相關的歷史和文化知識變得重要，成為重建群體的基礎所在。我用「記憶體系」一詞指稱本書敘述的外省人歷史三個不同時期裡，三次受到歷史與文化制約的記憶熱潮之興衰。早先的兩個外省人記憶體系，一如現在這個圍繞著大出走的記憶體系，都是對於實質社會創傷的直接回應。本書第一至三章闡明的，正是外省人當代記憶所省略的這些重要歷史發展。
筆者所詮釋的「1949江與海」在最初帶來創傷的劇變四十多年後復甦之背後理由與意義，充滿這段被省略的過往。當中主要包含兩個彼此相關的重點：首先，臺灣民主化以來，外省人以大出走為中心的記憶之社會生產，將事件本身轉化成共享的文化創傷，運用於持續進行卻未盡全功的外省人認同形成過程。我向社會學者傑佛瑞．亞歷山大（Jeffrey Alexander）借用「文化創傷」（cultural trauma）一詞，或者更精確地說，「集體創傷的文化構造」，以強調其論述及工具主義面向，並凸顯這一意義創造事業的政治性質。外省人的記憶「文化創傷」，不同於他們在歷史上四個不同時刻分別經歷的實質「社會創傷」。這些鋪天蓋地、怵目驚心的社會流離與迷失方向，包括大量人群被趕出中國（1948-1955）、返鄉的希望開始消散（1950年代晚期至1960年代初期）、返回中國探親的心碎（1980 年代晚期至1990年代初期），以及緊接著返臺後，同樣令人沮喪的現實。
明確區別「社會創傷」與「文化創傷」的想法，來自本書呈現的實證研究。我對社會創傷的思考，與傑佛瑞．亞歷山大的文化創傷論文集兩位共同作者─尼爾．史梅瑟（Neil Smelser）和彼得．斯托姆卡（Piotr Sztompka）所表述的觀點彼此共鳴。史梅瑟認為：「要是社會流離與災禍大大擾亂有組織的社會生活，它們就有可能被說成是社會創傷。」同理，斯托姆卡提出「導致創傷的社會變遷」（traumatogenic social change）概念，用以描述社會主義體系垮台後，波蘭及其他東歐國家民眾普遍感受到的不適應。
筆者的第二個主要論點，在於外省人表述的大出走記憶。即使有流離失所與無歸屬的強烈離散感，使得幾位學者視之為某種「離散」或「華人離散」（Chinese diaspora），但他們當代記憶體系的目標卻與離散恰好相反─為了構築以在地為基礎的「外省臺灣人」認同，本書後續各章將要展開的歷時性敘述會證明此說法。本書主角起初是中國內戰的流亡者／移民，也就是第一代外省人；第二代和第三代外省人，也就是流亡者生於臺灣的子女和孫子女，則在本書後半現身。他們為父母和祖父母在1949年被壓抑的傷痛做見證，不只為了減輕自己在民主化臺灣所遭受排斥與汙名化的創傷感，更重要的是─他們要堅定主張，自己也值得成為島國新生的想像共同體其中一分子。從戰後初期的臺灣開始，「外省人」這個標籤就用來稱呼那些跟隨國民黨來到臺灣的中國大陸人；但外省人自覺的集體認同直到1990年代初期，才開始在大出走的後裔之間興起並具體成形。
跟隨戰敗的蔣介石政權逃出中國來到臺灣的多數人，其實並非國民黨軍事／官僚菁英或實力雄厚的商業大亨，這與大眾普遍相信的恰好相反。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初登陸臺灣島的百萬內戰流亡者，多數是平民百姓：基層士兵、下級公務員，及各行各業身無分文的戰爭難民。本書第一章和第二章會揭露，其中許多甚至不是蔣委員長忠誠的追隨者。國民黨與共產黨未完的內戰，根本地改變這些被驅離者的人生，以及留在中國大陸的家人人生─就算他們還有可能與家人重逢，也得再過四十年。
因此，本書接著要說的故事，與中國內戰的主流歷史書寫恰好相反，後者多半專注於分析國民黨敗亡、共產黨勝利的原因。這本專論並不考慮受政治／意識型態驅動，研究成果也已過剩的勝敗原因；而是致意於內戰被忽視已久的一個面向：平民百姓和群體是如何受到國民黨與共產黨在中國的最後決戰影響。本書尤其要深入探究這場凶暴的同胞相殘，對於被迫流亡到臺灣的百萬中國大陸人及其生於臺灣的子孫，還有不得不接納他們的半日本化（semi-Japanized）臺灣在地人，造成什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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