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從全球復甦到全球繁榮
當經濟危機從美國快速傳遍全世界，顯然需要一個全球協調一致的復甦對策與計畫。然而各國一開始自顧不暇，而負責維持全球經濟體制穩定的國際機構，未能防範這次的危機。如今，它們將再次面臨失敗：它們沒有能力策劃必要的共同對策。經濟全球化已使得世界更加相互依存，增加了共同行動與共同合作的必要性，但迄今尚無有效的方法來這麼做。
全球化有缺陷，從經濟振興措施的規模、金融政策的作為、紓困與擔保的布局、保護主義的升高、以及對開發中國家的協助等等，這些缺陷都現形了。這個世界在建立全球性監管體制方面，正面臨困境，這些問題還會持續出現。
目前的危機有風險、也有轉機。如果不採取行動將全球金融與全球經濟管好，未來會有更多、甚至更嚴重的危機。而且，當各國設法保護自己，以免受到無節制的全球化傷害，它們會採取行動降低開放的程度。全球金融市場會因而分裂成片段，損害全球整合可獲取的好處。對許多國家來說，全球化的方式受到了操控，尤其是金融市場全球化，造成的風險很龐大，報償卻有限。
第二個相關的風險，關係到經濟學專業領域裡對市場效率爭論不休的意識形態（下一章有更充分的討論）。在世界上許多地方，這項爭論不僅是學術上的，也是生存的問題：對於什麼樣的經濟制度最適合它們，有熱烈的辯論。當然，美國式的資本主義已展現出它處理巨
大問題的能耐，但美國拿得出幾千億美元來收拾殘局，貧窮國家則不能。目前顯現的種種將會影響未來幾年辯論的發展。
美國仍是最大的經濟體，但世界看待美國的方式已改變，而中國的影響力有增無減。這次危機之前，美元就已不再是良好的保值標的，美元價值浮動且下跌。如今，飆升的美國債務與赤字，以及聯邦儲備體系鈔票印個不停，加重侵蝕對美元的傷心。這對美國及其地位有長期的影響，且目前已激起建立全球金融新秩序的需求。如果能夠建立一套嶄新的全球儲備體系，以及更廣義的，管理全球經濟體系的新架構，那會是這次烏雲背後透出的一絲光明。
早在這次危機初期，先進工業國家就體認到，它們無法單獨處理這次的問題。G-8是一個包含八大先進工業國家的集團，它們每年集會商討解決世界性的問題，我總覺得太了不起了。這些所謂的世界級的領袖認為，他們可以解決全球暖化與全球失衡之類的大問題，卻無需邀請其他國家的領袖積極參與討論。這些缺席國家幾乎代表全球一半的GDP，以及80%的世界人口。2007年在德國舉行的G-8會議，其他國家的領袖受邀參加午宴，而且排在彙總先進工業國家意見的聯合公報發布之後。好像這些國家的意見僅供參考，客氣應付就好，實際上不用納入任何重要決策。當經濟危機爆發後，情況很清楚，舊的集團無法獨力解決。2008年11月，在華盛頓舉行了G-20會議，包括像中國、印度與巴西等新興國家，舊機構過氣的態勢已至為明顯。全球經濟治理的新體系會是什麼模樣，未來數年內可能還不會明朗，不過態勢很明顯，尤其2009年4月倫敦舉行的G-20第二次集會，在主辦的英國首相布朗（Gordon Brown）策動下，所有重大的全球經濟決策，都為新興市場經濟保有一席之地。這事件本身就是一項重大的改變。
失敗的全球對策
開發中國家已成為全球經濟成長的引擎，至少自1990年代初以來是如此，它們占了全球GDP成長的三分之二以上。但這次危機中受創最重的卻是開發中國家。顯然除了中國之外，多數國家都乏資源進行大規模紓困或推動龐大的振興方案。全球社會體認到，全世界都一起「深陷其中」：美國拖其他國家下水，但這些國家的衰弱也威脅到美國復甦的能力。
即使是全球化的世界，決策仍是由國家來制定。每個國家都是考量其行動的利益與代價，未顧及到對其餘世界的影響。例如振興計畫的支出，其利益在於增加就業或擴張GDP，代價則是增加負債與赤字。就小型經濟體而言，有很多增加的支出是源自境外增加的所得（比方說，某些政府計畫的結果），用來買進口的貨品，不過，即使是大國，也會有大量溢出到其他國家的效果。換個說法，「全球乘數」（每花一塊錢，全球經濟產出增加的幅度）要比「國家乘數」大得多。由於全球的效益大過國家的效益，如果各國不協調彼此的危機對策，單一國家的振興方案規模會顯得太小，從而全球的振興方案規模也會太小。像愛爾蘭這樣的小國家，尤其沒有興趣花錢推動振興方案；反倒是樂於搭其他國家的振興方案「便車」。
更壞的情況是，每個國家都想要設計為自己攫取最大利益的振興方案。各個國家都會去找那種「肥水外流」他國最少的支出方式，購買當地生產的貨品與服務。結果不僅全球的振興規模小於預期，效果也較小—亦即成本效益較差，而且跟全球振興方案協調好的情況相較，復甦力道較不足。
更嚴重的是，許多國家為了鼓勵將錢花在自己家裡，會訂定保護措施。以美國為例，在振興法案中制定「買美國貨」條款，要求買美國生產的貨品，但後來為了符合規定，用了一套看似合理的說法，即不適用於國際協議有防止這種歧視的情況。但美國在政府採購方面大多是跟已開發國家有這樣的協議，實際的意思就是，振興方案的錢可用來買富有國家的貨品，但不能買貧窮國家的，而這些國家是這次「美國製造」金融危機的無辜受害者。
制定振興計畫不是全球對策唯一的瑕疵領域。我前面提過，大部分開發中國家沒有資源可以資助自己的振興計劃。2009年在倫敦舉行的G-20會議，提供國際貨幣基金額外的資金，這機構傳統上負責協助國家因應危機。G-20找出其他幾種增進IMF提供資金能力的方法，例如透過出售黃金，以及發行新的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 SDRs），這是一種特別的全球性貨幣，稍後會討論。廣告式的頭版頭條寫著，大約一兆美元，令人印象深刻。
很不幸，這些方案有些問題，立意是很好。首先，提供給IMF的資金極少流到最貧窮國家手上。確實，西歐國家提供資金的目的之一是，希望IMF可以協助問題多而複雜的東歐國家。西歐國家無法協議出最好的協助鄰國方式，因此將責任移轉給IMF。第二，許多貧窮國家才剛從龐大債務中浮出頭來，當然不願承接更多的債務。富裕國家應該以補助的方式提供資金，不須要償還，而不是提供短期的IMF貸款。有幾個國家如德國就表態支持這個方向，將振興方案的部分用於
協助貧窮國家的。但那是例外，不是常規。
選擇IMF作為提供資金的機構，本身即問題重重。IMF在這次危機的預防不僅欠缺作為，而且推動解除管制，包括資本與金融市場自由化，這項政策促成這次危機，而且使其快速傳遍全世界此外，IMF推動的這些及其他政策，而且它的運作方式，的確令人厭惡，對許多亟需資金的貧窮國家，以及對擁有大批流動資金且可用來協助最貧窮國家的亞洲與中東國家來說，兩方都厭惡IMF的作為。一位開發中國家的央行官員跟我分享他與各國的共識：國家可能要死到臨頭，才會轉向IMF求助。
我對IMF有第一手的觀察，我了解某些國家不願向IMF借錢。在過去，IMF提供資金的條件非常嚴苛，實際上使得受困國家的衰退更加嚴重。這些條件旨在協助西方融資國收回比其他狀況下更多的錢，協助受困國家維持其經濟實力尚在其次。IMF常常強加嚴苛的條件，在世界各地都曾引起騷亂，亞洲金融風暴發生在印尼的那些動亂即為最著名的案例。
幸好史特勞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出任總裁，以及這次發生的金融危機，讓IMF開始改革其總體及貸款政策。例如，當冰島向IMF求援時，也獲同意實施資金管控，並得維持預算赤字，至少在IMF計畫的第一年可如此。IMF終於認同凱因斯的總體振興經濟政策的必要性。IMF總裁明白談到太早撤除振興措施的風險，也說有需要注重就業。優良國家的借款可以不需要條件，它們實質上可列為 「預准名單」，但問題還是存在：什麼國家可以貼上優良標誌？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國家夠格嗎？雖然IMF在許多國家的計劃跟從前有明顯地不一樣，但有些國家看來還是受到強烈的條件限制，包括刪減預算與高利率，恰與凱因斯經濟學派所主張的完全相反。
IMF是富有工業國家、債權國家的老頭俱樂部，由它們的財政部長及中央銀行首長來營運。IMF對優良經濟政策的觀點，是由那些金融界人士來決定的，而如同我解釋過的，以及如同這次危機所充分展現的，IMF的觀點常常受到誤導。美國對任何重大的決定享有否決權，而且第二號主管人物向由美國指派；頭號人物則向由歐洲指派。雖然IMF自誇是優良治理，卻未實行自己宣揚的教條。它沒有我們當今對公共機構所期待的那種透明化。2009年2月在倫敦舉行的G-20會議中，達成了贊成改革的共識，但冷冰冰的改革速度讓某些人覺得，在達成任何重大改變之前，這個世界很可能會再次陷入下一個危機。但至少還是有個重大進步：協議IMF總裁選任必須公開透明，會員國應該超越國籍並尋找最合格的人選。
全球性的監理法規
法規鬆綁是這次危機的核心角色，預防下一個危機與重建對銀行的信任的新監理法規勢在必行。在準備2009年初第二次G-20會議的時候，有些領域的人士對於全球性協調合作的振興方案重要，還是全球性協調合作的金融監理體系重要，有一番爭論。答案顯而易見：兩者都有必要。沒有全面性的監理，就會有逃避監理的情形，資金會轉往監理最少的國家。其他國家因而必須對監理不足國家的機構採取預防措施，以免連帶受害。簡而言之，一個國家疏於監理，對其他國家會產生負面的外部效果。沒有全球協調的監理體系，全球金融會面臨分裂與割據，每個國家都會設法保護自己免受他國犯錯的傷害。每個國家都必須要求他國採取充分措施，限制金融濫用。
自然，G-20看來最強烈的措施就是將矛頭對準沒來參加會議的國家，即所謂不合作的國家，例如長年做為逃稅及逃避監理的開曼群島。他們會存在，不是偶發性的漏洞。富裕的美國人與歐洲人，以及代表他們的銀行，想要有個安全的避風港，逃過國內遭到的詳細審查，監理當局與立法者如他們所願。G-20對這些免稅天堂的要求，雖然正確行動，卻不夠力，結果經合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幾乎立刻將那些免稅天堂撤出「黑名單」。
沒有經常且充分的資訊交流，一個國家的稅務機關是不知道漏了什麼稅，或誰漏了稅。對開發中國家來說，還有更重要的問題，就是貪腐。貪腐的獨裁者帶著數十億美元潛逃，不僅將錢存在境外銀行，還存在一些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包括倫敦。開發中國家沒有加強防治貪污，受到責難是對的，但它們批評先進工業國家也是對的，因為先進國家提供貪腐官員安全的避風港與秘密的銀行帳戶，助長了貪腐。一旦髒錢被發現了，常常難以追回。不過，這些問題是那些沒來開會的開發中國家的問題，那也就難怪G-20初次會議對於這方面，沒有任何改革的作為。
金融穩定論壇（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邀集大約十幾個最重要先進工業國家的金融當局，藉以促進在金融機構監理法規、監督與監測方面的討論與合作。它是在東亞金融風暴後創立的，是G-7（七大工業國）財政部長與央行總裁會議順勢發展出來的結果，以確保不會再發生類似金融危機。顯然沒有成功，但它的失敗一點也不讓人意外。灌輸的是同樣的法規鬆綁理念，過去曾導致早先的金融危機，如今導致這次的金融危機。然而，G-20沒有過問金融穩定論壇何以失敗。反而，G-20將論壇改名為金融穩定理事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並微幅擴充它的會員。也許新的名稱可以有個新的開始；但我懷疑經濟學的觀點會那麼容易或那麼快改變。
美國式資本主義失去人心
即使左派人士因歐巴馬過於溫和而批評他，右派極端分子仍試圖以社會主義標籤抹黑歐巴馬。然而，世界上大部分地區，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或至少是許多美國人會貼上社會主義標籤的那種）的爭鬥仍然很激烈。世界大部分的地區已形成共識，認為政府應該擔當比美國政府更大的角色。雖然當下的經濟危機也許沒有贏家，卻有輸家，而且美國式資本主義即是大輸家之一，其支持度已大幅流失。其結果對全球經濟及政治辯論的影響，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都會感覺得到。
2005年8月15日雷曼兄弟垮臺的那天，其對市場基本教義派（不受束縛的市場本身就可確保經濟的繁榮與成長）的意義，等於是柏林圍牆倒塌之於共產主義。在那天以前，大家都知道有這個意識形態的問題，但之後卻無人能真正挺身辯護市場基本教義。大銀行與金融機構倒閉，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動盪及混亂的拯救行動，終結了短命的美國耀武揚威片段。同樣也終結了關於「市場基本教義派」的辯論。如今只有執迷不悟的（包括許多美國的保守派人士，但在開發中世界就少得多了）還會爭辯，主張市場會自我矯正，社會也可以靠市場參與者的自利行為，來確保所有事情都能誠實正當地運行，造福社會全體就更不用說了。
經濟辯論在開發中世界呈現了特殊的支配力量。儘管我們西方想要遺忘，一百九十年前亞洲幾乎占全世界GDP的60%，卻是個歷史事實。但那個時候，相當突然地，殖民剝削與不公平貿易，加上美歐的科技革命，開發中國家就被遠遠拋在後面，到了1950年，亞洲各經濟體的規模已落後到只占世界GDP的18%不到。十九世紀中葉，英國與法國還著實發動了戰爭，以確保中國保持對全球貿易的「開放」政策。這就是「鴉片戰爭」，以此為名是因為打仗是為了確保中國不會禁止西方的鴉片進口：西方除了鴉片外，沒什麼東西可賣給中國，只想將鴉片倒進中國市場，造成毒癮蔓延的連帶惡果。這是西方國家早期用來解決貿易失衡的方法。
殖民主義留給開發中世界的影響褒貶不一，但有項結果是很清楚的，那兒的人民都有個看法，他們都曾遭殘酷剝削。在世界上很多地區，像IMF與世界銀行這樣的全球性機構，看來有如後殖民時代的控制工具。這些機構推行市場基本教義派理論（常稱作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它是一種理念，美國人將之理想化的「自由且無束縛的市場」。它們施壓推行金融部門法規鬆綁、私有化與貿易自由化。
開發中國家人民越來越不相信西方國家的幫助是出於無私的善意，這一點也不奇怪。它們懷疑，自由市場的辭令—簡稱「華盛頓共識」（美國及設在華府的IMF主導的經濟政策）—不過是守舊商業利益的掩護罷了。西方自身的偽善讓人更加懷疑。西方國家的市場不開放給第三世界農產品進口，而這些農產品常常是這些窮國唯一能提供的；即使西方國家大量補貼自己的農民，卻要逼迫開發中國家鏟除為發展新產業提供的補貼。
自由市場的意識形態竟變成新剝削型態的藉口。「私有化」的意思就是，外國人可以低價買下開發中國家的礦場與油田。也意味著，他們可以藉由獨占與類似獨占攫取厚利，例如在電信產業。「金融與資本市場自由化」意即外國銀行可從貸款獲得高報酬，而且當貸款變壞帳，IMF就迫使社會來分攤損失。至少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就是如此。那時，大約是同一批外國銀行，在IMF威逼那些急需資金的國家在災後賤價拍賣時，趁火打劫再賺一筆。貿易自由化也是這個意思，外國公司可以鏟除新萌芽的產業，壓抑創業人才的發展。資本雖然可以自由流通，勞工卻不行，除非是最有才華的個人，在全球市場才找得到好工作。
對第三世界批判美國式資本主義的人來說，美國處理這次金融危機的方式，帶有雙重標準的意味。不過是十年前，東亞金融危機期間，美國與IMF要求受風暴影響國家減少支出、降低政府赤字，即使導致愛滋傳染病的流行再起，如在泰國；或是即使那表示要減少對饑餓人民的食物補貼，如在印尼；或是即使公立學校短缺，導致家長將小孩送去伊斯蘭宗教學校，他們可能會受伊斯蘭基本教義派洗腦，如在巴基斯坦。美國與IMF強迫那些國家提高利率，有些情況（如印尼）提高到50%以上。他們教導印尼要嚴格對待銀行，要求政府不要去解救它們。他們說，那會訂下非常可怕的先例，以及對自由市場順暢運作機制是多麼可怕的干預。
處理亞洲金融風暴與處理美國風暴，其間的對比非常鮮明，並非未受注意。為了要將美國拖出深淵，美國大幅增加支出，大量的赤字，甚至降低利率到零的地步。到處拯救銀行。華府有些處理東亞金融危機的官員此次也在處理這次美國的內爆。第三世界的人在問，為什麼美國開給自己的藥方不一樣？
從前，美國與全世界來美受教育的精英之間，有種共享的價值觀，但如今這次經濟危機已損害了這些精英的信譽，而這些精英都倡導美國式的資本主義。那些反對美國放任式資本主義的人，如今有充足的彈藥可用來宣揚更為廣泛的反市場理念。
民主的信念是另一個受害者。開發中世界的人們看華府，會看到一個容許華爾街訂定自私自利法規的政府體制，讓全球經濟整個曝露於風險當中，當遭受懲罰報應的日子到來，華府卻找那些來自華爾街的人及其狐群狗黨來設法解救，做法就是將最貪腐開發中國家做夢也無法想像的龐大錢財交給了華爾街。他們看到的美國式貪腐，也許只是手法更老練巧妙罷了，雖沒有在漆黑角落交付鈔票袋，但卻是一樣邪惡。他們看到財富持續重分配到金字塔的頂端，擺明了吃定普通老百姓。他們看到監督泡沫成長的機構，像是聯邦儲備體系，被授予更大的權力，形同獎賞它過去的失敗。簡言之，他們看到美國的民主制度，在政治問責上有根本性的問題。看了所有這些，他們會輕易地下結論，民主本身有非常不對的地方，而且或許是無可避免的。
美國的經濟終究會復甦，美國在國際的地位也會回復至某個程度。無論如何，美國的行動會受到詳細的檢驗，成功會受到仿效，但失敗也會被嗤之以鼻，尤其是導致這次危機的這種失敗。民主與市場的力量是公正繁榮的世界不可或缺的，但自由民主與均衡市場經濟的「勝利」不是必然的。這次經濟危機大體上是美國的（不正當）行為所造成，對爭取這些基本價值是一項重大的打擊，造成的傷害，比任何集權政府所能做的或所能說的，都要來得大。
全球經濟的新秩序：中國與美國
當前的危機是那麼的嚴重、深刻，引起那麼大的恐慌，不論那些領導人物想不想改，都會有所改變。最深沉的改變也許要跟美國與中國之間時好時壞的關係有關。中國要超越美國的GDP（以反映生活水準的差距的「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來計算，大約仍是美國的一半），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要趕上美國的人均所得就差得更遠了，大約是美國的八分之一。但是，中國仍然達成了一些驚人的紀錄。2009年很可能即將見證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商品出口國、汽車生產國，而且更廣義地，成為世界最大的生產者。中國也贏得一項不見得是好事的傑出事績，它的碳排放量超越了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它的經濟成長雖比這次危機之前慢了一些，但還是明顯高於美國的成長，一年相差七個百分點（2009年，差距更大，約十個百分點），依照這樣的速率，GDP的差距每十年就會減掉一半。此外，未來四分之一世紀內，中國可能成為在亞洲具主導地位的經濟體，而且亞洲的經濟規模可能會比美國還要大。雖然中國的經濟仍比美國小很多，但美國從中國的進口遠大於對中國的出口，這些龐大的貿易失衡現象，在美國失業率攀升的時候，已造成兩國之間的緊張升高。兩國的關係是共生互利的，中國協助融通美國巨大的財政赤字，沒有中國的便宜貨品，許多美國人的生活水準會大為降低，美國也提供市場，容納中國不斷成長的供給，但在大衰退的時候，焦點集中在工作上。大多數美國人不了解競爭比較優勢的原理，就是每個國家生產其較為擅長的貨品；而且美國人難以體會，美國在很多製造業領域可能已喪失了競爭比較優勢。如果中國（或任何其他國家）競爭上贏過美國，美國人就認為，應該是由於它們採取了不公平的手段：操控匯率，或補貼它們的產品，或售價低於成本（叫做「傾銷」）。
這次危機實際上已將一切搞得亂七八糟。美國遭指控大規模且不公平補貼銀行與汽車業。聯邦儲備體系以趨近零的利率貸款給大公司，也可視為是一種大規模的補貼。維持低利率是國家「操控」匯率的重要方式之一（利率低的時候，資金會流出國外，到報酬較高的地方），歐洲很多人都認為，美國正利用低匯率來取得競爭優勢。
雖然美國與中國都有採取保護措施（美國，部分是為了因應工會的壓力；中國，部分是為了報復，部分是因為那是發展策略的基本要素），但在這本書付梓的時候，保護的程度受到了節制。不過正如我在之前提過的，大家都認同，在全球失衡方面必需要有所作為，美中的貿易失衡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就短期來看，美國也許會覺得比中國容易調適。中國必需要有更多的消費，但當他們的家計面臨高度的不確定性時，很難誘使家戶成員做更多的消費。不過，中國的主要問題不在於很高的家戶儲蓄率，而是在於家戶收入占GDP的比率，這比率要比大多數其他國家來得小。低工資確保高獲利，而且沒什麼要求分配利潤的壓力，導致大部分的收入都保留在企業（公營與私有兩者）手上。但想要改變所得的分配，在任何國家都很難。
中國的成長模式是靠供應面帶動：賺得的利潤再投資，產出增加的幅度遠大於消費，其間的差距就出口。這個模式運作得很好，在中國創造了就業，且使其餘世界的物價維持低檔，但這次的危機凸顯了這個模式的缺陷。這次的不景氣，使得中國難以將過剩的產品出口；長期來看，中國許多製造業產品的市占率都已增加了，要繼續維持成長率會很困難。就算很多貿易夥伴都不採行保護對策，結果還是會如此，西方國家能買的電視機及其他消費產品就這麼多；然而，中國的超凡技能不只展現在低技能的製造業產品上，也展現在範圍廣泛的其他產品上，保護主義刺耳的聲浪升高，就不足為奇了。
中國有許多人士察覺到，他們必須改變成長的策略，提供中小企業更多的協助，例如，創立更多地方性或區域性銀行。這些中小企業在大多數國家，都是就業成長的基礎。就業成長引領工資上升，移轉所得分配，支持更多的國內消費。企業帳面上的利潤，有些是由於中國對自然資源（包括土地）未能適當收取費用所致。實際上，企業獲得的這些資產應該屬於人民；例如，如果那些資源是由人民來拍賣，拍賣的收入將會產生相當可觀的所得。如果中國替所有人民爭得那些資產應有的報酬，就會有更多的收入可以資助醫療、教育與退休等福利，同時也會降低家戶維持高儲蓄率的必要性。
不過這個新的成長策略似乎很敏感，各方強大的政治勢力齊起反對：例如，大企業及其官僚是既得利益者，他們希望能設法永遠維持現狀。同一批政治勢力也會反對讓中國的匯率升值，那樣既會降低中國出口的競爭力，也會增加其工人的實質工資。西方那些主張要有大銀行及其他大企業的，助長了這些「新的實業鉅子」，他們認為，中國一樣需要大的公司（有時稱作「國家級的優勝者」）來從事全球競爭。這項爭鬥的結局會如何，要下定論還太早。
中國的整套振興方案，是世界最大的振興方案之一，反映出經濟政策當中的緊張關係。很多的錢投入基礎建設及協助「綠化」經濟。興建新的高速鐵路系統對中國的衝擊，可比擬美國內戰後興建的跨洲鐵路，它有助於凝聚更強大的國家經濟，因為經濟地圖幾乎在一夕之間變了。中國振興方案也明白鼓勵消費，尤其在鄉村地區，尤其鼓勵買在國外銷售面臨大幅衰退的產品。它也快速增加鄉村的醫療與教育支出。同時，也努力強化像汽車與鋼鐵的某些重要產業部門。政府辯稱，它只是努力讓生產「合理化」罷了，提高生產效率，但批評者則擔心，這些措施會惡化產能過剩的問題，而且會降低有效競爭。競爭降低會增加企業的利潤與降低實質的薪資，惡化消費不足的問題。
（其他精采分析，請見《失控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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