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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節錄）
導論：為何不可忘記毛澤東？
北京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周年的盛大典禮，壯麗輝煌，為全世界所矚目。但同時令海內外許許多多中華兒女、以至於外人所感驚詫的是，當日天安門外長安大街上的大型遊行方陣是以「毛澤東思想萬歲」的巨幅橫額開路的，隨着才是鄧小平「改革開放」的理論。這對許多人，包括國內外的許多高級知識份子而言，似乎不好解釋；因為自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的新政被廣泛地看成是對毛時代政策的全面否定。天安門城樓上至今仍然高高地懸掛着毛的大畫像，但對許多人而言，這充其量只是把毛當成開國祖師，昇華成神，而不是解放後主政將近三十年，掌握着中國命運的「偉大領袖」。然而，本書作者還是認為應該實事求是去回顧建國六十周年的經濟建設，從不同的政策與制度層面評論毛澤東的工業化與經濟發展策略的長期效應。
作者認為不可因為大躍進失敗、「十年文革浩劫」，以及反右傾、整彭德懷等政治事件而完全否定毛澤東在經濟建設方面的貢獻。毛時代搞中央計劃、集(極)權控制、產權國有化、農業集體化、公社化、自力更生，或曰「閉關自守」等類似政策，也是歷史的必然與應然。在實際的運行過程中難免有所錯失，但不可厚非，也不能說是「得不償失」。本書各篇章都圍繞此一主旋律，說明為何「不可忘記毛澤東」。
作者也認為「改革開放」所代表的是「承先啟後」的新政策格局，不可視為是對毛時代政策導向的全面否定。這一點也充分反映在書中對「天安門風暴」的評論方面。實際上毛後的新策略之所以能夠順利展開，除了因應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之外，也受惠於毛時代刻苦經營所遺留下來的經濟與物質遺產。因此，不可將建國六十年的歷史腰斬為毛、鄧前後兩段，並將鄧時代的經濟騰飛視若「平地而起」。這不符合歷史發展的「辯證」邏輯。
經濟與政治誠然密不可分。然而，作者認為政治體制的變遷基本上是經濟制度和經濟發展的因變數。毛時代講階級鬥爭、敵我矛盾、無產階級專政，「工農聯盟」，以及「政治掛帥」、等等，應可視為是當年所實行的那套經濟政策與經濟制度的必然政治延伸。文革所導致的政治逼害、冤獄，以及殘殺，基本上也緣起於經濟政策(兩條路線)的爭議，以及由此而衍生的政權鬥爭的白熱化。也不可因為個別年份的政治動亂，而簡單化地概括為「文革十年，全國經濟瀕臨崩潰」；這不見得符合實際的經濟歷史記錄。
同理，改革開放後政治上的逐步改革與自由化也離不開經濟增長、所得提升、人民生活改善、中產階級興起，或曰「消費革命」等經濟變遷現象；絕不可據以否定毛時代極權統治和經濟政策的成效；也不可視目前的過渡階段所面臨的種種政治難題為毛時代極權統治的餘孽，而急於求成，以致無端鼓動「全面自由化」。
國內外許多學者專家，包括國際知名的中國權威人士，習慣性地從今日對外開放的視角，在否定毛時代優先發展重工業政策及作為其執行機制的中央計劃制度之餘，竟然視毛這整套「追趕式」的工業化戰略，「違背」了被視為是任何發展中國家所應該遵循的、利用勞力密集的資源上的「比較優勢」的所謂「最高政策原則」。論者還以亞洲四小龍應用「比較優勢」原則的「成功經驗」為例，說明專注發展勞力密集型的「出口導向」經濟，可以致富；並據此而認為毛時代錯失良機。本書作者認為這種說辭，充其量也只等同於「套套邏輯」(Tautology)也。
毛志在建立中國相對獨立自主的重輕工業和國防工業體系，其政策的內涵價值準則和經濟理性，對比「比較優勢」原則而言，本來就是互為排斥的；何言「違背」？姑不論對美國出口勞力密集工業製成品，充其量也只能換取含次舊技術的機械設備硬體；殊不知時至今日，美國仍然嚴禁高新技術和敏感軍工產品對華輸出。尤為甚者，以「比較優勢」原則取代「追趕式」的工業化戰略，無異是倡議中國當年應該全面「解除武裝」，如四小龍一般地納入美國的經濟版圖；殊不知美國當年直視四小龍為自由世界反共的前沿陣地，才相應開放其廣闊富有的進口市場。
作者認為「比較優勢」原則論者大多是有名有姓的有識之士，唯獨無視冷戰時代的國際政治現實，美國視共產主義為洪水猛獸，長期圍堵中國大陸，何以奢望其當年便開放市場，恩惠毛澤東。論者雖或熟稔經濟分析，唯獨不諳簡明的地緣政治學原理，而竟然將中國與四小龍，風馬牛相提並論，並不齒當年炎黃子孫之貧窮落後；也不見偌大的神州大地，上下四方，勒緊腰帶，致力搞「兩彈一星」，以期長期擺脫美蘇兩霸之挾持；否則今日哪能與列強並排，儼然屹立於國際舞台乎。
此一時，彼一時，中國今日之能相對順利地納入全球化的浪潮中，而不為人魚肉，基本上也是得力於過去幾十年，尤其是毛時代的克勤克儉，拼爭工業化；當然也離不開鄧時代的韜光養晦，力爭上游。實際上建國六十年中的前三十年，即毛澤東時代，中國的GDP(國內生產總值)，其年均增產率竟然高達6%有餘；這在世界經濟史上幾乎是沒有任何可類比的大國的歷史記錄所可以比擬的。然而，許多國內外的學者專家卻似乎都因為毛搞大躍進失敗和文革十年浩劫，而有意無意地忽視這一輝煌的成就(請留意，本書中所引用的GDP及其他數據，都是鄧時代及其後的國家統計局的官方數字)。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工業凈產值在GDP中所佔比重也由1952年的21%急速提升至1978年的48%；這也是世界歷史上罕見的記錄，使中國在改革開放前夕已經基本上擺脫了兩三千年來「以農立國」的歷史背景。與此同時，中國的農業，在「紅旗渠」式的「努克思效應」(見本書第十一及十二章)的不斷擴充發揮之下，不但強有力地支持工業發展，也使糧食與棉花產量(就全國平均值而言)由建國初期的僅「足以餬口」和「衣可蔽體」逐步提升到毛澤東逝世時的「溫飽有餘」。這不但打破了「靠天吃飯」的歷史格局，也為鄧時代工農業進一步加速增長，以及最終納入世界經濟競爭體系，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誠然，毛時代所生產的GDP，一直以重工業(含冶金、機械、化工、基礎建設所需器材和軍需產品等)為主導，刻意壓抑民用工業消費品的生產。然而，這是強制性提高全國儲蓄率，加強投資，不斷擴大重工業基礎，以加速工業化的不二法門。這必然導致消費與生活水準長期偏低，不在話下。國內外許許多多「有識之士」只見毛時代人民長年「赤貧」，而否定毛澤東；唯獨不見毛時代這套特定的、作者稱之為「埃克斯坦模式」(見本書第四及十一章)的加速工業化戰略，其成效至毛澤東圓寂時，實際上已經累積到所需的臨界規模，以啟動鄧小平時代的「歷史轉折」的契機。
本書的個別篇章旨在闡析以上所談到的各個主要論點。此處有必要先簡單談談幾個有關方法論方面的問題。
作者對毛時代經濟政策及其長期效應的評價，在今日中國「撥亂反正」餘韻未了，「矯枉過正」猶存的情況下；其論點勢必被視為「異類」之音。在西方世界，也顯然難以見容於由自由主義學派的思維方式所主導的西方知識界。某位香港的社會與歷史學家看了作者的文章後，竟以為作者在東西德統一之前，曾留學西德多年，應屬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er School)或受其影響。這是風馬牛的誤判。作者的論點與相關的所謂新左派(New Left)，或與其有關的、出版於紐約市的《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創刊主編為哈佛大學的Paul Sweezy)也是涇渭之分，雖然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美國反越戰運動高潮時，作者也曾在哈佛從事約兩年的博士後研究。作者當然更不是在傳統的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框架下立論，這也顯然見諸於全書各篇章的理念與分析方式。所以讀者不可捕風捉影，感覺作者似乎為毛澤東說了幾句好話，便誤認為有預設立場的「親毛派」或任何新、舊「左派」。
論學術淵源，作者或份屬戰後主導西德經濟復興的德國「秩序(鄂爾都)自由主義」(Ordo Liberalism)學派。該學派發源於佛萊堡(Freiburg)大學(這也是新自由主義大師海耶克 Friederich von Hayek 晚年的學術基地)，其「自由經濟」理論傾向的強烈，以及政策主張的執著，比美國芝加哥的自由主義學派有過之而無不及。但與後者有別的是，「秩序自由主義」學派有大批學者特意將當年的東德(及其他蘇式國家經濟)作為對立面進行系統化研究；作者早年也有幸參與其事。然而，舊時的德國同儕，今日看了作者對中國和毛時代的看法與論點後，也難以抗拒。畢竟毛時代的中國與當年的東德不可同日而語，相提並論。東西德統一前的東德，其工業發達程度，早已遠比今日的中國還高。中央計劃、工商業產權國有，農業集體化的集權式控制方式，當年強加於東德，本來已經是格格不入。但在中國，這整套制度作為資源的動員機制，體現「追趕式」的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戰略，卻顯然在毛時代發揮了強大的歷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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