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基督教青年會的因緣可以追溯至約 1999 年，當時剛離開大學校園不久，由於參與一個歷史考察研究計畫，曾前往位於香港上環的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會所參觀，得知會所內的室內運動場、泳池、懸空鑊形跑道等設施均為香港首創，著名的文學家魯迅也曾在青年會舉行演講。回想當日，我對於青年會在近代中國社會曾經產生的重要影響，仍是不甚了了。孰料幾年後，我竟然隻身遠赴美國的青年會檔案室爬梳檔案 ── 青年會甚至成為我第一部學術著作的研究課題。
早在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唸本科時（1996-1999），我已對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抱有濃厚興趣，曾經寫過一篇有關晚清基督徒王煜初的畢業論文，並期望將來唸研究院時做一個有關民國時期的基督教研究。本書的寫作，即緣於我在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兼讀碩士課程期間（2003-2007）撰寫的碩士論文。在構思論文題目時，我曾向當時在香港建道神學院任講師的邢福增博士徵詢意見。他提及中共建國後成立的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其中不少的骨幹成員均來自青年會，此現象值得加以研究（抱歉要說，現在研究業已完成，至今我仍未能全面解答這個問題 ）。於是我便開始翻閱中外學界有關中國青年會的著述，初步的發現是，過去的中國青年會研究主要是一些通論性的著述，對於為數眾多的城市青年會仍未有作出深入的個案研究，於是決定循此方向展開探索。
即或是再有意義的研究課題，也得有堅實的史料基礎，否則只會淪為空中樓閣。當時我瀏覽了剛出版不久的《中國教會文獻目錄：上海市檔案館珍藏資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得知上海市檔案館藏有不少青年會的檔案資料，其中尤以上海青年會的材料最為豐富；此外，我也同時向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喀晤茨家族青年會檔案室（ Kautz Family YMCA Archive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查詢，也得到上海青年會的資料較其他市會更為全備的訊息，遂初步定下研究上海青年會的計畫；接著，在沒有任何人脈關係的幫助下，我去信向上海青年會（西藏南路現址 ）方面查詢，獲得該會提供特地為我整理的青年會資料目錄，其中一些更為上述兩所檔案館所無，並允許我前往查閱，以數位相機拍攝記錄。我和上海青年會之間的糾纏便自此展開。
對我而言，上海青年會並不是一個容易駕馭的研究課題。與我過去所做的人物研究迥異的是，上海青年會是一個規模龐大的組織，上世紀二十年代的會員有近 5,000 人，其中牽涉的人和事不知凡幾，這也意味著有待蒐集的潛在史料多如牛毛。此外，上海青年會曾不同程度介入多種社會啟蒙或改良運動（體育、衛生、教育等），任何一樁運動都足以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課題；加上有關上海史的中外專著汗牛充棟，對於我這個少不更事的門外漢來說，要倉促步入「上海學」的研究廟堂自然是舉步維艱，非大加惡補不可。
但更大的難題還在後頭，基本上我當時所知悉的有關上海／中國青年會的原始資料（如《上海青年》）都無法在香港尋得，這意味著我得花上相當時間前往上海和美國蒐集資料，才有望完成這個研究。一般的研究生固然可以利用長假期赴外地找資料，但對於當時白天在香港中央圖書館文獻特藏組工作的我來說，如何在工作、上課以外，利用極有限的時間，蒐集、細讀資料，撰寫論文，一直是令我困擾不已的難題。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研究為我帶來了很多寶貴的「第一次」。為了蒐集研究資料，我在 2004 年 4 月的復活節假期首次赴滬。在不足十天的旅程中，我在上海青年會翻閱發霉、塵封的
舊刊物，由白天到晚上，拿著數位相機將資料一頁頁的拍下。由於攝影經驗不足，我碰上了不少從來沒有設想到的問題，例如記憶卡和電池不敷應用、相機過熱，以及調控光暗、相機搖晃等技術問題，致最後拍攝的數千張「照片」有不少模糊不清，無法辨識內容。此外，我亦初次見識到上海圖書館、上海市檔案館等國內機關的辦事作風，學習在時間有限的情況下，仍然要保持耐性，才能期望有所收穫。當然，誠意不一定能感動人心，館員說資料不能複印，便是不容上訴的最後裁決。我曾為此氣沖沖地提早離館。
2005 年 3 月，我再度赴滬兩星期。由於吸收了前次經驗，我的拍攝技巧大有進步，並多帶了一部數位相機，每日在上海青年會內一日千「照」。是時，上海市檔案館已由仙霞路搬到外灘，氣象煥然一新，前次不允許複印的資料，如今竟然可以全本複印，頗有柳暗花明之感。同年 6 月，我耗盡所有的年假，再額外申請無薪假期，隻身展開為期十八天的美國之行，前往明尼蘇達大學查閱中國青年會的檔案。至今仍記得初抵檔案室時，由檔案員 Dagmar K. Getz 帶往低溫的檔案儲存庫（ 儼如冷藏庫 ），以及由儲存庫調出冷冰冰的文件的情景。這些都是井底之蛙的我不曾經歷過的。
我的碩士論文在拖拖拉拉的情況下，最後足足用了四年時間才完成。在這個年頭，要花上四年光陰才能勉強拿得一個碩士學位，即或能見容於朋輩的奇異眼光（又在寫論文 ⋯⋯），我也得為曠日持久的學習尋求自我開脫。曾有同學向我進言，勸我快點完事，無謂耽擱太久。我當然了解同學的好意，但仍是冥頑不靈，依然故我。任憑是再理智的人，也有意志薄弱的時候，要在堆積如山的資料（我在美國複印回來的資料至今仍有一半未翻閱過，希望將來有機會再續前緣 ）面前，長期維持高昂的作戰狀態，避免再而衰、三而竭的情況出現，在執行上並不容易；尤其當來自四方八面的各種要求、責任紛至沓來，而我卻無法在有限的時間裡同時妥貼應付，有時候的確有裡外不是人之感。坦率的說，我雖然看到自己走學術道路的可能性，但卻不得不承認個人存在的種種不足和限制，只得在理想和現實之間匍匐前行。本書雖然只是一部囫圇吞棗的小作，但它卻盛載著我至今仍能自詡的堅持和熱情。
歷史人物總是無法超越他們所身處的時代，歷史著述的作者又何嘗不是呢。我在 1999 年離開大學校園，正值亞洲金融危機、SARS 的後遺症迭次浮現的年代，除了經濟下滑、房地產泡沫爆破以外，香港很多志願團體或教育機構因為政府資助減少、捐款驟降而陷入困境（員工首當其衝自不在話下 ）；令人更感慨的是，這些本來滿懷理想、使命的組織或機構，在經費導向的指導原則下，不得不樂此不疲地參與各種開拓財源的遊戲，甚至是走上「大躍進」式的產業化道路。本書當然不是針對此等現象而作，但要是上海青年會昔日的歷史經驗有助啟發我們思考（當然談不上解決 ）基督教組織或機構，乃至於其他宗教型非營利組織（ NPO ）在踐履使命的過程中，如何在順應時代潮流的同時，避免走上與本來的宗旨有所乖違的道路，我想：這大概便是它在學術意義以外的研究價值吧。
我的碩士論文可以修訂付梓出版，委實教我感到萬分喜悅，它除了代表幾年來的研究成果獲得肯定外，也實現了我一直以來期望擁有一部屬於自己的學術著作的夢想。我謹借這個機會說些感謝的話：沒有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嚴謹、獨立的評審機制，我的出版夢大抵至今仍無法實現。在此特別感謝「史學叢書」主編陳弱水教授的賞識，兩位匿名評審對拙著提出既細緻又寶貴的意見，以及編輯湯世鑄先生在編輯、出版過程中所花的心力和時間。本書曾向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投稿，兩位匿名評審也給予不少精闢的意見，在此致以謝意。我的同事朱敏翎小姐在本書的出版前夕義務為我校閱一遍，得衷心感謝。當然，得由衷指出的是，礙於我的學養和能力所限，本書在個別觀點或資料上難免存在粗疏謬誤之處，懇望學者前輩慷慨指正。
這個研究先後得到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2004-2005）、中國跨國關係研究中心（2005），以及美國明尼蘇達大學 Clarke Chambers Travel Fellowship（2005）的經費資助開展滬、美之行，謹此一併致謝。此外，要是沒有上海青年會總幹事吳建榮先生的大力支持，單是在上海市檔案館瀏覽（時間）或複印（金錢）數以十年計的《上海青年》（遑論是《青年進步》、《同工》⋯⋯）已是不可能的任務。現居美國的前上海青年會幹事駱維廉 （ W. W. Lockwood ）的外曾孫 Peter M. Yeo，將他那篇有關駱氏與上海青年會的畢業論文，以及他收藏的青年會檔案和駱氏太太的家書一併慷慨餽贈，讓我在赴美以前對青年會檔案先有第一手的認識。我在美國青年會檔案室查閱資料期間，得到現已退休的檔案員 Dagmar K. Getz 極大的幫忙，尤其是允許我在閉館以後繼續瀏覽資料；她的繼任人 Ryan Bean 也在我申請授權使用圖片時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幫助。
此外，美國多所大學的圖書館或檔案室的多位工作人員亦曾仗義相助，將館藏有關上海青年會的資料郵寄給我。這些資料雖然沒有一一引用，以及收錄在徵引書目裡，但仍得在此向這些專業的工作人員申謝。他們包括哈佛燕京圖書館（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的 Ellen McGill、德堡大學檔案室（ DePauw University Archives）的 Linda Y. Butler、洛克斐勒檔案中心（ 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的 Monica Blank、美國聯合衛理公會歷史檔案室（The General Commission on Archives and History for th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的 Dawn atterson，以及春田學院檔案館（The Springfield College Archives）的 Paige W. Roberts。
客旅在外，承蒙接待的確是難能可貴的事情。在我兩次訪滬期間，均得到上海青年會幹事施健小姐協助查閱資料，並替我安排訪問原上海青年會總幹事黃祖貽先生。此外，透過舊同學周維思小姐的介紹，也得到她兩位在滬居住的表妹范明珠小姐和范明珍小姐的熱情款待。我在造訪明尼蘇達大學期間，意外認識了康考迪亞大學聖保羅分校（ Concordia University, St. Paul ）歷史系教授 Paul Hillmar，他的博士論文研究美國克里夫蘭（Cleveland ）青年會（該會與上海青年會關係密切 ⋯⋯）。Paul Hillmar 除了惠贈他的著作外，他的一家對我的起居照料可謂無微不至，令孤遊在外的我在枯燥乏味的故紙堆以外，獲得既溫暖又真實的美國生活體驗。
不能不提的是，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多位師長的熱心指導，以及為我帶來的種種啟迪。在師隨何傑堯博士的四年間，由於我不常在校，故沒有太多機會親領教誨，這不啻是一樁憾事；惟幸我每次遞交的文章，均得到他的細心審閱和指導，並在我還未寫好論文結論以前，鼓勵我尋找途徑出版，教我體會到吾道不孤。他關注近代中國城市存在的種種複雜和矛盾的現象，啟發我留意上海青年會內部複雜和多變的面貌。洪長泰博士有關漫畫的研究，引發我注意刊登在《上海青年》上的漫畫，並探索圖像藝術與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可能性。陳建華博士對「革命」話語的研究，亦成為我探討青年會「三育」話語時的重要參照。
作家陳冠中嘗言：「我就是不慎看了幾本書，被罰走了三十年的幽徑。」並同時作出忠告：「啊，同學們，你們要小心大學的第一年，特別要小心那年看的書。」（陳冠中：《我這一代香港人》，增訂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頁 147、149 。）吾生也晚，來不及記取陳冠中的善意叮嚀。打從大學本科伊始，我的閒暇讀物便是現任香港建道神學院院長梁家麟博士和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邢福增博士的史著，我雖然不曾成為他們的入室弟子，但他們卻是我後來踏上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這條「幽徑」的啟蒙老師。毋須諱言，我深受兩位才、學、識、德兼備的學長前輩嚴謹的治史態度所影響，並矢志以他們為學效的楷模。他們曾就本書初稿或個別篇章給予寶貴意見，也得在此一併致謝，以誌其事。
最後，我在這裡也想感謝父母多年來的養育之恩，以及容許我在未經諮詢他們的情況下，選擇唸一門不賺錢的學科。他們是本書之能成就的遠因。這個研究的初始階段，基本上與我的新婚生活相重疊，所可能產生的結果當然可想而知。撇除新婚的英國蜜月旅行以外，婚後首次和妻子淑芬外遊的地點便是上海。在滬期間，她除了協助我在上海青年會進行拍攝工作（ 她肯定是少數逐年逐頁翻閱過《上海青年》的其中一人 ）以外，亦在檔案館替我逐字抄寫資料（ 翌年我趁她不在的時候，即二話不說將該份資料全本複印 ）。我曾想：要是她喜歡逛的是巴黎的香榭麗舍大道，而非上海的南京路，本書大概便無法寫成。多年來，她一直陪伴我追逐她並不完全明白的理想，與我一同經歷人生旅途上或大或小的風風雨雨。她對我長久的忍耐、支持和鼓勵，教我銘感於心。要是這本微末小作在學術上有任何貢獻（ 哪怕只是丁點兒 ）的話，我期望她亦會感到與有榮焉，無悔下嫁這個既沒有心肝，又不懂溫柔的「史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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