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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嚴之前，「台灣」一直是個禁忌。在島內，她與所謂台獨分離主義畫上等號，是「叛亂者」的代名詞；在國際上，她妾身未明，始終曖昧的屬於「一個中國」，除了「台灣」，各式各樣的名稱，多到連自己都說不清。一九八七年解嚴後，本土意識日益高漲，族群尋根的意願，也隨之提高，有關台灣的研究與書寫，從過去隱而未現的細水長流，終於如滾滾浪潮，席捲而來，舉凡歷史地理、鄉土民俗、自然生態等等「研究台灣」、「書寫台灣」，在政治改革、社經變遷和文化反省等各種力量相互激盪下蔚為大觀，「台灣」的面貌才得以走出禁忌，逐漸清晰起來。
一九九○年代，是一個「認識台灣」、「發現台灣」全面覺醒的年代。在官方，一九九四年，教育部通過國小增加鄉土教學活動，國中增加「認識台灣」的課程，雖引起統獨兩派關於歷史詮釋的論戰，卻顯示官方已從大中國的歷史論述，轉而注視台灣本土歷史教育的建構；一九九六年，教育部核准台南師範學院成立「鄉土文化研究所」，一九九七年，第一所「台灣文學系」在真理大學成立，台灣文學、鄉土文化終於得以進入學院，成為正式的學門。此外，中央研究院於一九九年成立「台灣史田野研究室」，陸續出版《台灣平埔族研究書目彙編》（1988），《台灣漢人移民史研究書目》（1989）、《台灣民間信仰研究書目》（1991），並於一九九三年成立「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一九九○年代，台灣史的重塑與建構、台灣文學的研究與論述，隱然成為官方、學術界的顯學。
相對於官方、學術界，民間「尋找台灣」的生命力更為蓬勃。成立於一九七三年的「雲門舞集」，於一九七八年以「薪傳」舞出了台灣移民渡海來台的強勁生命力，成為一九七九年台美斷交期間，最有力的時代之聲；一九七九年，許常惠（1929～2001）創辦「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成員包括學者專家與企業家，以「維護民俗藝術，傳承民間藝人的精湛技藝，提高民俗文化的學術價值，藉以充實精神生活。」為理念，而以調查、研究、保存、傳習的具體行動，為台灣民俗注入活力。而出版界，早在一九八二年成立的前衛出版社，是一九八○年代以來最具本土特色的出版機構，在戒嚴時代，就以台灣本土文學為出版大宗，策劃出版「台灣文史叢書」、「新台灣文庫」、「台灣研究叢書」，並結合台灣作家創辦《台灣新文化》雜誌，接辦台灣前輩作家吳濁流所創刊的《台灣文藝》雜誌，一九九 ○年策劃出版「台灣作家全集」，更是台灣新文學發軔以來劃時代集大成的創舉。一九八九年，台原出版社創立，秉持為台灣文化承傳薪火的使命感，大量出版台灣歷史、文化、風土叢書，如「協和台灣叢刊」、「台灣智慧叢刊」等，甚至向下扎根至青少年及兒童讀者群。一九九一年歲末，《天下雜誌》以「發現台灣」為標題製作專刊，成為文化新聞界的大事；一九九五年，「玉山社」出版社創立，以「創造台灣文化尊嚴」為宗旨，出版台灣人文、歷史、自然書籍，把台灣最寶貴美好的各種面貌，藉著文字與圖像，記錄、保留下來，讓生長在這塊土地的台灣人，認識台灣；同年，常民文化出版社成立，以「疼惜人跟土地，重建常民文化」、「人和土地的文化就是常民文化」的理念，策劃「台灣族群誌」、「台灣風土誌」、「台灣地方誌」、「台灣自然誌」、「台灣平埔族」、「原住民民族誌」等叢書出版，並從二○○○年開始製作台灣紀錄片，包括公共電視「台灣地平線」、文建會「鄉鎮文化誌」等系列節目。凡此文史出版盛況，不僅顯示台灣主體意識追尋勢不可擋，更顯現源自民間力量尋求台灣文化與台灣精神的迫切渴望。
與此同時，許多民間文教基金會亦致力於本土文化的發掘與根植，如「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於一九九三年出版第一本有關台灣史的專業期刊《台灣史料研究》，並對外開放「台灣史料中心」；一九九四年，宜蘭「慈林文教基金會」成立慈林圖書館，專事台灣社會運動史料蒐藏；同年，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百年誕辰，「賴和文教基金會」成立，設立賴和醫療服務獎與文學獎，積極舉辦各種文學講座與文學活動，次年於賴和先生早年診所原址，成立賴和紀念館，館藏完整賴和遺物、藏書、字畫、手稿及相關文獻資料，並陸續蒐藏、展示彰化地區作家之手稿文物；此外，各縣市文化中心的老照片展覽也在一九九○年代如野火燎原般展開，這些屬於古早台灣影像的老照片紛紛出土，重見天日，召喚並見證了長久之間囿於歷史因素而有意被掩沒遺忘的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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