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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葬一本書
十六年前，我出版了生平的第二本書，書名《李登輝的一千天》。前一本，書名《蔣經國與章亞若》。這本書，被公認為替章亞若，一位與蔣經國生下一對非婚生孿生兒子的女子的身分正常化提供了起步。
一九八八年底，我所服務的《聯合報》，打破禁忌，提供旅費與資源協助，讓我以半年的時間，訪問中國章家親友、文物工作專家，完成資料採訪搜集，揭露這個政壇皆知，民間也普遍流傳，卻在蔣經國去世以前，被新聞媒體自我設限不予追訪的故事的真實面目。
一九八九年秋，蔣經國先生去世二十個月，《聯合報》以連載方式，在繽紛版上，刊登了由我撰稿的《蔣經國與章亞若》的首篇文章。總編輯還冒大不韙，在報紙一版報頭旁，以醒目的長條字體提要，提醒讀者報紙內文刊登蔣章一文的突破性作為。
台灣社會，突然注入一股奇異的氣氛。
這是主流報紙上，第一次有人敢將章亞若的名字，公然和蔣經國三個字連在一起。
據說，連載刊出隔一週的國民黨中常會上，《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先生被軍系出身的中常委質疑，為何要揭蔣經國總統婚外情的底。報社主編中，有人擔心我的文章可能會無疾而終。
我則每天晚上都要接聽讀者打來的電話。他們的聲音、意見很多元。其中，一位女性，哭著，她的語氣，我至今記憶深刻。「妳這樣寫，破壞了我們對蔣經國的印象，我們以後怎麼辦？」
台灣還是一直穩定向前行。
十五年後，章亞若雙胞胎兒子中的長子章孝嚴改姓了蔣。協助我完成母親生平探索，出力極多的弟弟孝慈，不幸英年早逝，至今我仍遺憾難過。
也有人為蔣方良女士不平。
「妳難道沒有想過，方良夫人看了文章，會怎麼想？」也是一位女性陌生讀者的來電。
後來，我寫了《蔣方良與蔣經國︾這本書。是在《李登輝的一千天》之後。我去了莫斯科，去了西伯利亞山腳邊那座蔣方良結識蔣經國的烏拉爾工廠。那裡，還有一間小小的芬娜與尼古拉（蔣方良與蔣經國的俄文名字）的文物紀念博物館。
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蔣方良女士去世，留在台灣的，是一位善良、溫婉、愛夫愛子愛家，不顧自我的傳統女性典範。蔣方良也樹立了第一夫人絕未介入政治，絕未捲入貪瀆、濫權爭議的清白紀錄。大部分台灣人，都對她印象極為良好。
《蔣經國與章亞若》出版後，成為排行榜上的暢銷書。直到現在，聯經出版社還謹守約定，每一年都寄來一張這本書的版稅支票。
書寫人物，是我的興趣，也是專業訓練。一九八一年，我進入《天下》雜誌任職，有幸參與創業階段的創刊號撰稿工作。第一期的封面故事，由我執筆，台灣經濟發展初期關鍵人物的描述。
《天下》雜誌創辦人之一的殷允芃小姐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人，寫人」。她提醒我們，人才能引起讀者最高的閱讀興趣。
蔣家時代結束後，台灣的公眾人物中最值得書寫的，非李登輝莫屬。一九九二年中，我決定撰寫這位台灣人總統，上任後與黨內同志不為人知的政治鬥爭內幕故事。
那年春天，我被服務單位，聯合報系調派至香港，負責協助香港《聯合報》創刊發行事宜。兩個月後，我發現港台媒體文化特質迥異，讀者閱報習慣完全不同。台灣正派辦報的報團，要在鹹濕八卦媒體風至上的當地打天下，十分困難，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聯合報》的創辦人王惕吾先生在香港《聯合報》以前，即曾與星島日報集團的胡仙女士連手打造報紙，意圖在香港闖地盤，不幸失敗。我擔心，香港《聯合報》會重蹈覆轍，好幾次向長官表達我的憂慮。
可惜，我的吶喊如石沉大海。甚至，有一回，我在電話裡向長官哭泣，這位我非常尊敬的新聞界老兵級前輩，仍然鼓不起勇氣，跟王老先生說實話。
或許是王董事長年事已高，身體又不健朗，他們都不想讓老先生不開心。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六日，香港《聯合報》還是關門了，距離創刊日僅三年半。是香港《蘋果日報》殺價策略下，逼得好幾家香港日報關門潮當中的一家。第二年的三月十一日，老先生往生。
也好，否則眼看又一次在香港敗陣，不曉得會多傷心？這時，我已經離開聯合報系了。聽到消息，只有嘆息。
說這些，主要是交代一個時空。
總之，在抑鬱寡歡，工作毫無成就感，一人居港，又極端寂寞與孤獨的情緒衝擊下，我設法為自己找出口。
《李登輝的一千天》，就這樣完成了。
這本書，不是李登輝授意，不是李登輝拜託，更不是李登輝收買；而是我主動企劃，主動撰稿，我度過專業生涯低潮的一次自我治療。為什麼選擇以李登輝為題材？
這跟我的性格也有關。
自小，我就像一個小炸彈一般，經常仗義直言、扶助弱小而自以為俠女。為此，我在基隆女中念初中時，差一點被教官記過。做記者，多少也滿足了我這方面的性格。
李登輝先生一九八四年出任副總統時，我在《聯合報》採訪中心政治組做第一線記者。當年，總統府的新聞不好跑；蔣經國做領導人，誰敢放肆？副元首李登輝，深宮多少幽怨？就算有，誰敢訴說？更何況，李副總統根本是一位沒有聲音的人。
我資淺，主線上的外交也是閒差事。因緣際會吧，轉啊轉的，就成了李登輝新聞線的主跑人。
是他代表蔣經國總統往訪中南美國家，哥斯大黎加、瓜地馬拉、巴拿馬，既無專機也沒什麼值得書寫的新聞報導。據說，三台（無線電視台壟斷時代，中視、台視和華視）新聞也只是蜻蜓點水。我卻很當一回事。
李副總統的行程，每一項、每一回合，我都跟著看、跟著提問，跟著紀錄。有一次，大部分的隨行記者都去參觀瓜地馬拉古蹟了，我卻和李副總統訪問團一起大清早五點鐘起床，坐飛機到墨西哥邊境看台灣的農耕隊。李登輝的態度認真，每一個細節都不放過，他的問題也很專業。畢竟，是學農經的。
這是我們第一次近距離接觸。
據那時同行的外交部禮賓司司長邱進益先生說，事後，李先生認為，這位來自《聯合報》的「小女孩」記者，很不錯，工作精神可圈可點。
我沒聽李先生親口說過這些話。但是，那以後，他約我去官邸吃早餐，討論台灣與中國，及外交上各項議題。他身邊的紅人蘇志誠主任對我十分友善，是事實。
從此，我成了報社裡專門負責李登輝新聞的「專家」，一直到我一九九二年底離開聯合報系。中間，我調職出任《聯合晚報》採訪主任，又返回《聯合報》擔任採訪主任，仍然是新聞界少數的所謂李登輝權威。
有人甚至因而傳說我與蘇志誠交好。我覺得好笑，卻從不擔心被爆出緋聞。蘇志誠主任現今篤信佛法，生活單純、遠離是非，道義上，我應當盡量不要在寫作上，扯他麻煩。
真相就是，為了採訪，除了出國期間，大團隊人馬夜間晤談一次，我與蘇主任單獨會面，從不約在太陽下山後的時刻。我們見面談話的地點，多半在總統府附近的書店附設咖啡館，光明正大，從未踰矩。
現在回想，那個初開放的年代，採訪者與被採訪者之間的專業關係，很純淨，互尊互重。書市，那時日，也很單純。政治人物的描寫，幾乎空白。
這以前，筆名江南的劉宜良先生撰寫《蔣經國傳》，最後卻喪命於國民黨政府情治單位主導的殺手槍下，還是寒蟬效應的指標。
那時，解嚴初期，蔣經國去世才三年多，國民黨內鬥慘烈，主流派和非主流派打得你死我活，《自立晚報》與《新新聞》雜誌寫了不少秘聞內幕之外，主流報系大多點到為止。大部分台灣人民依舊渾然不知政壇洶湧不安的黑暗實情。李登輝在非主流人士苦苦相逼惡鬥下，私下說了一句話：「他們就是不讓我做真正的總統。」
「他們是不放心讓台灣人做實權總統。」解釋這番話的，不僅蘇志誠，也包括大內高手，李登輝愛將與守護神宋楚瑜。我聽了，很震撼。不平之鳴澎湃於心。我決定寫李登輝，要讓真相不被掩蓋與扭曲；我也認為正義應該彰顯。
直到今天，我還是相信，不讓李登輝做實權總統，是當時包括郝柏村、李煥、蔣緯國等人的真實行為，是不民主，不道義，自私攬權，小看台灣人民智慧，不顧台灣整體幸福權益的作為。
郝柏村與李煥兩位先生始終不肯正面承認，他們曾私下集結，勸說以林洋港為總統候選人，挑戰一九九○年李登輝與李元簇的國民黨內雙李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搭檔的計劃。性格豪邁的已故蔣緯國將軍不一樣。他在《千山獨行》這本自傳書中，就坦白向作者汪士淳述說了那時候郝、李兩位找他聯手與李登輝抗衡的往事。蔣緯國親口透露的真相，也解了一個政壇好久未能獲得正確答案的謎。
那就是一九九○年二月十一日，國民黨臨時中全會推出總統、副總統黨內提名人時，郝柏村和李煥等人準備向李登輝攤牌的正、副總統票選挑戰者，不是傳言中的林洋港加蔣緯國的林蔣配，而是林陳配。陳，指的是陳誠先生的公子陳履安。
蔣緯國說，後來二月十一日以票選逼退李登輝的計劃破功後，非主流派想在國大選舉的體制內選戰中再戰，明暸蔣緯國蔣家人的地位，比較容易爭取到老國代的選票，才捨林陳配，改推林蔣配向李登輝宣戰。
林蔣配的實力敵不過行政資源在握的雙李配，最終還是在李登輝總統以主席身分，在國民黨中常會上發表一番止戈求和的形式性談話後息止。那天，距離一九九○年二月政變，僅一個月。
從民主面看，當年李登輝未顧及黨內重要人士意見，堅持選任李元簇先生任副手，雖是總統候選人之權利，總是留有被評論的空間。
只不過，發動非主流政爭的郝、李等人，不願坦承這段往事，遮遮掩掩像是刻意要讓歷史埋在煙灰裡，令我不解。
蔣緯國先生生前的坦白，證實了《李登輝的一千天》的敘述為真實。也映照這本書，寫的是一位台灣本土總統的心酸血淚政治鬥爭實錄。既然如此，為何如今要埋葬這本書？
我要抹除的，是後來很多人，不論有意無意演繹出來的價值：偉大的救星、萬能的國父、民主之神李登輝。我要嘗試否定的，是那種氛圍、假象。那絕非我的本意。
事實上，李登輝先生既不是民主之父，也非救星。時勢造英雄，他和陳水扁一樣，是辛苦的台灣人民追求民主、尊嚴與自我的代理人，是工具而已。我知道，那時節，不少人買了《李登輝的一千天》送人，原因，正是如此。
民進黨美麗島系大老張俊宏先生曾跟我說，他訂購兩百本給支持者，「讓他們了解國民黨保守非主流派，如何欺負一位台灣人總統。」
去年我參加選舉，台聯募款餐會上，一位年約七十的建築業董事長，當著李先生的面，對我說，「很早就是妳的讀者了，李先生那本書，我買了一百本送給朋友。」今年四月，我赴歐洲訪問，在法國觀摩他們兩輪制、投票率超高的總統大選；之後轉赴維也納，看百年古城的市政建設。
「周小姐，你的《李登輝的一千天》那本書，我買了好幾本，送給同事友人。」一位自稱深綠的台灣同胞，找到適當時機，很真誠的對我說了這句話。
「現在呢？看現在的李登輝，你還認為那本書值得看，值得送人嗎？」我壓不住坦白的本性，淡淡笑笑，反問這位年約四十七、八歲，面容忠厚的中年台灣查甫人。
他楞了楞。
「那是台灣人意識得到肯定突顯的一本書。」他的回話很台灣。我承認；也很慚愧。《李登輝的一千天》，不只是在寫第一位台灣本地出生的總統，遭遇既得利益者反撲困頓抗爭的故事，而是反映、喚醒了台灣人被壓迫的集體歷史記憶與共鳴。這本書成為暢銷書，是不少台灣人血淚辛酸付出的結果。可惜，不少國民黨世襲權貴，至今仍不能理解他們統治之下台灣民眾這樣的底層鬱悶。如果不是這幾年來，我認真花時間與支持綠營的台灣民眾接近；如果不是我在藍綠對抗的零和戰役中，不怕死的走向綠營選民集結的大本營與他們對話，我恐怕也無法領會此書背後的深層意涵。然而，這些悲苦與不平，都該告一段落了。
以台灣人執政為標舉的民進黨政府，已連續兩次獲得總統大選的勝利。爭取台灣人出頭天，已經不再是台灣人集體的憤怒與悲哀。相反的，民進黨執政成果不佳，卻成了台灣人難以啟齒的羞辱。
快二十年，當時那位被《美國新聞週刊》雜誌稱為首位「本土之子」（The Son of Natives）總統，四面楚歌、備受權鬥艱辛之苦的李登輝，已是飽啖榮華富貴、享用人民資源於一身的前任總統。他對台灣的民主是有貢獻，但也有未能負起的責任，以及尚未面對的裁判。
李先生的年紀大了，但是他沒有選擇退休。當他擔任精神領袖的台聯，尚未放棄以他為號召，訴求選民贏取政治影響力；當他仍然每月享有台灣人民納稅血汗金提供的禮遇，過著權貴者生活時，接受檢驗，是必要；也是公道。
而且，我雖是小人物，我也有要向歷史負責的正直。我不能讓後世只看到《李登輝的一千天》；只看到四分之一的李登輝；只留下一個不完整的李登輝印象。依照計算，李總統當政，前後十二年，一共四千五百天。
我以這樣的原則埋葬那本名為《李登輝的一千天》的舊作；以相同的自我要求，撰寫另一本以李登輝為主角的新書。請別怪我寫的兩人不同，這，不是我的錯。早就有人評論，李登輝白晝、黑夜不一樣。我寫的是真相。當年如此，現在，亦復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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