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演說家的蔡元培
1934年，蔡元培撰〈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其中有這麼一句：「改造第二院禮堂與庭園，使合於講演之用。」大學校長的工作千頭萬緒，怎麼連改造禮堂這樣的小事也值得追憶？殊不知，此舉牽涉蔡元培執掌大學的一個特徵：演說。將學堂、報章、演說並列為「傳播文明三利器」，如此時尚的晚清話語，發明權歸日人犬養毅；而在三利器中突出渲染「演說」的功用，則屬於梁啟超的精采發揮 。不同於明清兩代官府組織的聖諭宣講，也不同晚清文明戲中的言論小生，清末民初演說與學堂之結盟，值得認真關注。這其中，蔡元培發揮重要作用。
目前見到蔡先生最早的演說稿，是1901年四月十九日「在杭州方言學社開學日演說詞」，未見刊本，但有日記和手稿為證，現收入中華書局版《蔡元培全集》第一卷。「今日為學社開學之日，我所演說者，即是表明學社命名之義及一切課程之關係」——這開篇很好，確實像演說。可接下來，「學塾繁多，不可具數，今最著者，為學官、書院、學堂三大支」云云，越來越文縐縐，又變成了文章。此後蔡元培的日記中，多有關於演說的記載。也就是在這一年九月，蔡元培被聘為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開始著意培養學生的演說能力。1940年，黃炎培撰文哀悼蔡先生，提及其在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任上的表現：「師又言：今後學人，領導社會，開發群眾，須長於言語。因設小組會習為演說、辯論，而師自導之，並示以日文演說學數種令參閱。又以方言非一般人通曉，令習國語。」
1912年元月，蔡元培出任中華民國首任教育部長，當即通電各省都督，促其推行以演說為中心的社會教育：「社會教育，亦為今日急務，入手之方，宜先注重宣講。即請貴府就本省情形，暫定臨時宣講標準，選輯資料，通令各州縣實行宣講，或兼備有益之活動影畫，以為輔佐。」 同年六、七月間，蔡元培派人籌辦「以利用暇晷，從事學問，闡發理術，巨集深造詣為目的」的「北京夏期講演會」。此一「由教育部邀請中外專門學家分別擔任各種科學」的系列講演，涉及人文、社科、自然、軍事等門類，包括嚴復講授「進化天演」、章太炎講授「東洋哲學」、許壽裳講授「教育學」、魯迅講授「美術略論」等 。據蔣維喬《退庵日記》手稿，六月五日正式開講，「由蔡先生演說」。
1916年底奉命歸國，準備出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一路風塵，到處演講：士一月十七日杭州各界在新市場鳳舞台舉行「蔡孑民先生講演會」，到會五千餘人，省長致介紹詞，講題「吾人所受於歐戰之教訓」；十一月二十六日回家鄉紹興，在該縣覺民舞台舉行大會，長篇演講；同日，在紹興的浙江省立第五師範發表演說；同月，在浙江省立甲種農業學校發表演說；十二月十一日應江蘇省教育會邀請演說；十二月十二日在交通部上海工業專門學校演說；約略同時，還在愛國女校演說……十二月十三日赴杭州，逗留幾天後北上，正式就任北大校長。不到一個月時間，已知的正式演講就有七場；演說如此頻繁，且不斷變換話題，到底是個人興趣，還是人情難卻，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大學裏的演說訓練
在1902年的《新中國未來記》中，梁啟超曾暢想維新五十周年大祝典，「處處有演說壇，日日開講論會」，演說者是各國專門名家，聽眾則是大學生。如此堅定不移地將「演說」與「學堂」相勾連，此舉大有深意。實際上，晚清以降，「演說」事業的迅速推進，學校確實是關鍵的一環。一方面，演說之所以被關注與提倡，很大程度是因其可以作為學堂的補充；另一方面，學堂裏的專業訓練，又使得演說的內容及技巧大為提升。在這個意義上，二者互為因果，難解難分。差不多與新世紀的曙光同步，各種新式學堂裏，紛紛成立了演說會，開展演說方面的研究與訓練。既有校長們的身體力行，也有學生們的自發組織，各方合力的結果，終於使得校園內外的演說水準，得以迅速提升。
1902年，馬相伯在上海創立震旦學院，章程裏就提到設寬敞的演說廳；第二年三月，學院正式開學，當即開展了制度化的演說活動 。知道演說的重要性是一回事，真的喜歡演說又是另外一回事；不僅喜歡，而且擅長，那就更難得了。馬相伯之注重學生口頭表達能力的訓練，每週日舉行演講會，一人登台演說，眾人參與評議，這既有耶穌會的傳統，也包含了中國書院講學的意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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