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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蘇後俄羅斯民主化之轉折及其驅動力
本文旨在從俄羅斯中央與地方關係的變遷、政黨政治的運作、以及媒體所扮演的角色，論述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民主改革進程的轉折及其驅動力。
本文認為，蘇後俄羅斯民主化進程轉折的驅動力，在於俄羅斯追求強國與秩序的傳統政治文化。進一步解析，可以說，蘇後俄羅斯民主化進程轉折的驅動力，在於社會菁英對於聯邦政府可能進一步解體的疑慮、政府掌控國會以提升立法效率的策略、以及執政者掌控傳媒以確保永續執政的企圖心。俄羅斯的媒體人在收入保障和確立媒體在國家發展中的戰略目標之後，此時媒體人的地位反而在成為國家安全戰略夥伴中獲得提升。
關鍵詞：俄羅斯、民主化、葉里欽 、普欽 、梅德費杰夫 。
壹、前言
1990年2月，蘇共中央全會取消共產黨對國家的法定地位，並實行總統制和多黨制；1990年6月12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了「出版與其他大眾傳播媒體法」，取消新聞檢查制度與創辦者資格限制；1991年12月27日，即蘇聯解體的第二天，俄羅斯聯邦總統葉里欽立刻簽署生效執行第一部俄羅斯聯邦法「大眾傳播媒體法」。總體而言，這幾件重大舉措，象徵俄羅斯開啟民主化進程的標誌主要就是兩方面：多黨制度的形成以及新聞自由的產生。然而，蘇聯解體後的民主化改革，在葉里欽時期百花齊放後，到了普欽時期卻發生了重大的轉折。本文旨在從俄羅斯中央與地方關係的變遷、政黨政治的運作、以及媒體所扮演的角色，論述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民主改革進程的轉折及其驅動力。
20世紀90年代，冷戰時期兩個超級強權之一的蘇聯，驟然解體。蘇聯解體後，新獨立的俄羅斯聯邦，隨著東歐民主化改革浪潮的推動，走向全新的西化路線。此一發展，意味著俄羅斯的凋零衰敗亦或浴火重生？在這樣大的國家劇變中，國家領導者的政治思維和改革方向決定了國家整體的命運。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聯邦的國家創立者葉里欽，將俄羅斯從共產極權國家快速帶向民主自由化的國家；然而，此一民主化的進程也為俄羅斯的政治與社會帶來動盪不安。2000年以後，普欽在維持民主憲政的體制下，以法律形式固定了俄羅斯中央政府的實權，走上有別於西方民主傳統的俄羅斯式「主權民主」的自主道路。
2008年，梅德費杰夫當選為俄羅斯第4屆總統；宣誓就職後隨即任命執政黨－團結俄羅斯黨的主席普欽為總理；梅普兩人形成雙軌核心的共治政體，在普欽仍然掌握黨的機器和國會多數的情況下，俄羅斯政局仍在普欽的主導之下發展，因此，總統和總理的互動關係也成為西方國家觀察俄羅斯未來政局動向的焦點之一。
本文認為：2007年底產生的國會，在政權黨－團結俄羅斯黨的一黨獨大下，會與普欽所領導的政府密切合作，推動各項改革所需的法案，全面提高行政效率，從而有助於經濟發展與政治穩定，梅普雙人馬車就是保證普欽路線的延續 。
有關俄羅斯的民主是否出現了倒退，有三個相關的題目可以加以討論：第一，是否依據一些客觀的標準，讓我們可以判定俄羅斯的民主政治出現了倒退的情況，而如果民主倒退是事實，那麼究竟是甚麼因素可以解釋它產生的原因；第二，俄羅斯的人民是不是感受到這樣的民主倒退，也就是民眾主觀的瞭解和客觀的事實是否相吻合；第三，俄羅斯的人民是不是在意這樣的民主倒退，還是他們更為關切其他的議題、或是不認為民主與人權是至高的。在西方的價值觀念當中，葉里欽時期的缺陷民主優於普欽時期的威權主義，然而經驗過這兩種統治模式的俄國人卻多數情願選擇後者。費雪用方法論正確和政治正確的方式，處理了俄羅斯民主倒退的問題，但是他沒有進入俄羅斯人民的心情世界，理解他們對於俄國民主表現的觀點，以及對自由主義式民主序位的看法，因此是有相當不足之處的。而這兩個問題，也是西方比較民主研究的死角，在這裡透過俄羅斯的例子鮮活地彰顯出了。很明顯地，如果要推動民主，在地人的主觀認知和價值取向是非常重要的。
針對俄羅斯民主化進程此一發展情勢，本文將分為五節進行研析。第一節：前言；第二節：蘇後俄羅斯民主化進程概述；第三節：普欽時期民主化進程的轉折；第四節：蘇後俄羅斯民主化轉折的驅動力；第五節：結語。
貳、蘇後俄羅斯民主化進程概述
蘇後時期，影響民主化進程最大的發展，就是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媒體帝國的興起、以及政黨政治的發展。本節將就這三個方面論述葉里欽時期的民主化發展。
一、葉里欽時期中央地方關係
世界上30多個聯邦制國家，多數都是按照地區特徵建立的。俄羅斯聯邦則是按照民族－地區特徵形成的，是多民族特點造成的。聯邦的穩定在一定程度上依賴於中央權力的集中程度與整個聯邦的同質性程度之間某種可能的相關關係。
葉里欽時代的中央政府和地方的關係非常微妙，西方資本大量進入俄羅斯的能源產業，主要以資本融入的形式出現，另外在資本融入過程中，西方銀行對於俄羅斯銀行業的控制，使得俄羅斯資本流通成為主要的問題，在俄羅斯的西方資本還流入俄羅斯股市，這變相控制了俄羅斯的整體資本市場 。這樣在面對1998年的金融危機中，當西方的資本撤出俄羅斯後，俄羅斯完全沒有本土的資本來填補其中的空間 。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2008年的金融風暴，西方資金的出逃直接打擊了俄羅斯的經濟。國家利益的衝突始終讓俄羅斯防範西方國家對於銀行體系、能源事業和傳播媒體的過多資金介入的控制，這樣使得俄羅斯在梅普共治的控制體制下度過了金融風暴的危機。
在葉里欽時期，儘管俄羅斯憲法條文中已經確定了聯邦制的一般原則，但對實現這些原則的具體社會經濟基礎並沒有有效確定。這種不確定性使得每一方按照對自己有利的方式來解釋俄羅斯憲法和聯邦條約的規定，從而形成中央與地方的「拉鋸戰」格局。葉里欽在處理中央與地方關係時，在遇到1994年發動第一次車臣戰爭失敗後，發生改變。主要表現是中央與地方失去聯繫。在葉里欽時代，俄羅斯中央和地區管理制度的非效率特徵要有四點：一、提升民族自治地區在聯邦中的地位；二、提升非自治實體在聯邦中的地位；三、簽署「俄羅斯聯邦條約」四、制定「俄羅斯聯邦憲法」。
俄羅斯1993年憲法的特徵：首先，它確認制度的轉換，是俄羅斯社會制度轉型的產物；其次，它擯棄了蘇維埃憲法制度，極力向西方憲法制度靠近；再次，它帶有俄羅斯傳統中個人專權的特色；最後，它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帶有社會轉型時期的特點。1993年的俄羅斯憲法，帶有法國總統制的許多特徵，例如規定總統依普選制原則經選民直接選舉產生，總統有權解散議會等。同時，這部憲法也具有俄羅斯自己的特色，這是一部對總統與中央政府非常有利的一部憲法。葉里欽時期協調中央與地方關係的主要目的在於維護俄羅斯的統一。此時葉里欽主要採取三個手段維護統一：第一，通過法律的形式確認聯邦主體的地位，實現國家的統一；第二，通過加強法律，尤其是憲法監督，來維持中央與地方關係，鞏固統一；第三，通過加強軍事力量的協調來實現中央和地方的統一 。
二、葉里欽時期媒體控管與媒體帝國的興起
1990年2月，蘇共中央全會取消共產黨對國家的法定地位，並實行總統制和多黨制；1990年6月12日，最高蘇維埃通過了「出版與其他大眾傳播媒體法」，取消新聞檢查制度與創辦者資格限制；1991年12月27日，即蘇聯解體的第二天，俄羅斯聯邦總統葉里欽立刻簽署生效執第一部行俄羅斯聯邦法「大眾傳播媒體法」。 在蘇聯時期，俄共是唯一合法的媒體創辦者，蘇聯體制下的國家政府機關和各級黨組織專營主辦報刊和經營媒體，媒體經費來自政府預算的分配補助，而從蘇聯到俄羅斯政治體制轉軌過程中，所帶來經營方式的改變是在於當局解除了媒體創辦者的資格限制。媒體經營的模式也從過去共黨和政府機關辦報集中管理的垂直模式轉變成為國家投資、政黨投資、私人資本、外企合資的多元股份制模式，政府功能也正式由過去的「審批辦理」向「專業管理媒體」方向轉變，以促進媒體面向市場，充分利用地域及行業的市場資源，形成獨立法人的治理結構。
（一）媒體控管
媒體是葉里欽登上權力高峰的主要工具。1991年5月，葉里欽向蘇共中央黨書記戈巴契夫爭取到開播第二頻道俄羅斯廣播電視台的權利，頓時扭轉了蘇聯時期只有奧斯坦基諾蘇聯中央廣播電視公司一家獨大的電視媒體頻道壟斷的局面。俄羅斯境內遂形成兩家國營的中央級電視台互別苗頭的情況，對俄羅斯新政府而言，奧斯坦基諾是蘇聯舊時代的產物，如何提升俄羅斯廣播電視台的節目水準與壯大全俄羅斯國家電視廣播公司集團一直是葉里欽鞏固政權和控制媒體資源的重要目標。
1993年底，葉里欽總統簽署總統令成立俄羅斯聯邦廣播電視服務處，與此同時，俄羅斯廣播電視委員會也宣佈正式成立，後者屬於聯邦政府體制外的服務單位，直接向總統本人負責。廣電服務處成立的目的在於協調並處理整個聯邦內傳播活動中出現的爭議性問題，而廣電委員會的功能則在於負責廣播電視台中具體的技術性問題與頻道使用的政策研議工作，這樣政府體制內外組成的結構在當時其實就是一種總統為控制媒體所做出的政治性考量。
俄羅斯前總統葉里欽執政初期的傳媒立法專家、前新聞出版部長米哈伊爾‧費德洛夫指出，政府在俄羅斯傳播法建立總體設想當中的地位，在於俄羅斯政府應當大力發展服務於社會的媒體，它的形成必須仰賴於聯邦、地區和自治共和國政府三種領導勢力的整合，只有這三種政府勢力將本以分散的傳播資源整合之後，俄羅斯傳媒才可能在全俄羅斯國家電視廣播公司集團統合資源分配的領導下，完成俄羅斯媒體公共化的目的 。這一電視公共化概念在葉里欽執政十年期間奠定了基礎，普欽則負責清除金融寡頭勢力深根的自由派電視台。
雖然前總統葉里欽在爭取國家獨立與政策鬆綁的過程中，曾與民主派媒體是同一戰線，但是執政者與媒體經營者的利益取向畢竟不同，記者也必須監督政府濫權與揭發政府弊案來滿足閱聽眾的知情權益或甚至是好奇心。這樣自由的媒體遇上國家發生重大政治事件、戰爭或緊急災難時，例如炮轟白宮、車臣戰爭，政體轉軌後的政府與媒體都缺乏在自由時期的合作經驗以及對資訊政策的實踐經驗，例如反政府與反戰的輿論都讓新政府對自由媒體產生一種無可奈何的憎恨感，所以在普欽時期，整合媒體資源是恢復國力的第一步驟。
（二）媒體帝國的興起
關於媒體與政權的關係，Sparks（1998: 21-23）認為，大眾傳播體系的自由程度取決於權力的分配。 90年代葉里欽總統執政期間到兩千年普欽就任總統後，俄羅斯媒體發展的進程可劃分為「多元發展期」、「政府、金融寡頭瓜分期」和「政府獨大期」；此一發展反應了俄羅斯政府、媒體與金融工業集團在傳媒體系轉型與形成過程中之中的互動關係。俄羅斯媒介環境在蘇聯解體後經歷了巨大的變遷，媒體經營結構從蘇共中央統一管理的模式轉變為多黨化、民營化、多元化、市場化、集團化、專業化與國家化，於此轉型期間，俄羅斯媒體進行資本重組及集團兼併。
2000年至今，俄羅斯國有事業急速兼併銀行寡頭的媒體事業，顯示出總統普欽仍希望媒體在市場機制下繼續扮演政府喉舌，發揮引導輿論和監督政治環境的職能。然而，在多元化的社會結構中，俄羅斯專業媒體人則希望有足夠採訪、寫作與報導的空間，讓媒體機制能夠成為獨立人格的社會機構，發揮監督政府施政的「第四權」的角色。而媒體經營者則希望在憲法保障多元化與自由籌設媒體的環境下，積極將自己的媒體事業擴大成跨國多媒體的大集團，以此作為攻佔國內外電訊、資訊網路與金融市場的基礎。總體而言，俄羅斯媒體人在追求實踐「第四權」理念的過程中，無論是葉里欽或是普欽總統都不忘積極將控制媒體當作執政成功的首要關鍵要素。遺憾的是，俄羅斯民眾資訊的反饋途徑在整個俄羅斯媒介環境中仍不夠受到重視，社會建築上層的政治角力似乎都還停留在政府、媒體經營者與專業媒體記者之間對於經營執照與報導方向的爭鬥。
俄媒體事業在俄羅斯時期的發展表現在政權與媒體間的互動關係，彼此經歷了蜜月與對立時期，兩股勢力不斷相互消長，論述基本如下：
1.1990年到1993年，政府解除媒體禁令，媒體得到自由，因此支援民主派政府繼續進行改革的道路；
2.1993年政府與議會爭奪國家最高行政權白熱化之際，「國家政府派」媒體持不批評政府的支援立場，以及「自由民主派」媒體持批評但支援政府改革的立場，但在這段期間，政府成立了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經常控制記者言論，並下令禁止俄共黨營媒體的活動，這引起媒體人強烈的反彈；
3.1994年到1996年主流媒體反戰，只有俄共和斯拉夫民族主義者的微弱媒體勢力支援捍衛國家主權的戰爭行動，這時政府與「自由民主派」媒體人的關係很對立，而大規模的車臣戰爭消弱了俄羅斯的經濟實力和國際形象。
4.1996年與2000年兩次總統大選期間，媒體與政權之間的關係良好，「國家政府派」與「自由民主派」媒體支援俄羅斯繼續走民主法治以及市場經濟的道路，媒體經營者可繼續發展做大，記者可以自由報導。由於俄羅斯前總統葉里欽是無黨無派，在他執政期間，政府有賴金融工業集團的支援，與俄共舊勢力抗衡，國會是左派政黨主導，葉里欽以總統令發展媒體，政權和金融工業集團已經形成魚幫水、水幫魚的自然利益共同體，媒體會因為利益替政府政策護航。
5.2000年以後，普欽上任初期，政策多由國會第二大黨團結黨護航，其他黨如右翼聯盟、自民黨與無黨籍議員也大都支援普欽的政府。2002年前夕，團結黨與中間偏左派的第三大黨俄羅斯祖國黨結盟合併，更確定了今後國會將更順暢地執行總統的政策。普欽登上權力高峰當選總統後，立刻展開對兩大私營媒體壟斷集團進行打擊，結束了90年代媒體群雄割據的局面，確立國有資本獨大控股的新壟斷形勢。媒體與政府關係也從百花齊放的自由進入國家威權體制時期，這時媒體以國家資本獨大形式逐漸成為政府的宣傳機器，在大部分情形下俄媒體將扮演政府引導輿論民情的喉舌，也就是今後媒體必須服務政府，以政府主導的國家整體利益優先，企業與個人利益居次。此時，媒體記者將逐漸持不批評政府政策的態度，以求媒體與政府保持友好互動，迫使「自由民主派」的專業記者面臨新聞自由受限的窘境。
2004年以後，俄羅斯媒體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在俄羅斯重新崛起的過程中與政府打擊恐怖主義的行動中得到了妥協：也就是普欽以俄羅斯國家利益為由，重新定位媒體的質能屬性為「政府的戰略合作夥伴」，俄羅斯媒體也在這樣的國際與國內環境中順藤摸瓜，給自己找到了下台階，在許都多重大危機事件和重大事務的決策過程當中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重而建立嶄新的媒體角色，尤其是在2004年別斯蘭人質事件的危機後，俄羅斯媒體深媒體不能成為社會的負面因素或不穩定的來源，當時又面臨普欽欲修改傳媒法，因此媒體成立高峰會，一方面達成媒體之間有關於危機報導的自律公約，另一方面，俄羅斯媒體與普欽總統之間成功建立危機處理模式與溝通管道，普欽遂放棄修改傳媒法的念頭。當俄羅斯媒體在國家發展的國家安全戰略中發揮了正面的作用，政府在國家安全戰略中必定將媒體戰略列作重要的優先戰略目標之一，這使得俄羅斯媒體不但沒有萎縮反位更為提高。
三、葉里欽時期政黨政治概述
俄羅斯政黨政治發展在葉里欽時代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激進改革階段（1991年「819政變」後～1993年新憲法產生）。葉里欽一上台即以蓋達爾為總理，採西方之建議借波蘭震撼（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以哈斯布拉托夫（R. I. Hasbulatov）為首的議會和葉里欽間的權力鬥爭，並撤換蓋達爾總理，以車爾諾梅爾津（Viktor Chernommyrdin）代之。1993年10月葉里欽決定以武力砲轟議會，強迫議會解散，結束了府會對立。1993年12月俄羅斯憲法通過，建立起「超級總統制」。第二、從激進轉向溫和改革階段（1993年～1996年總統大選結束）。第三、穩定曙光出現階段（1996年～1999年12月31日葉里欽辭職）。兩次國會選舉和總統大選後，中間派勢力成為權力核心，葉里欽的民眾支持率也大幅下降，加上1994年12月及1998年8月的車臣戰爭、1998年8月金融風暴的影響，重挫了俄羅斯人的心，迫使葉里媛!
C於1999年12月以健康為由辭去總統職位，以普欽做為代理總統（acting president）。普欽代理期間，政治關係緩和，但是穩定度仍然脆弱；政府由車爾諾梅爾津後再四次更換總理─基里延科（Sergei Kirienko）、普里馬科夫（Yevgeny Primakov）、斯捷帕申（SergeiStepashin）、普欽等。
參、普欽時期民主化進程的轉折
制止國家分裂、改革中央和地方關係、以及建設「強有力的國家」，這些問題的解決與打擊恐怖主義聯結在一起，成為普欽執政時面臨的重大問題。第一階段從2000年至2004年8月。重點是強調結合國情，鞏固聯邦，理順中央與地方關係。第二階段主要從2004年別斯蘭恐怖事件以後開始，重點是深化一系列改革。普欽的改革符合俄羅斯「可控的民主」理念。「可控的民主」在葉里欽中後時期已提出。普欽時期是「可控的民主」的鞏固和發展階段。「可控漸薔」是俄羅斯現行憲法的基礎，而且事實上也符合俄羅斯民主發展的進程 。普欽執政後，以強化中央對地方的控制為重點，此後俄羅斯民主是否倒退的問題成為了國際關注的焦點，俄羅斯媒體對此卻不願意多做揣測和批評，這與普欽打擊媒體寡頭與進行媒體國家化有關，這一點在俄羅斯國家電視台和俄羅斯中央新聞社的表現最為明顯。
一、普欽時期中央地方關係的改革
俄羅斯領土完整成為俄羅斯精英在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首先要考慮的問題。這種疑慮總體反應了中央政府對地方稅收以及財權和人事權的掌控。其次是外部資本對於地方政府的影響，成為俄羅斯與西方的妥協問題。再者，俄羅斯聯邦主體預算支出在統一預算支出中的比例，成為穩定地方發展的重要要素。
2000年5月13日，普欽簽署總統令，決定按照地域原則建立由共和國、邊疆區和州組成的7個聯邦區，並在每一個聯邦區任命一位總統全權代表，即在聯邦中央與聯邦主體之間增加一個監督管理機構，通過任命駐聯邦區全權代表直接管理聯邦區內的事務，以此「保障總統履行其憲法職能，提高權力機關的工作效率，完善對聯邦國家權力機關的決定執行情況的監督。」普欽希望通過這一措施，合併總統在地方上的縱向機構，簡化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加強對各聯邦主體權力機關的監督，提高政權運作效率，為建立統一的國家垂直權力體系實現對聯邦主體的有效控制提供體制保障。普欽的這一措施無疑使聯邦中央和總統擁有了對地方進行控制的行政管理機制。普欽也認為，聯邦區的建立，使聯邦政權更加接近地方，「會加強國家的統一。」
事實證明，聯邦區的設立起到了加強國家統一的作用。此外，從總統全權代表的人選可以看出普欽的政治意圖：2000年普欽任命的首批7名總統駐聯邦區全權代表中，有5位來自於軍隊、克格勃等強力部門，僅有2位屬於文職總統代表，這體現出「強勢總統」普欽實現聯邦主體有效監督和控制的決心。 2004年9月1日，北奧塞梯共和國發生的別斯蘭事件成為普欽深入改革聯邦制度的契機。 普欽在提出一系列反對恐怖主義措施的同時著手更加深入的聯邦體制改革，以鞏固國家統一。
普欽發動第二次車臣戰爭及2008年發動的格魯吉亞戰爭的主要格局就是對於格魯吉亞這樣高加索地區，主要採用戰爭的手段。俄羅斯出兵格魯吉亞的理由，則是在地處格魯吉亞境內的、不承認格魯吉亞為主權國家、並且已經宣佈獨立的一個地區來捍衛持有俄羅斯護照的居民和合法的俄羅斯維和部隊士兵的安全 。美國哈佛大學大衛斯俄羅斯研究中心主任科爾頓（Timothy J. Colton）在瓦爾代會議上公開表示，格魯吉亞率先出兵，這是百分之百的錯誤。實際上，連美國駐俄羅斯大使也早在衝突發生之後，就在公開的場合明確地表示，格魯吉亞錯誤地發動了這一場戰爭，美國一直在勸說格魯吉亞放棄這次冒險，直至開戰之前的最後一刻 。
為了提升地區的經濟發展，俄羅斯聯邦主體預算支出在統一預算支出中的比例從1992年的34%（不包括社會基金支出）上升到2000年的54.4%，隨後有所下降，但仍然超過總支出的一半以上。高出15個轉軌國家平均值（25%）31個百分點；哈薩克斯坦和烏克蘭預算支出接近40%集中在次級政府，同時大多數轉軌經濟國家的比例為20%～30% 。此外，聯邦以下政府預算支出在統一預算支出中的份額要分別低於德國11.4個百分點、加拿大6.3個百分點、美國4.6個百分點 。這說明從支出方面財政資源的分權程度比轉軌國家高，在聯邦制國家中處於中游水準。
地區與地方預算是聯邦政府的擴展，政府間關係體系的特徵是收入集權化。收入分享與政府間轉移支付作為平衡下級政府預算的會計工具，其規模名義上基於支出標準，但主要由協商決定。由於市場化改革、聯邦財政赤字的壓力，把主要支出許可權下放到聯邦以下各級政府是預算體制變化最大的 。1991年12月通過的「俄羅斯聯邦稅收制度基本原則法」和「預算體制的基本原則與預算程式法」構成了多級預算體制以及保障地方政府的稅收預算自主權擴大的法律基礎 。
聯邦以下政府發明了多種方式為其預算赤字進行融資：(1)州政府為了解決短期流動性問題而向財政部的借款；(2)由「官方」的銀行或其他機構發行的匯票；(3)地方政府貸款抵押物。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借款品質對宏觀經濟穩定的影響。聯邦以下各級政府借款往往具有利息成本高和到期時間短特點，債務目的通常用於經常性支出，排斥了國內其他尋求借款的人；當聯邦以下各級政府無力償還借款時，往往聯邦政府成為最終的出借人，必惡化國家財政狀況。
俄羅斯領土完整成為俄羅斯精英在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首先要考慮的問題。俄羅斯政治穩定工作小組在2007年的報告中指出，中央與地方的主要問題在於是否能夠執行1993年的聯邦憲法 。首先未來烏拉爾以東的俄羅斯大部分領土一直是俄羅斯政治人物考慮到的主要問題，如何避免讓俄羅斯像1917-1920年通過流血才能夠保持領土完整。俄羅斯中央政府主要面臨兩個問題，首先是經濟發展中的金融危機問題，就是說由於莫斯科與地方政府的溝通有限，這樣銀行業務並不能夠服務地方或者中央的發展，這樣需要中央政府出台大量的政策加以調節。
俄羅斯轉軌之後，地方財政制度構成了分權財政體制的重要特徵。由於歷史、自治程度、民族等方面的差別使俄羅斯具有混合和不對稱性聯邦制特徵，導致了體制的不穩定。地方自主權的缺乏，地方財政制度的安排影響了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巨集觀經濟管。按照俄羅斯憲法，2002年普欽決定將聯邦的某些職能轉交給聯邦區，如將部分監督工作和幹部工作讓聯邦區去做，另外財政監督領域和商定部委下屬地方分支機搆的使用人選也開始納入考量。
其次是外部資本對於地方政府的影響，這主要包括美國、歐洲和中國的資本，其中俄羅斯中央政府對於中國資本進入遠東地區一直保持懷疑的態度。這樣俄羅斯中央政府在無法解決內部矛盾的前提下，經常將俄羅斯戰略投入到與西方對抗和妥協成為重點。與西方的對抗主要為地方政府提供與莫斯科溝通的管道，因為地方政府內部沒有充足資金和換代技術，資金和技術主要來自於西方或者莫斯科，這樣俄羅斯與西方的對抗就阻斷西方與俄羅斯地方政府單獨達成協定。
二、普欽時期傳媒體制的改革
自從1991年俄羅斯傳媒法頒布以來，俄羅斯媒體得到了空前的發展空間。媒體的民營化、股份化讓媒體同時取得獨立的編輯權力和商業經營空間，但是媒體記者很快地便轉向了金融工業寡頭，尋求經濟支柱。這種寡頭媒體的崛起決定了俄羅斯媒體轉型中的主要面貌：寡頭因參與政治與享用國家資源攫取了巨大利益，這種形勢雖然瓦解了過去的俄共勢力，支撐了葉里欽十年的執政基礎，但同時也摧毀了俄羅斯國有的經濟基礎。此間，俄羅斯媒體就是在這個轉型階段體驗了新聞自由與學習了監督政府的第四權力。伴隨著21世紀的到來，普欽試圖遏止電視政治新聞的醜聞化與政黨之間利用媒體放話造成的人事惡鬥。在葉里欽時代媒體因自由化環境所產生的漫天飛舞的口水批評與散佈不實傳言的報道，最後都將在法律規範與執行之下回歸到政策面的實質討論。俄羅斯新任總統梅德費杰夫也多次公開強調穩定是進行改革的基本要素的想法。俄羅斯媒體的另一個契機在於經濟領域業化：新聞媒體進入反恐階段後，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威權政治氣氛之下，就要看未來俄羅斯的國家領導人如何處理經濟改革中媒體所需扮演的角色。此時媒體的報導需要更趨向專業化與深度化來解決新聞箝制後所帶來的陰影。
俄羅斯聯邦傳媒法第4條規定，禁止濫用大眾傳播自由，其中規定，以各種媒介形式進行資訊傳播可能導致違法的行為都不被允許，因此像是對於國家機密的洩漏、涉嫌公開呼籲恐怖活動或是公開為恐怖主義辯護的內容，都會被視為是濫用傳播自由而導致進行犯罪。此外條文中還包括，禁止各種可能會影響到公民生命安全、身心健康、個人隱私或是尊嚴的傳播資訊，或是危害到社會團結的消極報道或是負面報道都被列入不允許報導的當中。因此，這項條款在過去一直被自由媒體批評，認為其涵蓋的範圍過大和空泛，該條款的目的是給執政者有主觀解釋的空間，這相當不利於媒體事業的發展。然而，當時在葉里欽主張塑造自由化環境與親西政策等等大的政策方向之下，政府執法單位並沒有非常嚴格執行這項條款，但是條款卻為政府在任何可能出現的意外狀況之下保留了對媒體制裁的一個行政裁量權和司法訴訟的權利。在葉里欽執政的最後一年，整個國家面臨金融恐怖主義的威脅，俄羅斯的國家處境可以說是內外交困，因此普欽執政之後的整個政治氛圍都轉向對媒體比較嚴苛的方向上來。
普欽政府對於要求媒體執行反恐法律的程度比葉里欽執政時期更為嚴格，普欽可以說是執行了葉里欽想做但又做不了的未完成心願，也可以說普欽面臨的國土安全情勢比上一任總統更為嚴峻。2006年3月6日俄羅斯總統普欽簽署關於打擊恐怖主義法（簡稱反恐法），該法的主體架構是延續了葉里欽總統在1998年7月25日所簽署通過的第一部反恐法案，其中的第十五條款關於告知公眾關於恐怖活動的規定部分，其宗旨在於避免反恐總進行打擊恐怖分子過程中所可能因媒體報導而產生的干擾。
傳媒法案曾經在普欽執政時期面臨一個嚴重箝制新聞報道的修正案，當時杜馬預備增修的條文是任何可能助長恐怖主義的報道都要被禁止，這是在2004年9月1日爆發別斯蘭人質案之後的提案，最後普欽否決了杜馬在兩個月內三讀通過的修正案。但是普欽要求媒體需要制定自律公約，而司法也將嚴格把關看媒體是否落實第一部反恐法中的規定。事實上，普欽就任總統的第一任期開始，打擊恐怖主義成為強國政策的核心，俄羅斯媒體國家化，傳播法規成為媒體服務國家的穩定因素，必要時也是政府可以祭出的撒手?。司法調查開啟了媒體國家化與自由化之爭。反恐法賦予軍隊武力攻擊、警調單位搜捕的權力，並且明文規定媒體報道可能涉及助長恐怖主義的具體操作項目，新聞箝制從體制改革的控管進入新聞內容的控制。
普欽否決這項傳媒法增修條文的目的在於，媒體需要靠自律來保留新聞自由上的一點空間，當國家發展一旦趨於穩定或是經濟改革獲得實質上的成就之際，媒體可以再回到比較相對自由的環境。普欽建立的威權政府不是一天形成的，普欽不但繼承了葉里欽希望恢復俄羅斯強國地位的脈絡，也承擔了民眾希望改善生活品質的願望，這樣普欽認為只有要求媒體擺脫商業利益，配合政府改革的措施，俄羅斯才有可能走上強國的道路。
三、普欽時期選舉法規的改革
俄羅斯的政治黨派在俄羅斯聯邦實行多黨制。該體制始於1993年。正是在這個時期，依據俄羅斯新憲法，半數以上的俄羅斯下議院國家杜馬議員是按照黨派名單通過選舉進入議會的。今天俄羅斯多黨制在不斷地發展。在2001年6月根據俄羅斯總統普欽提議，通過了《政黨法》。該法律生效後，只有各黨派和有政黨參與的選舉團體才有權力推薦候選人參加各級選舉。而對於單席位選區的選舉也有相應的法律規定。《政黨法》同時還制定了其他一系列的規定：
1.政治黨派必須在總統、議會、州長和其他選舉中推舉自己的候選人。長時間忽視選舉對政黨的利益沒有好處。這樣會對該政黨成員帶來各種不愉快事件，包括取消注冊資格。
2.聯邦黨派必須擁有不少於1萬名成員和在至少一半以上聯邦主體內建有人員不少於100名的黨派分部。
3.每年各黨派必須提交給司法部年度財務報表，這些財務文件可以公開發表。所有這些措施使聯邦級政黨規模更大、影響力更強，更具透明性。
目前從眾多的政治黨派和運動組織脫穎而出的只有幾個黨派：
俄羅斯統一黨 ：領導人是鮑里斯‧格雷茲洛夫。該黨在俄羅斯國家杜馬擁有大多數席位。政治家評價該黨是中派政黨。
俄羅斯聯邦共產黨：領導人是根納季‧久加諾夫。該黨是俄羅斯現行的自由市場經濟政策的反對派。
俄羅斯自由民主黨：領導人是弗拉基米爾‧日里諾夫斯基。他的意識形態是反西方和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而親近國際專制制度國家，主張恢複俄羅斯軍事實力和提升俄羅斯在國際事件中的影響力，並認為為此甚至可以採取武力手段。但總體上支持總統的政治方針。
祖國─民主聯盟：領導人是德米特里‧羅戈津和謝爾蓋‧格拉濟耶夫。該聯盟是人民愛國力量的聯合。
右派政治力量的代表們雖然在近期的選舉中沒有進入議會，但在俄羅斯政治生活中仍然起到一定作用，他們是：
右翼力量聯盟：領導人是奧列格‧別爾米亞科夫。批評總統在某些方面的行為，但支持克里姆林宮與西方伙伴關系的路線以及和國際恐怖主義的斗爭，支持俄羅斯市場經濟改革的政策。
亞博盧民主黨（蘋果黨）：領導人是格利戈里‧亞夫林斯基。該政黨把自己稱為是「建設性的反對派」，並批評現階段的政府路線。最愛談的話題是「經濟政策」問題。該黨特別強調維護人權。
另外，俄羅斯執政黨的合作黨派，強調社會福利與低層民眾的照顧。
生活黨 ：領導人是聯邦委員會主席謝爾蓋‧米羅諾夫。其創建人評價該黨為「幹實事的黨派」，並斷言該黨派有能力使俄羅斯人過上公正和有尊嚴的生活。該政黨在綱領里提倡建立一個「市場和非市場經濟成分平衡」的經濟體制。
對俄羅斯聯邦與地方關係有深入研究的政大學者趙竹成教授（2005）認為，總統超乎異常的權威與被期待性也造成十五年來俄羅斯在聯邦與地方關係上出現徹底翻轉的極端變化。
東海大學許湘濤副教授（2004）認為，俄羅斯第四屆國家杜馬選舉於2003年12月18日落幕後，國家杜馬的政黨生態發生了巨大的改變。由團結黨與祖國─全俄羅斯黨合併而成的統一俄羅斯黨，在普欽總統的支持下獲壓倒性勝利，得票率達37%，應可獲國家杜馬450個席位中的223席。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約有12.7%的得票率（上一屆得票率為24%），應可獲得53席，比上一屆少30席。傾向普欽總統的自由民主黨，以及從共產黨分裂出來的「祖國」政團，都可獲得30多個席位。但是，左右兩極的勢力，如農業黨、人民黨、右翼力量聯盟和雅布羅柯集團，則慘遭敗北，已有泡沫化的可能。有關這次杜馬選舉的評論很多。例如，有些人擔心普欽總統打破總統不介入單一政黨活動的傳統，俄國今後將只有「總統黨」，對總統唯命是從，因而產生一個新的沙皇。另有一些分析家指出，左右兩翼的政治真空將使俄羅斯的政治失去制衡的力量。還有一些輿論擔心，普欽總統將可挾持他在國家杜馬裡的絕對優勢，進行修憲而延長任期甚或競選第三任總統。他們認為這將使得俄國的人權和自由受到損害，並走向威權式的國家。歐洲安全合作組織（OSCE）的觀察家則認為這次選舉不符合國際標準，予人一種民主倒退的印象，將對俄國的民主改革構成威脅。
根據「政黨法正案」的規定，各政黨必須重新進行註冊，未達到上述要求的政黨被撤銷註冊資格。據俄羅斯聯邦司法部負責政黨註冊的部門在2007年1月通報，在原先登記的政黨中，有17個政黨符合「政黨法」修正案的要求獲准重新註冊，它們是：「人民黨」、「民主黨」、「統一俄羅斯」黨、「和平與統一」黨、俄共、「右翼力量聯盟」黨、「自由民主黨」、「亞博盧」黨、「俄羅斯愛國者」黨、「綠色」生態黨、「農業黨」、「人民意志」黨、「社會主義涎一黨」、「自由俄羅斯」黨、「社會正義黨」、「俄羅斯復興黨」、「公正俄羅斯：祖國、退休者、生活」。2007年2月16日，「人民黨」宣佈加人「公正俄羅斯」黨。這意味著目前俄羅斯只剩下16個政黨。其餘的15個政黨因不符合「政黨法」修正案的要求而被撤銷註冊資格，其中包括：「俄羅斯社會民主黨」、「俄羅斯共產主義工人黨一俄羅斯共產黨人黨」、「俄羅斯和平黨」、「自由和人民政權黨」、「俄羅斯共和黨」、「俄羅斯人民愛國黨」、「俄羅斯人!
民共和黨」、「爭取教育和科學工作者聯盟」黨、「俄羅斯立憲民主黨」、「社會保障黨」、「民族保守黨」等。與2003年第四屆杜馬選舉前的情況相比，當前俄羅斯的合法政黨數量減少了約五分之三。「統一俄羅斯」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領導人安德列‧沃羅比約夫承認：「統一俄羅斯」黨每年從國家預算獲得1.13億盧布財政撥款，還有黨員交納的5000萬盧布黨費。這是俄羅斯其他任何政黨都無法相比的。
2006年10月28日，「祖國黨」、「生活黨」和「退休者黨」舉行代表大會，決定合併組建「公正俄羅斯：祖國、退休者、生活」黨（簡稱「公正俄羅斯」黨）。米羅諾夫當選該黨主席，巴巴科夫任黨的主席團書記，佐托夫任黨的中央理事會書記。米羅諾夫在談到「公正俄羅斯」黨的政治綱領時說：「可以用三個詞來形容黨的綱領，這就是：勞動，家庭，公正。黨所理解的公正是經濟發展服從於人的福利。「普欽總統2007年2月1日在記者招待會上對「公正俄羅斯」黨的成立表示祝賀，認為「統一俄羅斯」黨與「公正俄羅斯」黨之間的差別在於：「統一俄羅斯」黨是自由主義的中右政黨，而「公正俄羅斯」黨是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傾向的政黨。2007年2月26日，「公正俄羅斯」黨在聖彼德堡舉行代表大會，通過了黨的行動綱領。普欽總統在致大會的賀信中認為：「公正俄羅斯」黨參加國家政治生活「將有助於加強民主機制，發展俄羅斯的多黨體制」。米羅諾夫在報告中強調，「公正羅斯」黨的建立實際上打破了「兩個壟斷」，即政權黨「統一俄羅斯」黨的政治壟斷和俄共對惟一代表勞動者利益的壟斷。他聲稱，「公正俄羅斯」黨不是「統一俄羅斯」黨的小夥計，也不是這個黨的陪襯物。而是替代自由保守主義的政黨。它代表和捍衛工人、學者、雇員、中小企業主、教師、醫生、大學生農業勞動者和文化工作者，特別是退休者、貧困家庭和殘疾人等弱勢群體的黨。值得注意的是，米羅諾夫強調，「公正俄羅斯」黨以「新社會主義─21世紀社會主義」為指導。
根據王定士（2008）教授的研究指出，俄羅斯2007年國會選舉結果，只有四個政黨超過7%的門檻，得以進入國會獲得席次。此次選舉的關鍵在於選舉的遊戲規則的設定。團結俄羅斯黨比2003年所獲得的37%得票率大為提高，確立在國會下院強勢的主導權。
肆、蘇後俄羅斯民主化轉折的驅動力
本文認為，蘇後俄羅斯民主化進程轉折的驅動力，在於俄羅斯追求強國與秩序的傳統政治文化。進一步解析，可以說，蘇後俄羅斯民主化進程轉折的驅動力，在於領導菁英對於聯邦政府可能進一步解體的疑慮、政府掌控國會以提升立法效率的策略、以及執政者確保永續執政的企圖心。本節將就這幾個層面加以分析。
一、中央集權在於防止聯邦進一步解體
如果說，葉里欽時代俄羅斯轉型的主要目標是政治上要從全能主義體制向自由民主體制轉換、經濟上要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遞嬗的話，普欽是要克服在葉利欽時代俄羅斯轉型進程中形成的一系列「制度陷阱」。楊承（2007）認為，俄羅斯「第二次轉型」特點：第一，從「自由民主」到「非自由主義導向民主」的調整，普欽正在引導俄羅斯探索的一條獨特的、有本國特色的民主政治道路；從「新自由主義」到「私人－國家資本主義」徐澤民、趙茹春（2007）認為，普欽任內制訂的有關提高管治能力、穩定政權的措施和政策，可歸納為四個方面：
第一，掃除財閥干政。從2000年5月份至7月中旬，普欽政權就調查或拘留13名涉及逃稅、貪污財閥。其中於2000年6月13日逮捕寡頭古辛斯基。與此同時，自2000年7月建立反對黨的別列佐夫斯基由於害怕被控非法侵吞公產和逃稅而出走英國。此後，又於2003年7月逮捕列別捷夫；同年10月25日逮捕霍多爾科夫斯基。
第二，鉗制地方政權。2000年5月，普欽頒發總統令，把俄羅斯劃分為七大行政區，每個行政區將由總統派遣一名「全權代表」，負責協調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同年7月，俄羅斯議會通過兩項法案：一項使總統有權罷免違反聯邦法律的地方領導人（如州長）；另一項規定「地方領導人」不再自動成為議會上院成員，但卻有權委派一名代表充當上院議員。與此同時，上院議員的任期，也由兩年改成了四年。另一方面，普欽在第二任期內又推行地方首長遴激改革。2004年底，俄國家杜馬通過一項法案，規定地方首長人選可由總統推舉，但須經議會任命。
第三，打擊貪污犯罪。普欽就任代總統伊始，就設立反貪署。從2000年5月份至7月中旬，就有13名財閥因涉及逃稅、貪污等罪名而曾被調查或拘留。普欽又在2004年1月設立「總統反貪委員會」。
第四，改組中央行政體系。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改革在2004年3月。普欽把原來的30個內閣部委縮減到17個。另外，又把原來的6個副總理職位縮減到1個。
2008年5月7日，普京在梅德費杰夫的總統就職典禮上再次明確表示：現在對於俄羅斯而言，極其重要的是繼續奉行已經採取並且證明是正確的國家發展方針。梅德費杰夫在多次場合公開表明俄羅斯政策連續性和穩定的重要，重申他將堅定推行普京任內制定的治國策略。事實上，普京之所以支持梅德費杰夫，正是因為確信梅德費杰夫在任總統期間；不會改變他所確定的俄羅斯發展模式，而會繼續延續其制定的方針政策，俄羅斯還像現在這樣繼續積累力量並全面進行發展。應當說，「梅普組合」是梅普二人相互信任、共同志向的結合，也是普京為保障政權平穩過渡和強國事業的連續性所做的精心安排。「梅普組合」未來政策的最主要特徵是延續性和穩定性，它在主要戰略和方針政策方面將與普京時期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在此前提下根據發展戰略和形勢需要制定新方針、新政策。
2000年普欽出任俄羅斯總統時，中央政府沒有任何權威，既指揮不了聯邦主體的行政領導人，也不能控制國家的經濟命脈，國家面臨進一步分裂的危險。當時，俄聯邦主體的數量比蘇聯時期的加盟共和國多出數倍，甚至大大超過沙俄時期的省的數量。當時總共有89個聯邦主體，各聯邦主體之間在地域、人口、資源、社會經濟發展水準方面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首先，人口分佈極其不均衡。國家的歐洲部分和亞洲部分、北方和南方、中央地區邊遠地區形成鮮明的對比。其次，經濟發展水準差異很大。1990年，10個最發達的聯邦主體占地區經濟總產值的40%，而地區經濟產值最低的20個地區只占地區經濟總產值的4%。在89個聯邦主體中，有80個聯邦靠撥款過日子，大多數地區處於蕭條狀態。最嚴重的是地方分離主義情緒和行動。
蘇聯解體後的整個90年代，中央權力軟弱無力，地方政權紛紛「另立山頭」，在一輪又一輪的選舉浪潮中，各地紛紛通過自己的憲法和法律檔，把地方和集團利益置於中央和國家權力之上；憲法被粗暴地忽視，一些聯邦主體竟然宣佈為「主權國家」，許多聯邦主體的法律直接與聯邦憲法對立，聯邦主體之間的領土糾紛盤根錯節；而爆發的兩次車臣戰爭使國家的領土完整受到現實威脅；國內的傳媒被寡頭和幕後政治勢力把持，服務於少數寡頭和黑惡勢力；惡性通貨膨脹遍佈全國；1999年初，拖欠工資和養老金的狀況已經達到令人髮指的地步，社會抗議運動此伏彼起；國家的國際地位降低，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受到嚴重挫傷。
這種狀況給俄羅斯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造成許多問題，嚴重制約著國家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普欽總統上任後，為了防止國家進一步分裂和經濟進一步崩潰，著力加強中央對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控制能力。他於2000年5月13日發佈總統令，組建7聯邦區，由總統任命聯邦區全權代表，分別主管或監督89個聯邦主體。與此同時，普京還整頓憲法秩序，要求在全國範圍內整頓立法，地方必須在規定時期內修改自己通過的法律，地方的任何法律和法檔不得與中央立法尤其是憲法相抵觸。與此同時，嘗試在全國重新建立垂直的權力體系，加強中央的權威。2004年「別斯蘭」人質事件後，普欽又決定取消地方行政長官的直選制，改由總統提名。實際上恢復了地方行政長官的任命制。這一系列措施阻止了分離主義情緒的蔓延和國家的繼續解體，實現了政治局勢的基本穩定，為經濟和社會發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礎。
二、控制國會在於提昇立法效率
邱芝（2009）認為，占議會多數的「政權黨」是延續發展的政治保障。2007年12月舉行的第五屆俄羅斯聯邦國家杜馬選舉，統一俄羅斯黨獲得杜馬450個議席中的315個議席，從而形成一黨主導的政黨政治格局。統一俄羅斯黨實質上就是「普京黨」，該黨的意識形態基礎是普京所宣導的「主權民主」，最高政治綱領是「普京計畫」並奉普京為「國家領袖」。因此，統一俄羅斯黨在議會選舉中的大獲全勝意味著普京路線得到民眾認可，俄羅斯發展道睢的延續性得到確認，這對俄羅斯未來發展的影響是全局性和根本性的。統一俄羅斯黨前主席格雷茲洛夫認為，「選舉的結果也證實了一個結論：普京是俄羅斯民族的領袖，選民支持普京八年來執行的路線，這一路線還將繼續下去。」顯然，提高統一俄羅斯黨的威信並使其在俄羅斯國家杜馬選舉中大獲全勝，實際上是普京確保政權連續性的一個步驟，也是普京繼續在俄羅斯政壇保持影響力的一個杠杆。2008年5月，普京出任統一俄羅斯黨的主席。雖然俄政體未變，但由於普京出任佔據國家杜馬2/3席位的統一俄羅斯黨主席，致使總統、總理和議會「三駕馬車」的關係也發生了重大變化。
俄憲法規定，總統有權罷免總理，但必須獲得國家杜馬（議會下院）批准。如果國家杜馬3次否決總理提名人選，總統可以解散議會，舉行議會選舉。國家杜馬可以啟動彈劾總統的程式，但需要獲得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聯邦委員會（議會上院）和俄最高法院隨後將決定是否解除總統職務。普京出任統一俄羅斯黨主席後，事實上成為主導俄議會各派力量的首腦，保證了普京擔任政府總理的同時也能夠左右國家杜馬的局勢。同時，普京也獲得了修改憲法啟動彈劾總統程式的主動權，實際上也為總統撤換總理增加了難度。這樣，統一俄羅斯黨主席一職將確保普京在總理職位有足夠的政治資源用來調控整個國家的政治發展。俄媒體普遍認為，普京雖然從總統變為總理，但他同時還出任議會多數派統一俄羅斯黨主席，集黨政大權於一身，其手中實權不遜於現任總統，這種政權結構無疑有利於保持普京方針的延續性。
三、控制傳媒在於確保永續執政
俄羅斯政權在俄羅斯人的屏氣凝神當中再度和平轉移了！2008年3月2日，俄新網莫斯科3月3日電，俄羅斯政治基金主席、俄羅斯聯邦社會院成員韋切斯拉夫‧尼科諾夫向俄新社記者表示：弗拉基米爾‧普欽的支持對梅德韋傑夫贏得總統大選起了決定性作用。在總統大選結果出爐後揭曉，候選人德米特裏‧梅德韋傑夫在第一輪選舉中以70黨23%得票率獲勝。而俄羅斯媒體卻是對普欽順利將政權交到自己接班人的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而普欽的改革和控管卻又是在恐怖主義猖獗的環境下進行的。自蘇聯解體之後，對於俄羅斯強國道路的實現而言，車臣民族分離主義和與其相關的恐怖事件，是攸關俄羅斯政權是否能夠和平轉移以及俄羅斯是否會面臨像蘇聯一樣崩解命運的致命威脅！對此，從西方推動的北約東擴和對車臣叛軍的接觸看來，足以證明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存在的弱點是有深刻瞭解認識的。普欽以反恐法的法律形式將媒體對於任何恐怖行為的報導內固定下來，使得政府對媒體的控管從管理箝制首度變成了內容的箝制。當然這一點不會在和平時期發生太多的作用。
如果說反恐是為了塑造穩定安全的空間環境，那麼，梅德韋傑夫接掌總統大位之後的重點就是經濟改革。在俄羅斯意識形態的空窗時期或是意識形態發展醞釀階段，普欽對人民承諾提高生活水準和改善經濟條件就是重點，普欽樸實不帶花俏的承諾和作為，使得俄羅斯公民多數願意相信他，這使得選舉過程中沒有什麼激情產生，俄羅斯公民以投票支持普欽推薦的接班人來認同普欽的決策。俄羅斯媒體認為這是普欽和梅德韋傑夫治時代的來臨。俄羅斯《總結》雜誌在2008年第10期，刊登了對俄羅斯工業家與企業家聯合會主席亞歷山大‧紹欣的訪問，採訪者帕夫洛夫斯基說，普欽和梅德韋傑夫「雙核體制」內要推動落實司法改革、稅務改革、退休金保障改革。3月5日的「消息報」則側重分析對梅德韋傑夫的施政綱領，該報撰文說，梅德韋傑夫把自己執政的主要工作方向確定為四個「I」：體制（Institute）、創新（Innovasion）、投資（Investment）和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而與媒體有關另兩個「I」：意識形態（Ideology）─梅德韋傑夫在施政綱領中提出的理想主義建築在自由、公正和人類的尊嚴之上，而實用主義原則是與之相悖的，而叢林法則、所有人同所有人的戰爭─這就是當今國際法的最高境界；形象（Image）也是軟實力的一個組成部分，媒體要為國家形象擔負起重塑的工作。
在俄羅斯這個世界面積最大、卻是恐怖災難頻傳的國家，這是在西方先進發達國家當中相當罕見的！俄羅斯的現況和西方已經站在不一樣的水準上而利益相侵、漸行漸遠了！相較於西方媒體在俄羅斯大選之前舖天蓋地揣測普欽是否可能修改憲法自行延任的喧騰報導，俄羅斯媒體卻沒有對普欽在選舉中可能有的延任動作進行任何的揣測評論。因此，梅德韋傑夫在幾乎毫無玄念的情況之下，第一輪就以大幅超過半數以上的得票率當選為羅斯第三任總統。顯然，俄羅斯選舉的冷基調，與媒體保持一定的自律和緘默是有直接關係的。普欽的媒體改革與控管對俄羅斯政權成功轉移到自己選中的接班人手中，證明產生了明顯的成果！從葉里欽總統為普欽成功打造總統之路（當時第二次車臣戰爭爆發，葉里欽宣佈提前退位承擔起某種政治上的責任，普欽繼任為代理總統，相當被看好的前總理普利馬科夫與莫斯科市長盧日科夫這組超級人馬宣佈退出總統選舉，支持普欽，再到普欽總統為梅德韋傑夫選上總統舖平道路，從這兩場跨時空的總統大選看來，甚至當中包括一次普欽自己的成功連任，要求媒體自律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俄文的，原意是俄羅斯東正教信仰宗教上的三位一體，代表的是聖父、聖母、聖子，進而演生出三頭馬車的意思。俄羅斯媒體控管的三頭馬車是總統（政府）、媒體、國家安全委員會。首先，總統及政府部門是對媒體的體制進行控管，包括管理媒體的資源分配和媒體的發展方向，為此成立有專門的部門和委員會來管理媒體，俄羅斯的出版部門負責管理印刷媒體；文化部則管理電視媒體與意識形態相關的文化產業；羅斯國家廣播電視公司負責管理全國的廣播電視台。其次，媒體從所有權來分可分為國有和私有媒體，國有媒體代表的是國家資產和國營企業運營的一部分，成為政府政策的傳達者或是喉舌，商業媒體是代表多元文化的一部分，是對新聞自由的有益補充，例如俄羅斯的報紙市場仍有比較好的成長，商營性大報和黃色報紙都有自己讀者和銷路，廣告市場也在成長當中。再者，國家安全委員會扮演監控全國的情資掌控和避免國家機密給媒體炒作的職責，而普欽曾是KGB情報人員，從情治單位的咽喉上就勒住KGB，成功地避免了洩漏機密給媒體去炒作醜聞而造成可能帶來的政治政黨之間的惡鬥。
普欽執政之後很巧妙地控制了三頭碼車的進行，在葉里欽總統時期，電視以醜聞來提升收視率的情況已經不出現了，醜化重要政治人物的節目也無法取得生存的空間。若媒體國家化是政府體制改革的重要核心要素，那麼對突發事件、極端主義、車臣戰爭、和恐怖活動報導的條文限制就是針對新聞內容的鉗制而制定的法律環境。兩次人質事件加速了從媒體體制控管時代進入危機新聞控管的時代，俄羅斯右派黨魁、自由經濟學家黨主席雅夫林斯基聲稱，在別斯蘭人質事件之後，人質事件給普欽提供了擴大車臣戰爭和箝制新聞自由的合理性。2002年，媒體在劇院人質事件之後宣佈新聞自律，普欽不滿媒體的報導而制定媒體修正案，內容是規定任何可能制助長恐怖行為的報導都要禁止，在媒體高層和普欽正式公開會談之後，普欽否決了杜馬快速三讀通過的媒體修正案，媒體的妥協代價就是制定新聞自律條款並且嚴格遵守公約；2004年別斯蘭人質事件之後，媒體俄記協聲稱：「公民人權當中的生命安全優先於新聞自由」，這個思路脈落就是：新聞不能影響到政府救援，新聞對危機事件報導中關於恐怖行為者或是受難者家屬的採訪都因為會妨礙到政府救援而不被允許，這一條款最終落在反恐法當中訴諸於法律條文，至此，俄羅斯媒體關於監督政府濫權的所謂「第四權」制衡機制正式宣告終結。
伍、結語
本文從俄羅斯中央與地方關係的變遷、政黨政治的運作、以及媒體所扮演的角色，論述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民主改革進程的轉折及其驅動力。
本文認為，蘇後俄羅斯民主化進程轉折的驅動力，在於俄羅斯追求強國與秩序的傳統政治文化。進一步解析，可以說，蘇後俄羅斯民主化進程轉折的驅動力，在於社會菁英對於聯邦政府可能進一步解體的疑慮、政府掌控國會以提升立法效率的策略、以及執政者掌控傳媒以確保永續執政的企圖心。
本文認為，蘇聯解體後，葉里欽結合金融寡頭的支持，全面開放媒體的言論自由，運用媒體主導輿論，打擊政治對手，贏得了1996年的總統選舉。2000年之後，金融寡頭仍然掌控媒體，繼續支持葉里欽。因此，普欽反其道而行之，利用俄羅斯民眾傳統上追求強國與秩序的強烈願望，打擊地方分裂主義傾向，以強化中央集權；改革政黨政治相關制度以控制國會，從而提升立法效率；打擊金融寡頭以收編媒體，從而掌控輿論以確保永續。此時，第一，專業媒體人也掌握媒體的部份股權，使得媒體人的基本收入得到保障；第二，政府必須對媒體的經營進行補助；第三，專業媒體人與政府在重大事件與危機中建立溝通管道與報導合作模式，因此，俄羅斯媒體人目前關心的問題並不在於自由的問題，而在於社會正面作用和國際影響力的問題。俄羅斯的媒體人在收入保障和確立媒體在國家發展中的戰略目標之後，此時媒體人的地位反而在成為國家安全戰略夥伴中獲得提升第四，普欽以反恐法的法律形式將媒體對於任何恐怖行為的報導內容固定下來，使得政府對媒體的控管從管理箝制首度變成了內容的箝制，當然這一點不會在和平時期發生太多的作用。
普欽這些改革與作為，都是環繞在俄羅斯民眾望治心切、追求強國與秩序的訴求；而其效應，則無可避免造成俄羅斯民主化進程的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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