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論壇：首席經濟學家論財經動向

名人推薦：

中國經濟的崛起需要世界級的經濟報導
中央電視台經濟頻道總監 郭振璽

冰雪覆蓋的達沃斯很冷，但中央電視台設在達沃斯論壇年會的演播室卻很火爆。

由於這是中央電視台第一次在達沃斯論壇年會設立演播室，我叮囑報導小組的同事，一定要做好準備工作，儘量把嘉賓提前約好。出發前，回饋的情況是大部分嘉賓對於接受採訪都很積極，已經確定了將近30位的採訪嘉賓。我想，這是一個不錯的採訪規模了。但事實證明，達沃斯論壇對中國的關注、達沃斯年會嘉賓對參與中央電視台節目的熱情，遠遠超出了我們的估計。

實際情況是，在達沃斯三天多的時間裡，我們總共專訪了52位世界500強的高層、國際知名經濟學家和政要。甚至有與會企業家開玩笑說，論壇年會分論壇太多，聽不過來，其實守在中央電視台演播室，基本上就能把與會要人一網打盡。

由於受訪者太多太熱情，我們的演播室始終很熱鬧：有的時候同時有三四位500強的老總在候場；有的預定採訪15分鐘，卻採訪了30到40分鐘甚至更長；有的與會企業家看到演播室外懸掛的五星紅旗，主動來參觀並詢問有沒有受訪的機會。可以說，我們的採訪數量和品質絕不輸於CNN、BBC、CNBC等國際媒體。

達沃斯論壇年會也是很多國家、行業機構、企業舉辦主題活動、溝通交流、展示形象的平台。但是在此之前，卻還沒有舉辦過中國主題的交流活動。這一次年會我們首次在達沃斯主辦的“中國之夜”活動受到了熱烈的歡迎，不僅眾多國內外重量級嘉賓參加了活動，而且相互交流的興緻很高，活動持續了四個多小時，很多嘉賓還意猶未盡，不願離去。

中國因素格外突出，是2009年達沃斯論壇年會的一個特色。溫家寶總理第一次參加達沃斯論壇並且做為特別嘉賓第一個在論壇上致辭，可以說為年會定了一個基調，那就是被國際媒體稱為“中國信心和東方暖意”。年會上，眾多論壇的話題最後都要談到中國，與會的中國企業家說，每次談到中國，大家都會把徵求意見的眼光投向現場的中國企業家。甚至中國媒體的表現也成為其他國際媒體關注的熱點，《紐約時報》、英國《金融時報》、東道主瑞士國家電視台都採訪過我和主持人芮成鋼。

中央電視台達沃斯演播室的火爆，正是達沃斯年會中國因素格外突出的一個寫照和註腳。中國經濟的崛起，特別是中國經濟在全球金融風暴形勢下的相對平穩發展，進一步提升了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影響力。有關中國經濟的話題，成為眾多國際商界領袖認為自己不能缺席的話題；在中國國家電視台露面，成為眾多國際商界領袖認真對待的重要事情。

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我們也需要中國立場、全球視野的世界級經濟報導。在這樣的過程中，從事經濟報導的專業媒體應該有相應的積極轉變，不是編譯國外媒體或通訊社的稿件，而是深入一線佔有第一手的訊息資料；不是對西方媒體的話題亦步亦趨，而是自己掌握媒體議程設置和媒體發言權。有人預測，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中國的經濟專業媒體很有可能先於新聞、文化等專業媒體，率先成為國際主流媒體。

2008年，經濟頻道專業性和國際化並重，強化經濟特色，強化國際視野，特別是2008年下半年的金融風暴，經濟頻道連續直播了101天《直擊華爾街風暴》，不僅贏得了國內外業界的好評，而且資料顯示，觀看中央電視台財經節目的觀眾增加了40%以上。這一次的達沃斯論壇年會報導，是《直擊華爾街風暴》的“升級版本”，專業性和國際化進一步提升。

有了這些基礎，我相信我們今後會做得更好。危機後的新世界，東方之春已來臨。


危機後的新世界
中央電視台經濟頻道主播 芮成鋼

“太平世界，寰球同此涼熱”。

2009，這是一個寰球同此涼熱的時代：熱—全球變暖，涼—經濟冬天。

這已然是一個新的時代。

而當我們最終揮別眼前這場經濟寒冬之後，歷史也許會這樣描述這段不尋常的時期：
它催生出了一個新世界。

過去的二十年裡，世界總體政經局勢穩定，經濟全球化以幾何倍數蔓延，124個國家在2006和2007年度的經濟增速都超過了4%。繁榮，帶來了以幾何倍數增長的財富和資本。

歐美過度消費，亞洲過度儲蓄。而亞洲數以10兆美元計的過度儲蓄又回到被認為是最安全的投資目的地—美國。於是過度的信貸與泡沫開始以幾何倍數膨脹直至災難降臨。

反思的正確結果是：如果只看美國國內，當然是監管出了問題。如果綜觀全球，不是市場經濟的制度體系出了大問題，而是全球化出現了暫時無法逾越的桎梏，這是一場全球化本身的危機。
又想起季辛吉博士對我說的那句名言：我們全球化了我們的市場，卻沒有全球化我們的政治與治理機制。

此時此刻的世界，政治都是本土化的，而經濟是全球化的。正是這兩者之間的矛盾才導致了今天的全球經濟困局。本土化的政治不但無法管理制約全球化的經濟，甚至還會干擾和破壞經濟全球化的進程。

現在的國際機構和國際組織，從布列敦森林體系的IMF、WTO、世界銀行，到聯合國，都還是在舊時代誕生，且未能與時俱進為今天的全球化問題提供行之有效解決方案的機構。正如世界貿易組織秘書長拉米（Pascal Lamy）在《全球商界領袖展望2009》訪問中所言：我們WTO沒有真正的權力。

21世紀的危機，無論來自哪個領域，都有可能在瞬間超越狹隘的國境而演化為全球化的災難。

如何定義21世紀全人類共同的訴求和願景？如何改革這些已有的國際機構，賦予他們真正的影響力和執行力？如何根據全球政經不斷更新的力量對比，去創造新的國際治理架構和機制，以及相應的規則和制度？這些是擺在全球的政府首腦和商界領袖面前的當務之急。

而當我們認識到這一點，並且朝這個方向努力的時候，危機後的新世界就不再遙遠了。

危機後的世界經濟版圖可能會出現重大變化，國際分工可能被重新定義，比較優勢也會被重新審視。而與此同時，全球的權力正在發生兩個重大轉移：一是從美歐日向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轉移，二是從華爾街向賓西法尼亞大道（白宮）轉移，從倫敦金融城向唐寧街10號轉移。即：更多的權力從全球商界轉向全球政界。

在這個新世界裡，中國扮演的，會是一個“能力越大，責任越大”的角色。現在，最有可能引領世界經濟走出低谷的國家被公認為是中國和美國。而中國和美國的所謂G2格局也有可能會在不遠的將來出現端倪。

當然，世界經濟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真正見到底，2009年，美國等經濟體可能還有局部泡沫尚待破滅，但總體來說有可能是黎明前的黑暗。

我們也不要忘記：經濟下行只是我們需要共同面對的課題之一。應對氣候變化等威脅全人類生存的嚴峻挑戰依然至關重要，不能在解決經濟問題的時候對其他問題有絲毫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