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序——福澤諭吉與《福澤諭吉自傳》／楊永良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日本發行新鈔，將原本舊鈔上的聖德太子等政治人物改為福澤諭吉、新渡戶稻造、夏目漱石三個文化人，代表日本已進入文化大國。其中萬圓大鈔的肖像就是福澤諭吉。至二○○四年十一月再度發行新鈔，木通口一葉（小說家、詩人）與野口英世（細菌學家）分別被選為五千圓與一千圓的肖像，而萬圓大鈔仍是福澤諭吉。
福澤諭吉（一八三四～一九○一年）是活躍於日本江戶時代後期至明治時代的啟蒙大師，二十三歲就創辦了慶應義塾大學的前身學堂。他出生於一個貧窮武士的家庭，從小即嶄露其超群絕倫的才華。他極為不滿封建時代的死滯社會，對西方的新學問則充滿好奇與求知慾。
他年幼時學漢學，青年期改學荷蘭學，在閉關自守的德川幕府體制下，荷蘭學是唯一能接觸歐洲文明的管道。而在當時的亞洲諸國中，相較之下，日本是最能虛心地承認西方文化優點的國家（雖然日本也有激烈的排外份子）。一八六○年幕府派遣使節赴美國時，福澤諭吉要求以僕從的身分隨團赴美。翌年，他又參加幕府的赴歐使節團，遊歷法國、英國、荷蘭、德國、俄國、葡萄牙諸國。
明治維新之後，福澤諭吉數次拒絕官位，始終堅持其在野的立場。然而他的思想影響了明治政府的要人並表現在施政上，另一方面，他的門生也有多人擔任官職，參與政治。他的名著《勸學》（共十七篇，一八七二～一八七六年出版）及另一本著作《西洋事情》（一八六六年出版）是明治時代的暢銷書，也成為明治初期的教科書。尤其《勸學》一書共發行七十萬部，第一篇若連同海盜版，大約銷售了二十二萬部，換言之，當時的人口每一百六十人當中就有一人讀過此書。《勸學》一書的中心主題，充分表現在書中的首句：「上天造人一律平等，天下沒有人上人，亦沒有人下人。」福澤諭吉在此書中，一再地大力鼓吹自由平等、自主獨立的精神。
一八八五年三月十六日，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發表著名的「脫亞論」，他呼籲日本人，不要眷顧落後的中國與朝鮮，日本應盡速加進歐美先進國的行列。他的「脫亞論」其實就是「脫亞入歐論」，這種想法至今仍存在於某些日本人的思想當中。身為亞洲人，我們除了對此「脫亞論」感到遺憾外，還應該了解產生這種思想的癥結所在。
從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長官培里（M. C. Perry, 一七九四～一八五八）挾著船堅砲利向日本叩關以來，經過明治維新，直到太平洋戰爭，日本舉國上下的目標就是想脫離「二流國」而成為世界「一流」大國。這所謂的「世界一流大國」當然不僅是包括文化、科學方面的進步（西化），同時也包括當時「一流國」的擴張主義。如果不了解此隱藏於日本人心靈深處的情結，我們就無法解釋高聲疾呼民主、獨立、平等的福澤諭吉，其晚年竟然會提出「脫亞入歐」論，並且在對外政策上支持明治政府採取強硬的手段。
福澤諭吉雖因「脫亞入歐」論而引起亞洲人的反感，但其實在辛亥革命前後的中國，福澤諭吉在中國小學生的心目中仍是日本近代化的偉人。一九一四年日德戰爭結束後，守備長官神尾光臣上將於巡視地方途中，走到一間中國鄉下的小學堂。中國教師為了禮遇日本的高官，特別向神尾說可以讓他向小學生問些問題。神尾上將問：「你們認為中國人誰最偉大？」全班回答：「孫逸仙！」神尾接著問：「那麼日本呢？」大部分的小學生都毫不遲疑地回答：「福澤諭吉！」神尾大吃一驚，他的隨扈也瞠目結舌。因為當時（大正初期）日本人在造神運動下，認為明治天皇、乃木希典、山縣有朋、伊藤博文等人才是日本的風雲人物。
一八九七年（明治三十）秋天，有一個外國人希望福澤諭吉撰述明治維新前後的親身經歷，福澤諭吉靈機一動，認為倒不如撰述自己從小至大的經歷及成長過程，於是他找來當時著名的速記員矢野由次郎，由他親自口述，矢野記錄，福澤諭吉將這速記原稿再加以修改成自傳的草稿，這就是後來成為日本自傳文學中經典之作的《福澤諭吉自傳》（日文原名《福翁自傳》）。
這口述一個月分四次進行，一次大約四小時（大都在晚上進行），每次原稿整理出來之後，福澤諭吉都親自潤筆校正，然後才進入下一節。口述時，福澤諭吉只拿著年表，憑著他的記憶敘述（後來日本學者發現，福澤諭吉在口述前事先準備了筆記）。福澤諭吉的記憶力甚佳，對於四、五十年前的人物、事實敘述甚詳，而且根據後來學者的考證，自傳的內容大致相當正確。然而由於福澤諭吉口述時，已屆六十四歲（虛歲）高齡，因此難免在時間、人名、地名方面有些記憶錯誤，這些錯誤，譯者皆已參考日本學者的通說加以改正，為了方便讀者閱讀，本譯文不再一一指出錯誤所在。
《福澤諭吉自傳》起先刊登在《時事新報》，從一八九八年一月開始連載，至翌年二月十六日結束。單行本則於一八九九年六月出版。一九三四年由北星堂出版了英譯本，英美各報章雜誌皆佳評如潮。此英譯本於一九六○年出版新譯本。一九六六年，哥倫比亞大學也出版了英譯本，據云至今銷售仍然不惡。一九七一年，在德人琳玆希勒的主持下，由慶應義塾大學德國文學會的全體教授共同翻譯德文譯本。
我們從《福澤諭吉自傳》一書中，不但可以了解福澤諭吉的生平與心路歷程，更可以從具體的事實中管窺明治維新前後的社會動態，書中詳細地描寫著東西方文化的強烈衝擊。由於福澤諭吉本人的思想影響明治維新既大且深，所以本書的重要性遠遠超過中國的《西潮》。
即使以文學作品來看，本書的敘述手法甚為高明，內容的精采絕不輸暢銷小說，其前半段甚至可以媲美《頑童歷險記》。例如福澤諭吉拿神名牌到廁所踩踏、偽造妓女的信件作弄名漫畫家手塚治蟲的祖父等等，都是幽默風趣的場景。另一方面，在《福澤諭吉自傳》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他因讀書而廢寢忘食，以及日本人小組討論的情形，至今日本大學的研究所仍是採用這種小組研讀方式做研究。
福澤諭吉的眾多著作，雖然大多仍發揮其影響力，一再出版。但唯有他的《福澤諭吉自傳》至今仍然歷久彌新，擁有最多的讀者。他在日本近代化的關鍵時期，以一個思想家、教育家的先知角色，以及獨創一格的敘述故事口吻，發揮其獨特的個性來完成這本《福澤諭吉自傳》。在自傳中，福澤諭吉對自己的缺點也頗為坦白，他對儒學的排斥態度讓我們想起中國近代化過程中主張全盤西化的學者。然而，單以他對教育的主張「人應自立自強」而言，《福澤諭吉自傳》一書對於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東亞諸國仍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本文作者為國立交通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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