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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李登輝是曼德拉?
何飛鵬
城邦出版集團首席執行長
認識石滋宜三十餘年,拿到他新書的書稿,就進入了三十年前他剛回台時,推動台灣企業自動化的情境,一個充滿熱情的科技人,一頭栽進台灣的官場,像個唐吉柯德一般,為他期待的願景,與所有阻擋他的人奮鬥。
整本書稿中,最令我震撼的是第二章:「誰來終結台灣文革」,這觸動了我內心最深刻的痛,台灣已經在毫無意義的意識型態、省籍情結、統獨爭議上,虛耗了十餘年,雖然不像大陸文革,在外在硬體上有明顯的破壞,但台灣的意識型態及省籍情結的鬥爭,在心靈及台灣社會留下的傷害,絕不下於大陸的文章,大陸朋友來台,目睹台灣的狀況,告訴我:「不到台灣,不知道文化大革命還在搞。」我只有苦笑以對。
按石滋宜的說法,自李登輝一九九六年第二次當選總統之後,啟動修憲,再加上李登輝在施政上,也由經濟掛帥改為政治掛帥,這就啟動了台灣近十餘年的「文革」,造成兩黨惡鬥,台灣人外省人相互仇視,再加上統獨意識型態之爭,使和諧穩定進步的台灣,變成內耗、原地打轉、停滯不前的台灣。
這樣的分析,和我個人的觀察吻合,而李登輝正是讓台灣陷入紛爭的凶手。
這是我個人「武斷」的結論,但如果比較南非的政權移轉與南非政治領袖曼德拉的作為,我可以大膽斷言,如果李登輝有曼德拉的智慧、格局、胸襟,選擇像曼德拉一樣,原諒白人的罪惡,消弭族群的仇恨,讓南非走上團結、和諧的道路,那台灣不會有這十餘年爭吵不休、鬥爭內耗的「政治文革」。
南非白人對黑人的壓迫、壓榨、奴役、傷害,絕對比過去數十年,外省人及國民黨對台灣人的欺壓更甚。但是當曼德拉成為南非的領導人,他選擇原諒,他選擇忘記,他努力消弭族群裂痕,他也沒有要白人滾回歐洲,這是曼德拉令人尊敬之處。
可是李登輝當權之後,鄙視外省人,清算外來政權,大肆追逐轉型正義,並以此為分化台灣人與外省人的手段,以獲得選舉的勝利。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當李登輝執政時期,努力進行修憲、修法,進行各種型式的秋後算帳,打壓「外來政權」時,當然許多台灣人受到鼓勵,更加仇視、鄙視外省人,深化了省籍與藍綠衝突。所以說李登輝是「台灣政治鬥爭文革」的始作俑者,絕不為過。
石滋宜以一個奉獻台灣數十年的歸國科技人,寫出了他不吐不快的感受,相信並不是批暗,更非算帳,只不過是說出真相,看看能不能喚醒國人,避免走入極端。
期待台灣人,共同靜下心來,只有寬容、原諒、合作、團結,才能讓台灣走出另一個光輝的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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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領導者的見證
陳生民 北京清華領導力研究中心研究員
全球華人企業顧問中心執行長
石滋宜博士之於我有三種情誼:於工作,他是我的頂頭上司;於學問,他是我的人生導師;於志業,他是我的學習典範。
我們都稱他為石博士。因為他回到台灣後,受命組織自動化服務團,他覺得叫他石團長太軍事化,好像帶一支部隊,當時經濟部長趙耀東先生稱他為石博士,大家就跟著也叫他石博士,後來到了生產力中心,大家還是叫他石博士,這個博士頭銜就跟了他一輩子。
敢授權的領導風格
我是在工商時報當記者認識石博士的,為了做一個專訪。我問他「你認為最好的領導者該怎麼做?」他說,「就是把下屬推到游泳池裡,會游泳的人就會自動游上岸。」當時我挺震驚的,難道領導者不應該是該對下屬循循善誘、諄諄教誨的嗎?顯然當他的下屬沒有點本事是不行的。
沒想到,過了幾年,我就到生產力中心做了他的部屬。我很快地體會到:不下水是學不會游泳的。更何況有教練在旁,游泳池是淹不死人的。
這就是石博士的領導風格。他敢授權、他會放手,只要你有本事、你想做事,你就可以從他那裏拿到資源、得到支持。在他接掌生產力中心後,有一些很基層的同事就在他的這種領導方式下被激勵,願意付出更多工作時間,承擔更大的責任。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司機小吳,除了開車,還要在參觀工廠的時候負責拍照,並製作演講的幻燈片。小吳只有小學畢業,但他很自豪地說,如果石博士不能演講,他可以上場代替,因為博士每一場演講他都坐在現場聽,耳熟能詳,甚至很多投影片都是他做的。
但,石博士的授權不是放權,如果出問題,他不會放任一個問題惡化而不處理。我自己就有一個親身的體驗,也是人生最難忘的體驗。在我到生產力中心的最初幾年,負責一個大型宣傳活動,因為缺乏經驗,接近舉辦活動時間,許多準備工作還沒有就緒,我知道我的問題就是不會授權,什麼事都自己來,以致一大堆工作抓在我自己的手中沒完成。石博士知道了,在他辦公室召開了一個專案會議。
他很生氣,氣到他直接在白色的牆壁上寫字、畫圖,指責我說為什麼不會用PERT(計畫評核術)來規劃項目的進度?散會後,我的工作都分配出去了,我的指揮權也交出去了。我想,我以後一定被歸為「失敗的領導個案」,尤其是牆壁上的PERT圖是擦都擦不掉的恥辱。但隔天,我又被叫去他的辦公室開會,我看了到昨天畫圖的地方掛了一塊小白板,別人或許以為那塊白板是原來就有的,但我知道,那是對我的提醒:提醒我要記取真正的領導力是什麼?用小白板遮住其實是對我的寬容,但他從來沒有再提起過。
我的故事只是他啟發一個年輕人發揮領導力的一個小插曲,但他與他所經歷的大時代故事卻是可以給兩岸所有年輕朋友鍛鍊領導力的最佳典範。
人格領導的風範
石博士出生於台灣,在台灣受的教育,是個道地的台灣囝仔,後來到日本東京大學拿到博士學位,為了孩子的教育,遠離台灣,想從此定居在加拿大。但是,已故趙耀東先生的一段話改變了他,讓他回到台灣。這段故事書中有寫,我不再贅述,我只談我的感想。
我追隨石博士將近三十年,我了解他不是一個輕易改變主意的人,所以,趙老的那番話一定是真正的觸動了他,才讓他改變了主意。那麼,難道只是趙老的一番話和三天三夜的苦勸發生了作用嗎?我覺得不盡然是,這個答案在書中。
這本書談到石博士與台灣經濟發展有貢獻的領導人從認識到共事的經過,如:李國鼎、孫運璿、趙耀東、俞國華、徐立德…等,特別是李國鼎、孫運璿、以及趙耀東三位先生,我覺得是他們這一代人的人格感動了他,以致他從當初答應的兩年、拖到五年,直到現在仍然留在台灣。
「人格領導」是這本書的核心思想。他在書中寫到:「上述灣經濟發展領導人…的風範,說明了領導人必須無私、清廉、正直、公正、誠實、儉樸、敢承擔、敢向上位者直言、不多言、言必有物、……等人格特質,才能高瞻遠矚,正確決策,並發揮領導力、帶領不同領域的人才,完成建設國家的使命。」這段話為「人格領導」下了很清楚的定義。
「人格領導」是石博士為台灣在面臨經濟、政治、司法、教育、公共安全、文化、兩岸關係等各方面所面臨之挑戰開出的一帖良方。他不是寄望在某位領導者身上,而是希望台灣的社會各領域、各階層都能重視人格教育,培養出具有「人格領導」的領導人,將台灣建設成一個有「人格文化」的社會,而培養「人格領導」的領導者要從學習論語開始。
從《論語》出發的改革
石博士直到六十九歲才開始讀《論語》,因此,他不受過去將儒家思想當作統治教條的框框限制。他認為《論語》是孔子與弟子的對話錄,真正能代表孔子思想的著作,加上他過去的理工背景和豐富的企業經營經驗,他所詮釋和理解的《論語》和絕大多數的學者不同。
舉例來說,他認為孔子的「仁」和西方的「正義」(Justice)的意義相通。他說:真正的「正義」是行為的動機是純然的利他,如果我們不知道他的動機,我們是無法判斷這個人是不是做到了「仁」?這和康德認為「真正的道德行為是純粹基於義務而做的行為」其觀點是相通的。
因此,他認為所有的領導人如果能研習論語,在潛移默化中成為做人行事的準則,我們現在所遇到的問題,領導者就會有更合乎「仁」道與正義的判斷,自然能帶領台灣走出現在的格局。如果人人研習論語,我們的社會會變得更寬容、更有公義,成為人人嚮往、安居樂業,以及在他描述下幸福快樂的自由之島。
「人格領導」也是石博士個人的寫照。他在最近幾年因為脊髓的病痛無法自由行走,這對過去非常活躍的他來說是相當痛苦,但他豁達地說:「老天對我是相當厚愛的,雖然病毒傷害了我的脊髓,但我最有價值的大腦沒有絲毫受到損傷。」他的思維從來不受到藍綠紅意識形態的左右,當他提出要建設台灣為一個(客)製化的生產基地,成為全世界不需要簽證的自由島時,他對台灣司法制度、教育制度、公共安全、以及政治風氣因不符合他的期待而有所批判。他期望台灣中小企業經營者要學會「集中與選擇」的戰略思考,他期望領導人物要成為一個「人格領導者」,這是因為他看到前面幾位財經界先輩的榜樣,希望盡一己之力對台灣的前景擘畫出一幅壯闊的未來,讓我們下一代看到希望。
他是一位言行一致、表裡如一的長者,從中國生產力中心到全球華人競爭力基金會,這麼多年來我比其他人都幸運,能夠在他身邊不斷接受他的教誨,而我對他就像顏淵形容夫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我無法以言語形容他思想與格局於萬一,而這本書的出版,正是讓我更能感受到他人格的魅力與對故鄉的情懷,我衷心的推薦這本書,盼望每位關心台灣這塊土地的人都能認真地讀它與學習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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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剛健文明,應天而時行」的大未來
萬以寧 宏碁電子化事業群總經理
台灣這三十年來,歷經各種內外挑戰、劇烈轉型,石博士在這個洪流中,以他卓越的知識、見識,以及-最重要的--過人的膽識,對經濟的轉型以及企業競爭力的提昇,作出了非凡的貢獻。
無論是早年領導推動的彈性自動化、生產力提昇運動、全面品質管理,或是稍後倡導的企業文化、概念研發、變革領導;都在台灣的產業界產生壯闊深遠的影響。
在另一方面,石博士的關懷層面,隨著台灣環境的丕變,也不得不然的涉及了政治、司法、教育、文化領域;他認為大環境及大方向更是決定台灣未來的因素。然諤諤之言,亦不易突顯、接納於複雜的政治,以及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時代氛圍中。
我想石博士對周遊列國的孔子所謂的「知天命」必然有很深的感觸。「知天命」有兩層內涵;一是體悟人生受限於無常與不必然之命運;一是義無反顧、求仁得仁的使命。知天命的體認,強化了石博士「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意志。近年來,一方面繼續治療身體,一方面更加著書、講學不輟。
「格物而後致知,致知方能格物」。其真義是格除成見私慾後方能致知-﹣尤指致良知。我認識石博士超過卅年,凡事誠實面對真相,傾聽良知的呼喚,冷靜思索答案,雖千萬人吾往矣,是他一貫的風格。部屬、長官都因而稱他為-石頭。在我們心目中,稱石頭比博士較接近「人物」,在論語中稱之為「君子」。
「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石博士一再提到幾位他心目中的典範人物,如孫運璿先生、李國鼎先生、趙耀東先生,並問道:「他們是如何養成的?」工作生涯中,我有幸和這幾位長官偶爾接觸,沒有料到在多年後石博士把答案歸於孔子。書中提到孫運璿先生堅持、努力地從輪椅中站起送客的一幕,我也在現場,為之動容。他當時和石博士之對話當可收錄於當代論語。
經過多年的深邃思考,在盱衡台灣外在環境和內在條件後,石博士為台灣的未來提出一個定位策略,全力成為:
「一個勇於擁抱世界的自由島」。
這個自由島以創新思維,吸引八方的人才來台灣,利用一流的製造能力,創造一個獨步全球的客製服務中心。同時,以孔子思想為基石,打造:
「一個郁郁乎文哉的論語島」。
所謂「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民有恥且格」,以悠美而豐富的文化底藴,透過教育改革和終生學習,讓台灣成為富而有禮,全世界華夏文明的典範!
這是何等的胸襟與器識!
個人以為這樣的定位,
--能為台灣的經濟找到一嶄新的成長動能;
--能爲年輕一代創造更寬廣的發展機會;
--能在國際社會有更高的形象,贏得更多的尊敬;
--有利於社會內部的和諧,以及台灣整體的安全!
近來多談台灣共識,何不思考以此自由島與論語島為內涵,則人民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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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始終如一的人和他的書
大塊文化出版社社長郝明義
一九八七年,我剛結束上一個工作,處於待業狀態的時候,有天接到黄明堅的電話,說石滋宜博士主持的中國生產力中心,想要《生產力》雜誌改版,因此介紹我去一談。
我去見了石博士,和他的大將萬以寧。他們爽快地給了我三個月的試編時間。我也馬上接下了任務。雖然那是我第一次見石博士,對生產力中心也完全不了解,可就覺得那是可以一試身手的地方。
後來我用兩個月時間編出了《生產力》雜誌的改版號,也因而發展出接下來和石博士一起工作了兩年的機會。
那時候的台北,尤其去生產力中心上班要經過的松山機場那一帶,我有些很深刻的記憶。
那是解嚴,以及股市即將首度突破一千點的年代,整個社會的能量都在釋放,充滿著一種變動、騷動的氣息。譬如有個冬日的早上,我在民權東路口等紅燈的時候,突然覺得臉上的皮膚可以清楚地感受到空氣中有一種震動。
還有一次,我曾經搭上一輛計程車,司機有一種你不必開口就知道你目的地的本領。後來我還特別為了這件事情寫了篇文章。
生產力中心本身也是在一個變動的階段。
石博士執行了自動化服務團的任務之後,正在以生產力中心為新的基礎,對外開展為台灣企業服務的新局,對內則在大力改革、擴展。《生產力》雜誌的改版,是他諸多布局中的一環。
我剛開始試編的時候,生產力中心還在使用敦化北路台塑大樓的一層。我在一個獨立而又三面玻璃可以望出去的辦公室裡,看著外面的人忙進忙出,保持著觀察的距離,但也置身其中。
而石博士是那諸多變動與改革的中心。不論是在台塑大樓,還是後來搬到松山機場外貿二館之後的大辦公區的時候,他走路的步伐永遠是快的,說話的聲音也是快的、高的,笑的聲音是大的。
事實上,雖然我在生產力中心工作了將近兩年,有很多和石博士一起工作的機會,但是我對石博士最深刻的三個印象,幾乎都是在最初的三個月裡定下來的。因為那些印象太鮮明,也始終一貫。
第一個印象,是他的衣著。石博士的身材高大,本來就是個衣架子。而他在穿著上,又有自己的講究,所以就穿出一種品味來了。企管顧問與工程師,都穿西裝,但都不免拘謹、制式,甚至連顏色都難免單一。而石博士西裝、領帶的組合,卻總會給人一種恰到好處的鮮艷與明亮的感覺。他對胸巾的選擇與使用,也是在台灣比較少見的。
第二個印象,是他的書。石博士的辦公室裡,主要是書。書架上、辦公桌上、沙發旁的矮几上,到處都是書。英文的、日文的;管理的、非管理的。林林總總。在還沒有網路購書的年代,他的辦公室裡,就總是裝滿了和美、日最新同步的資訊和知識。而每次進他辦公室討論什麼事情,他都總會拿起好幾本最近他出國剛買回來的新書,熱情洋溢地談他的讀後心得。
而石博士還不只是買書、看書而已。他會做筆記,會做投影片,在動員月會上和大家分享。更重要的是,他會立刻拿來用在自己內部的管理上,並推廣給對外部服務的企業。他是一個追求知識的人。
第三個印象,是他的急切,主要是談起台灣的急切。石博士留學、工作都在外國,決定應李國鼎、趙耀東諸位先生之邀,放棄家庭生活與原有的工作而回到台灣,本就是使命感。這種使命感雖然推動他完成了許多艱巨的任務,但是他一腳跨在台灣現實面的種種不足與限制中,一腳又跨在尖端資訊極目於世界最新的發展中,這兩極的拉扯,就使他談起手邊在推動的事情,談起他要打交道的一些人,談起台灣未來的發展,就不免急切。急切中,讓你充分體會到他的熱情與激動。
我離開生產力中心之後,一直和石博士保持聯絡。在我工作生涯中,生產力中心那兩年有很關鍵的意義與作用。所以每隔一陣子,會找個機會去見他。
也就在這每隔一陣的再次見面的時刻,我也總會拿石博士最早給我的那幾個印象對照一下。他真的是始終沒變,一貫如此。
那個愛讀書的人,那個談起台灣未來發展就急切的人。
《台灣大未來》,是石博士把他最新的觀察和思考寫下來的書。他再次把自己的前瞻、熱情和激動,與大家分享的書。
因此我也把我所認識的石博士寫在這裡。